如前文所述，西方言論自由的觀念混濫體制內諫言與制度外譖言的區別。本文則探討言論自由鼓動浮濫議論的社會風氣，促成眾多名嘴不事實務生產，專事空口評論，造成社會嚴重內耗而停滯發展的現象。在此以中國歷史上有關大量議論政治之史實為例，雖原本用意在於激濁揚清、革除積弊，實則都流於交相攻訐、意氣之爭，最終導致政治惡鬥而分裂衰敗的命運。前文第3篇曾以宋明兩代黨爭論述政黨惡鬥之後果，本文則同樣爰引宋明兩代言論浮濫之問題，探討言論自由過度膨脹在政治實務中的弊害。

一、北宋士大夫議論風氣引發新舊黨爭

士大夫官僚集團的出現是宋朝政治的一大特色。士大夫的學識淵博，志向弘大，為北宋初年開啟了嶄新的政治風氣。由於科舉制度的改革與推廣，許多貧寒子弟經由苦讀晉身仕途，破除貴族階級世襲特權。國家公平拔擢人才，人才亦盡力報效國家，終於在宋仁宗時期開花結果。當朝賢臣雲集，皆為一時俊彥，學問品行俱佳。仁宗亦響應開國以來禮遇文人的傳統，為政寬和不專斷，凡事訴諸公議公決，包拯屢屢犯顏直諫，傳為美談，由此開創嘉祐治世。

但在仁宗之後，士大夫議論已開始趨向空泛浮濫並導致分裂。英宗為仁宗養子，其生父濮王應如何追尊稱號，成為議論焦點。分為兩派主張，一派認為英宗既已過繼仁宗，則仁宗當為皇考，濮王則尊為皇伯；另一派則認為生父不可改，濮王應尊為皇考，英宗本人傾向於此。然而兩派僵持不下，曹太后原先支持濮王尊為皇伯，後又下詔支持英宗，尊濮王為皇考。此事前後議論長達18個月，皇伯一派失敗後竟大批官員自請去職，實已流於意氣用事。此問題無關民生大計，屬於英宗家族私事，本當由家屬自行協調，大臣竟以此激烈抗辯爭取，實則藉禮法為名而行派系爭權之實。按皇伯一派主要為親曹太后之勢力，皇考一派則為親英宗勢力，借題發揮鞏固派系，為日後黨爭埋下禍根。

英宗在位僅四年即崩逝，尚未將濮王正式上尊號為皇考，此事遂不了了之。神宗繼位後任用王安石推行變法，守舊派司馬光卻處處與他作對，導致新舊黨爭。王安石與司馬光在年齡上相仿，但做官資歷則稍晚。王安石年輕時主要在地方任職，在明州鄞縣擔任知縣時興修水利、打擊豪紳盤剝百姓，鄞縣鄉民因此幫他立生祠表達極度感恩之意。王安石後來變法時所提出的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稅法等，都是他在地方推行過的實際經驗，也都獲得良好成效。司馬光年輕時在地方的資歷主要為判官，並且較早進入中央，早期擔任史官，後期則任諫官。精通歷史、熟諳法律，使司馬光擔任諫官十分稱職。然而缺乏地方推行改革的實務經驗，使他眼界侷限於學理層次，又自恃學問淵博，必定要在學理上扳倒對方。這便暴露宋朝士大夫不務實際，格局狹隘卻又好談理論的弊病。

司馬光雖表面上看似公正客觀的批判新法，卻已經落入了逢王必反的意識型態中。他在神宗駕崩後受到垂簾攝政的高太皇太后詔請，回朝擔任宰相。然而他在短暫任職的期間內，只是把廢除新法當成唯一目標。新法實行十五年之成效不加以考察優劣，全盤廢除，所有支持新法人士全部貶黜。更從以下兩件事可見他的為人：其一，他將新法推行初期對西夏連戰皆捷所收復的四塊土地又割讓給西夏，結果並未換得和平，西夏反而更加侵略。其二，他竟將王安石初任宰相時登州阿雲殺夫案翻案。該案為登州一位少女阿雲，早年喪父，十六歲時喪母，尚在守喪期間，竟被叔叔許配給村中一老光棍韋大。阿雲不願嫁韋大，於是趁夜持刀去刺殺他。但阿雲畢竟少不更事，只是胡亂砍了十多刀就慌亂離開。韋大並未被殺死，只斷了小指。然而依大宋律法，謀殺親夫是死罪。此事轉呈知州審理，認為尚未正式舉辦婚禮；又阿雲母喪未滿，該婚姻無效；且阿雲符合自首條件等。因此免除死刑，改判流刑。此事上呈中央引起爭議，一派主張應處死刑，一派則支持原判流刑。最後鬧到神宗面前，神宗詢問王安石，主張罪不至死；又問司馬光，主張應判死刑。神宗又徵詢多方意見，最後依王安石主張定讞。阿雲被判流刑後，不久遇到大赦就還鄉了，另外結婚生子。結果十七年後，竟被司馬光惦念，重新翻案。他先廢除神宗頒布關於自首的那條法律，再改判阿雲死刑。正史並未記載是否把阿雲抓回來處死，只是司馬光是判官出身，竟玩弄法律，拿民女性命做祭品。黨爭至此，可謂毫無底線了。

