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cerpt：普魯斯特和名字

總之，他們總裹著中世紀神秘的外衣，像受到夕陽的沐照似的，沉浸在“芒特”這兩個音節所放射出來的桔黃色的光輝之中。但是，儘管如此，作為公爵和公爵夫人，他們在我的心目中畢竟實有其人，雖然他們與眾不同，從另一方面來說，他們的公爵身分使他們的形象極度地膨脹，變得虛無縹緲，足以容納下他們的爵號後面那個顯赫世家的姓氏——蓋爾芒特，容納下“蓋爾芒特家那邊”所有的一切：明媚的陽光，維福納河，河上的睡蓮，岸邊的大樹，以及那麼多晴朗的下午。
(p.186-187 追憶似水年華 I 在斯萬家那邊 聯經版 1992)

這篇文章收錄在 Roland Barthes 知名的結構主義文學宣言《寫作的零度》之中，雖然理解困難，不管是因為柏拉圖《克拉底魯斯》篇有關命名的哲學議題不時穿插其中，或是「能指」與「所指」的語言學術語讓人暈頭轉向，但經過自己努力爬梳出來的幾句重點摘要，個人還是認為本文頗值得分享。


書名：寫作的零度
篇名：普魯斯特和名字
作者：羅蘭‧巴爾特
譯者：李幼蒸

我們在此並不打算按照普魯斯特的生平順序來解釋其作品。我們只關心內在於話語本身的行為 (因此是詩學性的、而非傳記性的行為)，不論話語是敘事者的還是普魯斯特的。但是，支配著兩種話語的這一同態關係 (homologie) 顯然要求一種對稱的結局：通過 (在敘事者處) 回憶形成的寫作，應該對應於 (在普魯斯特處) 某種類似的發現，後者，在其最近的連續性實踐中，適宜於最終形成《追尋》的全部寫作。那麼，什麼是偶然事件呢？ 它不是傳記性的，而是創造性的，它把已然構想、試驗、但還未寫出的東西集成為一部作品。什麼是其中的新黏合劑呢，它可賦予如此多散亂的、不連續的單元以組合段的同一性？使普魯斯特能夠講述他的作品的原因何在呢？簡言之，對稱於敘事者在蓋芒特的上午對回憶進行的探索和利用過程，作家究竟發現了什麼呢？

敘事者話語和普魯斯特話語是同態型的 (homologues)，而非模擬型的 (analogues)。敘事者將要寫作，但此未來式使敘事者停留在一種存在之秩序中，而非停留在一種言語之秩序中。他與其交手的對象是心理學，而非技術學，普魯斯特則相反，作為作家，他與其交手的是語言學範疇，而非行為範疇。回憶屬於指涉性世界，後者不能直接成為話語的單位，普魯斯特所需要的則是某種嚴格詩學性的因素 (在雅各布森賦予此詞的意義上)。不過這個語言學特徵，像回憶一樣也必須共有構造小說對象之本質的力量。但是存在有一個語言單元類，它在極高的程度上具有此連續性力量，這就是專有名詞類。敘事者在回憶中識別出專有名詞具有三種屬性：本質化之力 (因為它只能指示一個所指者)，引述之力 (因為人們在說出它時可以為包含在其內的一切本質任意定名)，探索之力 (因為當人“展開”一個專有名詞時有如在進行一次記憶)。在某種意義上，專有名詞就是記憶的一種語言形式。同理，”展開”《追尋》的 (詩學的) 事件，就是去發現名字。顯然，自從 Contre Sainte-Beuve 以來，普魯斯特已經在處置某些名字 (Combray、Guermantes)，但只是在1907-1909 年期間他才大體上為《追尋》構成了一個人名系統：發現了這個系統以後，小說的寫作很快就進行下去了。

普魯斯特的作品描述了一種規模巨大的、不停頓的探索。這一探索 (在愛情中，在藝術中，在浮華社會中) 永遠認定兩種因素：虛幻和欺騙。從這兩種因素中產生出寫作之真理。但是，在真理出現之前的夢幻與蘇醒之間，普魯斯特的敘事者必須完成一項意義含混的任務 (因為通過誤解才能通向真理)，這就是堅持質詢記號的問題：從藝術作品中產生的記號，從所愛的事物中產生的記號，從常去之地產生的記號。專有名詞對他來說也是一種記號，但當然不是一種簡單的指號 (indice)，後者不意指 (signifier) 而是指示 (désignerait )，如從皮爾士到羅素所慣用的這些概念所說的那樣。專有名詞像記號一樣，也經受一種探索，一種破譯：它既是一種’‘環境” (在生物學的意義上)，也是一種珍愛的東西；對前者來說，它須沉浸於環境之內，無限地滲入它所承擔的一切夢幻之中；對後者來說，它被壓縮，被醺香，要被安排成像一束花似的展開著。換言之，如果這個名字 (從此以後我們將稱之為專有名詞) 是一個記號，它會是一個龐大的記號，一個永遠充滿著龐雜語義厚度 (épaisseur) 的記號，對此記號的任何使用，都不可能將其還原、鋪平，這正好與普通名詞相反，因為後者按照組合段規則只能提供一個意義。普魯斯特的名字本身，在一切情況下都只相當於字典內的一個完整欄目：蓋芒特 (Guermantes) 名字立即包括記憶、習慣、文化所可能賦予它的一切內容。它並不接受任何選擇性的限制，它所在的組合段對它無關緊要。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它是一種語義學怪物，因為，儘管具有普通名詞的一切特徵，它卻能存在於和作用於任何投射性規則之外．這就是它作為“超語義性”(hypersémanticité) 現象的位置所付出的代價 (或懲罰)，而且這也使它當然地更接近於一種詩學語言。

