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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6/06 04:56:22瀏覽147｜回應0｜推薦8 | |
| Excerpt：安托萬‧孔帕尼翁的《從福樓拜到普魯斯特：文學的第三共和國》 關於普魯斯特的研究專書，還能繼續閱讀多少呢？ 儘管閱讀意志可以支持下去，但要保持相同的閱讀熱誠卻是不太容易啊。 本書作者安托萬·孔帕尼翁 (Antoine Compagnon)，曾任法國索邦大學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2022年當選法蘭西學術院院士。 近年來研究普魯斯特或是其他法國作家如蒙田、波德萊爾，都可以發現他的名字。非常期待未來能夠出現更多他的專論作品。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CN11839922 從福樓拜到普魯斯特：文學的第三共和國 作者：安托萬‧孔帕尼翁 (Antoine Compagnon) 譯者：龔覓 出版社：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出版日期：2023/01/01 在經歷了“年鑒學派”和“新批評”浪潮之後，本書作者以20世紀晚期視角，重繪從普法戰爭到一戰前後，即“從福樓拜到普魯斯特”時代法蘭西“學者共和國”全景圖，大量史料呈現出第三共和治下史學與文學的分合、社會學教育學等新興學科的誕生、大學體制的轉型重構、德雷福斯事件和政教分離中的意識形態光譜，並勾勒出泰納、布呂納介、朗松、塗爾乾等一眾活躍在世紀之交的法國學者群像。在某種意義上，本書甚至可以被當作一部理想的現代小說閱讀。 【Excerpt】 〈普魯斯特之一，反對閱讀〉 沒有閱讀，就沒有寫作。這是薩特《什麼是文學》（Qu’est-ce quela littérature）一書的中心論點。「創作行為只不過是作品生產過程里的一個不完整的、抽象的時刻；如果世上只有作者，那麼他可以隨心所欲地寫作，但是作為‘對象’的作品就永遠不會問世了……寫作行為必然牽連著閱讀的行為，閱讀是寫作行為的辯證的關聯品。」 自然，也有另一種觀點，它出自馬拉美的《關於書》（Quant aulivre）:「書冊是沒有人稱屬性的，就像它會與作者脫離一樣，它也不會呼喚讀者……作為事實，作為存在者，它總是遺世獨立。」只要作者寫出了一本書，它的存在就不需要以讀者為前提。書存在，寫作行為是一種自在的存在，它並不要求任何形式的閱讀。 於是，按照薩特的社會學和辯證法的邏輯，「寫作的證明在於閱讀」；馬拉美式的本體論和唯心主義則相信「寫作的證明在於寫作」。可還有第三條道路，即「閱讀的證明在於寫作」。這一主張符合經驗主義、反理智主義的路徑，因此它最好用實用主義的語言——英語來表述（The proof of the reading is in the writing）；此外，它也符合普魯斯特這位眾人皆知的熱愛英語文化的作者的口味，特別是它正好與普魯斯特對一切沒有創造性可言的閱讀的不信任相吻合。 當然，我們還可以設想第四種可能，它讓我們想到格特魯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的主張。