整體來說，北宋一朝仍是賢臣居多，君主多數也都善於納諫，有心改革。只是士大夫的個性總是善於爭論、意見繁多，經常為了一些瑣碎小事爭執不下。原本政府決策考量多方意見為求周延完備，但士大夫往往不願傾聽他人意見，更不願稍有妥協，只管強調自我主張。因此無法折衷調和不同觀點，兼採各方優長，只能將問題推向二元對立的極端層面，與另一方進行決裂式的對抗。司馬光對王安石的徹底否決便是典型案例。爾後黨爭便順著此一路徑持續擴大尖銳發展，終於導致蔡京、童貫全面掌權，徹底清除朝中善類，將北宋推向滅亡。

二、明萬曆年間朝廷言論自由引發東林黨爭

明神宗是明朝在位時間最久的皇帝。他年幼登基，由內閣首輔（相當於宰相）張居正輔政。張居正對嘉靖以來的積弊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使朝政煥然一新。而張居正之所以能夠如此強而有力的推行改革，很大程度基於他對言論進行管制。所有彈劾他的奏章都被他壓下來，他不准任何人對改革進行議論。沒有任何雜音，全國上下都專心一意的奉行政策，果然取得巨大成效。張居正不負顧璘當年將他刻意落榜的栽培，成為挽救晚明國祚的功臣。

但在明神宗親政後，情況出現逆轉。張居正在位期間壓抑的言論頓時爆發出來，先前受到損害的官僚和地主紛紛上書告發張的罪狀，是非曲直混淆不清，竟將他抄家奪爵。此後言論一發不可收拾，人人都視專制獨裁為萬惡淵藪。明朝皇權雖大，神宗在此時也不敢自專，聽任言論自由發表。弔詭的是，神宗親政四年後卻不明原因罷朝了。有些說法是他健康不佳，有些則說他因為立儲問題跟大臣賭氣。總之在萬曆十五年後他便不再上朝，所有奏章呈入也不予批閱，只有極為重大的事件他才稍做裁示。此後直到萬曆四十八年駕崩為止，長達三十多年朝廷處於無人主事狀態，官員每天在朝上自行議事，但最後都無人決斷。甚至官員去職或退休，也不處理人事任命，導致「曹署多空」，愈來愈多職務懸缺的現象。

這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言論自由時代，任何人在朝廷上發表任何言論都不會獲罪。但三十年下來的結果，明朝不但沒有發展更好，反而耗盡張居正時期積攢的所有基底，導致天啟初年農民革命爆發。究其原因，每當內閣大臣在朝廷上提出政策方案或建議，必然會遭到來自言官的某些反對意見。然而當反對者大肆批評攻擊，卻無人主導決斷時，該方案必然無法執行。當言官與閣臣的對立趨向激烈時，沒有人願意再多管閒事，勇於任事者都被攻擊得體無完膚，許多人因不願名譽受損而自請去職。有能力會做事的人紛紛掛冠離去，留在朝廷的都是一些只會空口議論卻缺乏實際能力的庸才，自然陷入空轉內耗。

萬曆十九年時一位名叫許國的內閣大學士曾上疏說：「昔之專恣在權貴，今乃在下僚；昔顛倒是非在小人，今乃在君子。意氣感激，偶成一二事，遂自負不世之節，號召浮薄喜事之人，黨同伐異，罔上行私。其風不可長。」深刻指出言論任意發表實為顛倒是非，自負高節實則輕薄好事的佞倖之徒藉機崛起，從而引發黨同伐異的亂象。許國上疏完便請辭了，之後果真如他所說，東林黨形成並產生激烈黨爭。

東林黨在當時雖自視為清流，但他們除了言詞激烈批判弊端、嚴厲排他以外，並沒有太多實質建樹。東林書院的創始人顧憲成年輕時即標榜氣節，以抗爭強權為尚。他看不慣張居正壓抑言論的作風，因此東林書院的基本信仰便是激烈抗辯、打倒威權，以此為正直節操的標準。然而他們除了言詞激烈以外，實在眼界有限。神宗親政後由於推翻張居正執政時期綜覈名實的措施，導致官員貪污再起，地方豪紳規避納稅，加以遼東戰爭等因素，朝廷財政嚴重虧虛。神宗於是採用礦監稅使向地方額外徵稅。原本礦稅屬工商稅，本應加徵，但皇帝卻不依正規管道徵稅，而派太監另行收稅。太監紀律腐敗，以暴力搶劫方式橫行聚斂，引發極端民怨甚至民變。東林黨對此嚴厲批判，要求廢除。