……

......由於專有名詞稟具一種無限豐富的催化作用，因此，在詩學上，可以說，整部《追尋》都是從幾個名字中產生的。
但是，這些名字的選擇或發現，必須慎而又慎。在普魯斯特的名字理論中出現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如果說不是語言學的問題，至少也是符號學的問題：記號的理據性 (motivation) 問題。當然，這個問題多少是人為性的，因為它實際上只是針對小說家提出的，後者有自由 (但也有義務) 去創造既新穎又“準確”的名字。而實際上，敘事者和小說家按相反的方向走著同一路徑，敘事者相信他可以從所與的名字中破譯出在能指和所指之間，在 Parma 的聲音色調和其內容的紫色甜蜜性之間存在的某種自然的類似性。而小說家由於必須發明出同時具有諾曼底、哥特和季風等特點的地點，就應該在音素總譜中尋找某種與這些所指之集合相對應的聲音。敘事者在解碼，小說家在編碼，但均相關於同一系統，而此系統從某一方面說即是一個具理據性的 (motive) 系統，它建立在能指和所指之間的一種模仿性關係上。編碼者和解碼者在此可能均接受了克拉底魯斯的斷言：”名字的特性在於代表實際事物。”普魯斯特只是把小說家的一般藝術方法加以理論化，對他而言，專有名詞是一種模擬 (simulation)，或者像柏拉圖所說 (不無可疑)，一種“‘假象效應 (fantasmagorie)"。

……

普魯斯特的名字標記法似乎是這樣組織的，它似乎最終構成了《追尋》的開端：對普魯斯特來說是在擬制名字系統，對我們來說是在把握小說的基本意指方式、它的記號框架、它的深層句法。因此我們看到，普魯斯特的名字充分運作於記號的兩大維面上：一方面，它可以單獨地、“在自身”被讀解，像是一個完整意指過程 (Guermantes 包含著若干修辭格)，簡言之像是一個本質 (一個“原初的實體”，普魯斯特這樣說)，或者也可以說．像是一種不在 (absence)，因為記號所指物並不存在。另一方面，它通過其同類詞與承擔著換喻關係，為故事奠定著基礎：斯旺 (Swann) 和蓋芒特 (Guermantes) 不只是兩條道路，兩個方面，它們也是兩種記音法，正像 Verdurin 和 Laumes。如果在普魯斯特那裡專有名詞具有這種普遍功能，大致可概括整個語言，乃因它的結構符合於作品的結構：一步步進入名字的意指過程 (就像敘事者一直在做的那樣)，這就是開始進入世界，這就是學習如何破譯其本質：世界的 (愛情的、塵世的) 記號，是由與其各種名字相同的諸階段所組成。在事物和其表象之間展開了夢幻，正如在所指者 (référent) 和其能指 (signifiant) 之間插入了所指 (signifié) 一樣：名字什麼也不是，如果我們不幸把它直接與其“所指者”相聯結的話 (在現實中蓋芒特公爵夫人又是什麼呢？)，也就是如果我們忽略了它所含有的記號性質的話。因此，所指就是想像作用之位置，無疑這正是普魯斯特思想的新穎之處，這也就是他為什麼，極具歷史意義地，改換了現實主義古老問題的理由；現實主義，在他之前，只是運作於所指者層面：作家不是處理事物和其形式的關係 (在古典時代人們稱之為作家的“描繪作用”，或作家的“再現作用”) ，而是處理所指和能指之間的關係，也就是處理一種記號的關係。正是對於這種關係，普魯斯特，在其對名字的思考中，以及就其將此字源學討論影響到布里紹 (Brichot) 而言，不斷地提出了一種語言學理論：名字將無任何意義，如果作家不賦予它一種象徵性功能的話。

以上論述並不只是受到列維-斯特勞斯以來我們對專有名詞之非指號性的、能指的特性的之關注所影響。我們也強調普魯斯特所使用的名字 (和記號) 所具有的克拉底魯性質：不只是因為普魯斯特把能指和所指的關係看作理據性的，能指摹寫著所指，並在自己的物質形式中複製著事物的所指本質（而非事物本身），而且也因為，對於普魯斯特正像對於克拉圖魯斯一樣，“名字之德性在於教誨”：存在有一種名字的“預備學”(propédeutique)，它通過往往是變化多端、曲曲折折的漫長道路才通向事物的本質。因此，人們不可能比普魯斯特的作家概念更接近克拉底魯的立法者，即名字建立者 (demiourgos onomaton) 的概念了，不是因為他自由地發明了自己喜愛的名字，而是因為他必須“言之有據地”發明它們。這種現實主義 (就此詞的經院派意義而言) 認為名字是觀念的“反映”，現實主義在普魯斯特那裡卻具有了一種極端的形式；但是人們會質疑這種現實主義是否多多少少有意識地也出現在一切寫作行為中，並質疑作為一個作家是否真的有可能，在某種意義上，不相信名字和其本質之間存在有一種自然關係：詩學功能，在此詞的廣義上，於是被一種克拉底魯的記號意識所規定，而作家將被看做是此偉大古老神話的宣解員：他宣稱言語模仿著觀念，以及，與語言科學的說明相反，記號是理據性的。這種認識將使得批評家傾向於進一步從神話觀點來讀解文學，這種神話觀點確立了文學的語言，並破譯著文學字詞 (它們再也不是用在通常的意義上了)，但不是像字典學家所說明的那樣，而是像作家所構造的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