對普魯斯特來說，「閱讀的證明在於寫作」抑或「反對閱讀」的說法，意味著把他親自構想的兩個標題組合在一起。其一是《駁聖勃夫》：普魯斯特曾設想過把《駁聖勃夫：一個清晨的回憶》（Contre Sainte-Beuve. Souvenirs d’une matinée）這一標題用在一部混合體裁的作品上，他從1905年開始就在構思這本書，並且在1908年和1909年實際投入了寫作。其二是《論閱讀》（《Sur la lecture»），這個標題原用於普魯斯特為自己所譯的約翰·羅斯金的《芝麻和百合》（Sésame et les Lys）一書所作的序言，不過該文雖在1905年後連載於期刊，但後來收入《戲作與雜文》（Pastiches et Mélanges）一書時改名為《閱讀之日》（《Journées de lecture»）。 《論閱讀》與《駁聖勃夫》，再加上若干戲擬式的仿作，便是普魯斯特在全力投入《追憶》的寫作之前的主要工作，也是他從「翻譯他人」轉向「表達自我」的關鍵階段：1906年，當他喪母后不久，普魯斯特在致與他合譯羅斯金作品的瑪麗·諾德林格（Marie Nordlinger）的信中說得很清楚：「我已永遠結束了翻譯他人作品的工作，儘管我媽媽很喜歡我這樣做。至於表達我自己，我已經失去了勇氣。」1904年之後，他還對諾德林格講過，他們一起從事的翻譯工作主要是一種消遣，「我想，我會拒絕一家威尼斯書商的請求，他們要我再去翻譯羅斯金的《聖馬可的安息地》（Saint Mark‘ rest）。如果不這麼做，我大概至死都無法通過寫作表達我自己。」 由此我們就會懂得，《論閱讀》和《駁聖勃夫》之所以被視為關鍵性的文本，正是因為它們恢復了作者的勇氣和通過寫作、通過小說形式表達自我的意志。按照普魯斯特的構想，《駁聖勃夫》本應通過與母親對話的形式對聖勃夫的方法展開批評，用作者對阿爾弗雷德·瓦萊特的話說，它會是一部「真正的小說」。事實上，也正是這部源自批評隨筆的「真正的小說」最後昇華為《追憶》，而在真實的《駁聖勃夫》一書裡，被論述的主題是文藝美學，或者更確切地說，是敘述者所使用的技藝。 如果說《駁聖勃夫》是《追憶》最終告成的前提，那麼《論閱讀》的決定性的分量也同樣不可輕忽。不過，這主要不是因為這篇文章提前道出了《駁聖勃夫》的論點，即「聖勃夫誤讀了他的時代的幾乎所有的大作家」，也不是因為它對童年的描述預告了《在斯萬家那邊》；我們毋寧說，這篇文章的價值在於它和《駁聖勃夫》一樣採取了「批駁」的立場。它懂得「否定」的意義，在其語境中，其矛頭指向了閱讀行為。它彷彿暗示我們，對閱讀行為——恰切地說是某些特定類型的閱讀行為——的揭露或者放棄乃是從事寫作的一種前提、一個條件，似乎普魯斯特就該提前否棄閱讀，否則就難以投身寫作。後來，作家在《重現的時光》中寫道：「我們只有放棄自己心愛之物，才能有朝一日重新擁有它。」凡此論爭性的措辭不免有誇大之處，而我們唯有潛心深思，方能逐漸領悟普魯斯特最終希望達到的是怎樣一種「好的閱讀」——作家後來在《追憶》終篇之處頌揚了這種理想的閱讀，它的對象必得是那些能夠真實表達自我的人的「內在的書」：「這樣的閱讀本身就是創作。」 我們在此討論的是普魯斯特對閱讀的感受以及圍繞這種感受產生的諸種觀念。從《追憶》開篇處，從它的第一頁起，敘述者入睡時就總是手不釋卷：「睡著的那會兒，我一直在思考剛才讀的那本書，只是思路有點特別；我總覺得書里說的事兒，什麼教堂呀，四重奏呀，弗朗索瓦一世和查理五世爭強鬥勝呀，全都同我直接有關。」此處，生活與閱讀已經融為一體，閱讀成為《追憶》的一個基本題材，也是其意義生發的扭結之一。