但東林黨只是要求不能收礦稅，卻無法開闢其他財源，於是只能加重田賦（農民稅）。遼餉、練餉、剿餉的先後開徵，都是從農民身上榨取。東林士人多為官宦地主世家，官宦享有免稅特權，地主則把稅賦轉嫁農民或以多報少，他們都可以不用繳稅或繳很少的稅。而他們所經營的生意也不用加徵工商稅，於是只能不斷拿農民揩油。明朝初年人口稀少，商業蕭條，國家的稅收卻比晚明時期還多。可見晚明的稅賦極度不均，富商巨賈只繳很少的稅，官員貪污私吞的稅收更不計其數。農民稅賦則不但名目繁多，加徵還是以十戶為單位連坐制，一戶逃亡其餘九戶要分攤不足部份，逃亡戶數愈多，其餘鄰居負擔愈重。最終導致大量農民集體逃亡，投靠流寇。東林黨對此稅賦嚴重不均的現象無所改革，只是不斷要求不能「與民爭利」的徵收工商稅。

魏忠賢曾說東林黨人「志大才疏」，總是只能議論瑣碎問題，而無法提出整體改革方針。並且在全面執政時期極力排他，高度獨裁不容許任何反對意見，甚至主動壓迫政敵。崇禎皇帝在執政末期懷念起魏忠賢，命人將他的屍骨移到京師厚葬。清兵入關後，東林黨人竟大量投效滿清，反而閹黨還有人起兵勤王。崇禎最後於是發出「文人皆可殺」的喟歎。

三、結論

任何言論都是一種帶有目的性的操作。即使是學術論文或司法審判的論述，也只是相對客觀，很難避免帶有主觀性。語言本身就不是完美的表達工具。至於政治方面的言論，背後目的則通常極其鮮明。讀書人學識豐富，能夠引經據典的論述自我立場，但並不表示他的論述動機是以公共利益為前提，反而多半只是為了個人的意氣之爭。許國說的「專恣、顛倒是非、浮薄喜事、黨同伐異、罔上行私」，才是士大夫發表言論的真實寫照。

王安石、張居正是真正會做事的人。他們在擔任宰相或內閣首輔之前都具有豐富的行政實務歷練，在地方的政策執行也都相當成功，因此才將其引入中央推行改革。與此相反，司馬光、顧憲成則是學識豐富卻缺乏深厚行政實務經驗，又不能客觀審視改革效益，只會在別人努力的成果上吹毛求疵，在枝末問題上鑽牛角尖大肆批判，完全無視於社會整體獲得的改善。而他們帶動以個別弊端否決全體方案的風氣，使得無人能再進行改革，他們自己也沒有能力改革，終至空耗停滯。

就人性角度分析，小人善於製造言論。人與人相處如果發生摩擦，小人的反應總是把所有過失推到對方身上，把自己塑造成完全無辜的樣子。君子則善於承擔責任，甚至把對方的疏失也攬到自己身上。由此可見，愈是製造言論攻擊對手，愈是小人性格。他們表面聲稱維護公理正義，其實只是為了擊倒對方。因此當言論發表愈浮濫激烈，愈造成小人掌握話語，顛倒是非，得到權勢。君子潔身自愛，遠離是非之地，愈多言論便使正人君子愈加隱遁離去。從宋明兩代言論浮濫的問題很清楚的證明此一事實，台灣從解嚴以後的發展也是如此。社會愈崇尚民主自由，投機詐騙的小人愈加橫行放肆。台灣人卻仍迷信言論自由能夠促進社會發展，實則愈加混淆是非，終致徹底衰落。

【戊戌薪傳集】系列文章目次
01發揚戊戌風骨取代五四俗流，傳承中國傳統文化價值（並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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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從新中國民主選舉制度反思台灣惡質選舉文化
https://blog.udn.com/bemoreheart/170302853
03從宋明兩代黨爭反思台灣政黨惡鬥現況
https://blog.udn.com/bemoreheart/170604370
04論新中國政黨協商制度之完滿盡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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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由新中國監察制度之法治精神反思台灣監察權渙散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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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由春秋戰國時代私權凌駕公權亂象反思媒體自由之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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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由新中國對網路祖安文化清理管制反思台灣放任言論自由之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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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從新中國媒體政策之恢弘開闊反思台灣媒體之猥瑣卑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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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論中國儒釋道三家思想本具之社會主義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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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論西方現代價值觀對世風之敗壞與提倡中國傳統道德自律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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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論西方言論自由之本質問題及中國傳統諫諍之言論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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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從宋明兩代言論浮濫問題反思言論自由之弊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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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從中國重視遵循制度之政治傳統論西方民主政治並非避免獨裁之關鍵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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