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郵報近日報導，大學生憂鬱問題嚴重，全美大學心理健康中心現在都人滿為患。

看到這則報導，我心中百感交集。二十年前，我逃離了有嚴重暴力問題的家庭，隻身赴美求學，抱著再也不回台灣的決心。但是，求學的過程卻沒有我希望的順利。

根據美國移民局的規定，留學生必須維持全職學生身份、3.5的平均成績積點，才能保持合法的居留身份。當我第一個學期，有一門科目沒有達到80分（表示積點低於4），我非常慌張，因為過度擔心會被遣返，我跑到教授的辦公室裡爭分數，甚至哭起來。那中年女教授看著我，她的鏡片很厚，但擋不住她驚愕的眼神：「我不知道妳反應為什麼這麼大，這並不是特別不好的成績。」

然後，她抽了一張面紙遞給我，很溫和地說：「妳可能有點憂鬱的症狀，我寫個條子，讓妳去心理健康中心諮詢一下好嗎？」

那是2000年代早期，我第一次聽到「憂鬱症」這個名詞，愣了一下。我很抗拒地說：「不要，我很正常，我只是不想回台灣⋯⋯」我想起自己都已經年過二十，仍然經常遭到父母的辱罵毆打，一時之間委屈不已，更加無法控制得大哭起來。

「憂鬱症不是什麼不正常的事，我不知道你們亞洲人怎麼看這件事，但是在美國，很多人都會去給心理醫師諮商，這很普通，沒什麼的。」

然後她提筆寫了一張條子，遞給我，說：「拿去吧，妳想一想，去心理健康中心聊一聊，先去一次就好。覺得有幫助可以再多去幾次，覺得沒有幫助就不必再去，妳已經是個大人，這件事妳可以自己決定。」

當天下午，我走進了學校的心理健康中心。當時的我，還不知道，自己會就此展開長達五年的憂鬱症療程。並且經過這個療程，我才走出童年陰影，走入婚姻生活，從自暴自棄的受虐兒，變成溫和堅定的母親。

從某一方面來說，赴美留學帶給我最大的收穫，不是名門私立大學的文憑，而是失而復得的心理健康。從這樣的親身經驗，我深切明白校園心理健康中心對學生的重要性，因此當我看到大學心理健康中心人滿為患、諮商師工作量超過負荷時，深感憂心。

兒少焦慮及憂鬱的比率，已經持續攀升好幾年。美國大學心理諮商師協會指出，因為大學生憂鬱症人數暴增，很多大學已經無力繼續提供學生一對一諮商，而改用小組療法。身為曾經的憂鬱大學生、現在的教育記者及兩個孩子的媽媽，我想呼籲爸爸媽媽們多關心大學生的心理健康問題。

美國大學生心理諮商師協會主席貝卡·史密斯（Becca Smith）指出，很多大學生遇到困難，不敢跟父母說，寧可直接求助大學裡的心理健康中心，是造成大學心理諮商師負荷過重的主要原因之一。很多大學生擔心父母知道自己的情況後會生氣，但事實上，像我爸爸媽媽那樣的父母畢竟是少數，史密斯說：「多數家長其實都很願意提供孩子支持。」

身為父母，我們必須讓孩子知道：不論發生什麼事，爸爸媽媽都支持他也願意幫助他。這是鞏固孩子心理健康的第一步，也是減輕大學心理諮商師負擔的具體方法。

願我們的孩子，都能拋開憂鬱，享受美好的大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