不過，我們也需要避免普魯斯特批評中那種將作品等同於「護教論」（pologétique）的傾向，按照這種已成俗見的看法，「閱讀」簡直就是《追憶》的中心主題——普魯斯特被視為法國文學史上繼蒙田之後的又一位偉大的讀者，導致《追憶》全書充滿了引文、指涉和隱喻，其「互文本」龐雜無比，成為一種不可思議的豐富的綜合。可事實上，這樣的結論很難證實，而且我們有必要把閱讀對普魯斯特的寫作所具有的「質的意義」與作者具體的閱讀和《追憶》的「互文本」所具有的「量的意義」區分開來。在世紀之交的那代人中，論對有產者文化傳統之掌握，普魯斯特可謂罕有其匹，他的家庭環境使其非常熟悉經典的文學作品，而學校教育對他而言相對沒有那麼重要，也不是他最瞭解的領域。如果說我們感覺其小說世界里的學術世界在比例上並沒有那麼突出，那是因為其中如頹廢派文學等主題在20世紀已經沒落，不為今人所熟知。對他筆下的音樂、繪畫，我們也可作如是觀。 （9）閱讀《追憶》 《追憶》至今仍是一個值得追問的謎，甚至是一個不可解之謎。倘若除了寫作，沒有其他的閱讀方式配得上它，如果其他的閱讀方式都是被動的、偶像崇拜式的，那麼究竟什麼才是適合《追憶》的讀法？難道《追憶》僅僅是為其他作家而寫的，或者只為孩童、蓋爾芒特親王之輩而作？ 在《重現的時光》的最後幾頁，普魯斯特陳述了他自己對《追憶》全書讀法的設想，不得不說他的表述相當嚴密，甚至可說是過分地嚴謹，這意味著作家本人的設想與讀者們的預期並不相投。在贊頌了那些宏偉如大教堂一般的偉大著作之後——不要忘記《論閱讀》一文曾把拉辛、聖西門的作品與古代建築相提並論——普魯斯特對自己提出了相反的評價：「不過回過頭來說我自己，我對自己的作品實不敢抱任何奢望，要說考慮到將閱讀我這部作品的人們、我的讀者，那更是言過其實。」我們很難忽視這句話裡的雙重否定：作家在否定自己作品的同時，也否認了讀者與作品的正面關聯。普魯斯特當然並不像馬拉美一樣，視讀者為無關緊要的人群，但他的確將讀者的注意力從作品遣返回他們自身：「因為，我覺得，他們不是我的讀者，而是他們自己的讀者。」這句話倒是和《追憶》對敘述者的閱讀史的描述相一致，因為後者在書中追尋的的確是他自己的生命歷程。戀書癖一直引誘著敘述者，在他的世界中揮之不去，但他也的確在抵制這一誘惑：「然而，哪怕只是為了看一眼以前閱讀的時候還沒有插入的圖像而打開這些書，都讓我感到十分危險，以致即使在這個我唯一能夠理解的意義上，我都可能會失去當一個書痴、珍本收藏家的願望。」通過小說敘述者與戀書癖的雙重關係，普魯斯特驅使他自己的讀者與偶像崇拜展開一種類似的狡詐的遊戲。 在主題層面，《追憶》中的同性戀問題彷彿扭曲視覺形象的稜鏡，讀者也可以透過它瞥見書的情貌。在《重現的時光》上文一處提及此問題的段落里，普魯斯特寫道：「作家不應因為性慾倒錯者給他筆下的女主角裝上副男性面孔而感到氣惱……作家只是沿襲慣例，用寫序言和題獻的那種言不由衷的語言說了一聲：‘我的讀者。’實際上，讀者在閱讀的時候全都只是他們自己的讀者。」作家甚至直接借助與視覺有關的比喻意象來思考什麼是讀者自反性的閱讀：「作品只是作家為讀者提供的一種光學儀器，使讀者得以識別沒有這部作品便可能無法認清的自身的那些東西。」在另外一處地方，他又說「有了我的書，我才能為讀者提供閱讀自我的方法」，於是他的作品就好像「放大鏡一類的東西，像貢佈雷的眼鏡商遞給顧客的那種玻璃鏡片」。無論我們談論的是一般意義上的書，還是小說敘述者將要寫出的那本書，都面臨這樣一個疑問：如果一味把讀者反推向他們自己，那麼這是否意味著作家要推卸自己的責任呢？隨著行文的繼續，小說末尾越發把讀者推向他們自身。敘述者在向作家轉換的過程中，總是牽掛著這本書，「我的書」——「我的書」一語成了《重現的時光》終篇處的主旋律——可他卻並不考慮讀者或者閱讀行為。讀者們彷彿成了一群不速之客，普魯斯特好像一心要將他們拒之千里：「所以，我不要求他們給我贊譽或對我詆毀，只請他們告訴我事情是不是就是如此，他們在自己身上所讀到的是不是就是我寫下的那些話（再說，在這一方面可能出現的分歧也並不一定純然是由我的差錯而引起的，有時還可能是由於讀者的眼睛還不適應於用我的書觀察自我）。」在別處，敘述者又說道，作者應該「給讀者留出最大的回旋餘地，對他說：‘您自個兒瞧瞧吧，如果用這塊鏡片能看得更清楚的話，就用這片鏡子，要不試試那一塊’」。這便是普魯斯特心中的讀者的目光以及書這部「光學儀器」。如果讀者與作者能夠心有靈犀，相得益彰，那固然最為美妙；如果不能，誠為可惜，但無論讀者還是作者對此都沒有責任，本屬無緣之人，即便換一本書也不會有什麼不同。 上面所引諸段落會不會包含了太多限制和負面因素，以至於無法用字面含義去理解？很奇怪，作者、讀者和書看上去有可能壁壘分明，但它們又竟然會在一本深植於我們每個人身上的「內在的書」里相互交融，乃至喪失彼此的特質，取消彼此的身份，而對這一「內在的書」的閱讀就是寫作，它的寫作則是閱讀。或者，一言以蔽之，創作——無論寫作還是閱讀本質上都是創作——只有以翻譯的形式出現才是可能的：「我發現這部最重要的書，真正獨一無二的書，就通常意義而言，一位大作家並不需要去杜撰它，既然它已經存在於我們每個人的身上，他只要把它轉譯出來。作家的職責和使命也就是譯者的職責和使命。」與這源自每個人靈魂深處的獨一無二的書相比，展現在我們面前的這本書似乎輕如鴻毛。於是自相矛盾的是，《重現的時光》表述的關於書的理論卻在否定這本書，否定這本以詞語寫成的實在的書及其閱讀和寫作行為；而在否定的同時，這一理論又轉而擁抱一種神秘莫測的交流行為，普魯斯特在談論音樂時對此言之甚詳：音樂「也許是所謂心靈交流的唯一實例，如果沒有語言的發明、文字的誕生和思想的分析的話」，「音樂彷彿是一粒沒有開花結果的種子，只因人類走上了別的道路，即口頭語言和書面語言的道路。」如果實在的、詞語寫成的書真會被非語言的、非物質形態的理想之書否棄，那麼寫作和閱讀合二為一的終極狀態又有何益？在這種前提下，閱讀和寫作的對象「內在之書」，就成了《追憶》從開篇起就不斷指涉的那不可言說的理想的最後變體，正是由於這一理想境界——我們可以將其視為閱讀和生活本身的融合——的存在，敘述者才意識到寫作終究是不可能的。不過，這也就是「理想」理論的最後的表達形式了，畢竟《追憶》在終篇時並沒有一味扮演天使的角色，只以尊崇彼岸為能事，它同樣也在強調勞作的實在性和寫作的物質性，例如，它有時也不再參照那「獨一無二」的、神秘的書，而是借助其他內容豐贍的作品，如《一千零一夜》或者「也是用夜晚寫成的聖西門的《回憶錄》」來評判自身。 「我的書」，「我的書」……《追憶》的結尾處不厭其煩地重復著這個短語，卻同時將「我的書」理想化、非實體化，彷彿在現實中閱讀成了寫作自身的盲區，寫作遭遇了閱讀構成的桎梏，尤其當寫作在原則上就拒斥一切非寫作的閱讀時更是如此。普魯斯特不會向序言之類例行公事、言不由衷的程式屈服，他在小說中塑造出貝戈特、埃爾斯蒂爾和凡德伊，正是以此寄寓自己的理念：此輩「天才人物」不容於時人，注定只有後世讀者才能理解和接受他們。寄望於後世，無疑又是規避現實中寫作與閱讀間矛盾的又一策略。但這一切彷彿又是在說：「我的書」在終極意義上是不應該存在的，即便它真正存在，也不會是理想的那本書。 事實上，我們的確可以質疑《追憶》到底是不是一本「書」。它的確是一些語句，也指向一位作者，但普魯斯特否認它是閱讀的單位。終其一生，如果按照批評家所理解的那種意義來衡量，普魯斯特其實並未寫出任何一本「書」。他宣稱自己的心性更接近孩童和蓋爾芒特親王，而這樣類型的人物也的確彰顯出他與文學體制，與現存的書的世界的疏離。他不停地提及那無處不在，卻又無處可覓影蹤的「內在的書」「本質的書」和「獨一無二的真實的書」，這無疑遮掩了他與真實的作者群落乃至與眾多其他書的關聯，也遮掩了他與「文學的法庭」，特別是與「法庭文學」的關聯。 當然，在插入《重現的時光》，擬仿《龔古爾日記》的文字中（杜撰版的《日記》里，同樣的一批人物受到龔古爾兄弟之外的另一個人的觀察，但這樣的觀察行為並未對人物有所揭示），普魯斯特的確批評了自己的虛榮心和謊言。在經過一番自我批判之後，他是否會因此與文學的法庭決裂呢？在小說前文里，我們讀到敘述者的外祖母生前曾對《書簡集》（Lettres）的作者塞維涅夫人，以及小說里虛構的回憶錄作家、維爾巴里西斯夫人的姐妹博澤讓夫人同時心懷敬意，她希望敘述者把兩位女作家奉為楷模，而不願孫子追隨波德萊爾、愛倫·坡、魏爾倫和蘭波的道路，因為他們既「深陷痛苦」，又「名譽掃地」。不過，被杜撰版的《龔古爾日記》貶斥的卻只有兩位女作家中的那位虛構人物。博澤讓夫人既是杜撰《日記》中的一個「人物」，在敘述者的評論中卻又以一位「真實的作家」的面貌出現，於是她的存在就前後兩次見證了文學的虛幻不實。然而塞維涅夫人和聖西門畢竟幸免於此劫，他們的文字並不被視為「筆記文學」，而是近於埃爾斯蒂爾的風格。塞維涅夫人的《書簡集》和聖西門的《回憶錄》雖早已告終，但在文學作品的意義上並沒有被完成，除了那些「戀書癖」，眾人皆否認它們是「書」，只承認這些文字是兩位「作者」寫出的一堆「語句」。用評判過《回憶錄》其中一卷的斯萬（他並不認為這一卷是聖西門最好的文字）的話說，「這不過是一部日記，不過好歹算是一部寫得漂亮的日記」。 當《追憶》在結尾處參照《回憶錄》等書時，它仍然帶著一連串的否定和大堆的謹慎之語，這讓小說終篇處的邏輯顯得有些扭曲，但畢竟不像上文那麼虛空，也更像對具體化的語言勞作的展望：「這倒不是因為我希望寫出《一千零一夜》那樣的書，或者寫出也是用夜晚寫成的聖西門的《回憶錄》，或者我在幼稚的童年時代喜愛的那種書……然而，猶如埃爾斯蒂爾·夏爾丹所說，只有拋開我們所愛的東西，才能把它重新做出來唯其如此，我們才有機會遭遇被我們所拋開的東西，在忘掉它們的同時寫下另一時代的《阿拉伯故事》或聖西門的《回憶錄》。」 在閱讀《追憶似水年華》時，我們是否應該學習在貢佈雷的平底餐盤上辨認阿里巴巴形象的萊奧妮姨媽，或者效法兼有「貴族大老爺的做派和藝術愛好者的品位」的夏呂斯，「像聖西門一樣去描繪各種活生生的景色？」如果是這樣，那我們的閱讀就仍然和孩童以及蓋爾芒特親王一樣近於「物像崇拜」，就像「景色需要活生生」的想法所揭示的一樣。當然這也就意味著，除了寫作之外，的確再無其他的閱讀方式可言，而寫作終歸意味著對閱讀的遺忘。我們只能話盡於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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