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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5/19 04:45:52瀏覽172｜回應0｜推薦5 | |
| Excerpt：彭鏡禧的《摸象：文學翻譯評論集》 這一陣子多讀了一些翻譯名家的相關文集，這一次月讀的是彭鏡禧的《摸象：文學翻譯評論集》。 這本書原先在1997年出版，2009再版則增加了「翻譯莎士比亞」的七篇文章。 意外發現在這本評論集中有一篇文章〈變與常：論原作與譯作的關係〉，恰巧談及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以下就來摘要分享吧。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036985 摸象：文學翻譯評論集 作者：彭鏡禧 出版社：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97/10/30 語言：繁體中文 彭鏡禧教授從事專業文學翻譯及研究多年，本書是他對文學翻譯本質的觀察、評論與譯作分析：申論原作、譯作與譯者的互動關係，並分篇討論中國文學英譯與英國文學中譯的幾個個案。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454594 摸象：文學翻譯評論集（第二版） Feeling the Elephant：Essay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作者：彭鏡禧 出版社：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9/12/07 語言：繁體中文 第二版除了修訂初版若干文字，另新增第四輯「翻譯莎士比亞」共七篇。「翻譯作品要讓讀者感到譯文都已經這麼精采，何況原作；從而使他產生對原作的喜好......」反過來說，拙劣的翻譯會使許多乘興而來得讀者，敗興而返，甚者從此對翻譯的文學失去信心。翻譯，能不慎乎。 作者簡介 彭鏡禧 臺灣新竹縣人。臺灣大學外文系學士及碩士、美國密西根大學比較文學博士。曾於耶魯大學、牛津大學、芝加哥大學研修，曾任維吉尼亞大學客座教授、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理事長、中華戲劇學會理事長、臺大外文系主任、戲劇系主任、文學院院長等職。現任臺大特聘教授，擔任莎士比亞、英詩、翻譯等課程，並兼中華民國筆會會長。曾獲七十七年梁實秋文學獎詩翻譯及散文翻譯第一名、中國文藝協會翻譯獎、香港翻譯學會榮譽會士榮銜。 【Excerpt】 〈變與常：論原作與譯作的關係〉 一 每一時代的作家，下筆之時總是自認已經掌握到人生的眞相，要設法把它呈現在作品中；而每一時代產生的作品之多，我們囫圇吞棗尙且不及，遑論細嚼。這種對眞理的追求由來已久；只要人類能夠呼吸，眼睛能看，想來也還會持續追求下去。就如瞎子摸象的情形一樣，每一作家只能對巨象般的眞理，提出一己之見。或許美國哲人愛默生 (Ralph Waldo Emerson) 說的對， 但各種東西和天氣 必須加在一起 才構成歲月 和世界。 (But all sorts of things and weather Must be taken in together To make up a year And a sphere.) 我們這個世界的眞相或許應該尋之於所有文學作品的總和——不是一國一地，而是全球，不是一時一世，而是歷代。 有人認爲作家是「未知世界的傳譯者，賦之以確實的形式，加以敏銳的表達」（Paris 62）；從事翻譯的人和從事創作的人所做的努力並無二致。譯者也必須以自己的形式表達、呈現出永難捉摸的文學作品的意義——作家企圖重現的「眞相」。不過，這一英勇豪邁的企圖，沒有一個譯者可以誇口完全成功。本文旨在討論多數有志翻譯的人心中可能存有的大惑：他的辛苦結晶只有短暫的生命。短暫的譯作相對於恆久的原作——這，在譯者而言，應該是他和原作者關係之中最令人沮喪的一面。由於標的語不斷成長發展，譯作遲早會變成明日黃花。除了這明顯的事實以外，對原作品或原作者的學術研究，乃至變動不居的文學品味以及批評趨向，在在都可能導致對新譯作的需求，或者至少大事翻修舊譯。瞬時性確乎是翻譯工作的最大特色。 二 要看翻譯如何受到時間鎌刀之害，請先檢視若干簡單的例子。影響近代劇場頗大的德國戲劇家貝托‧布雷希特（Bertolt Brecht, 1883-1956）寫過一本名爲Der Gute Mensch von Set zuan（1938-40）的名劇。這齣戲在美國的標題是 The Good Woman of Setzvan（《四川好女人》，艾瑞克‧班特萊和馬吉‧艾波曼合譯）。但約翰‧魏雷（John Willet）一九六二年的英國譯本則題爲The Good Person of Szechwan。魏雷和與他合編的曼罕（Ralph Manheim）在一九八五年版的導言中提到，班特萊和艾波曼使用的標題「有誤導之虞」，特別是「原作標題 der gute Mensch可以指男人或女人」。爲何班特萊和艾波曼選用似乎不夠精確且又範圍狹隘的「女人」一詞？這個問題的圓滿答案也許永遠找不著，但劇本中有個線索。各路神明探查四川小鎮時，只發現一個唯一的好人——妓女沈德。但她每一次由於出乎本性的善行而瀕臨財務困境之際，就不得不假扮成剝削勞工的表哥，改稱資本家水塔。這齣戲裡的好人的確是個女人，壞人則是男人。但魏雷說得不錯：布雷希特無意強調男女之別，他刻畫的是自己所體認到的普遍現象——人類的悲慘境遇。畢竟，沈德和水塔實爲一體兩面。純就語言及文學兩方面考慮，譯成英文時，中性詞person似乎是較佳的選擇。而我們可以說，近年來的女性主義運動及文學界因之所受的震盪，使得魏雷的標題更加理由充分。 對原作的深入瞭解也可能使現存譯本不得不改。…… …… 三 到現在爲止，我們討論的只是一些孤立的例子：標題、劇中人語,乃至一行詩,似乎都因文學潮流的更替或研究理論的新發現而有必要重加翻譯。在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的中譯裡，可以看到牽連更大，後果也更嚴重的例子。 一位中文譯者著手翻譯十四行詩的時候，他首需就形式（form）做一決定。十四行詩在西方是一種既定的韻文體，具有悠久光榮的傳統，但中文裡沒有和它分毫不差的形式。不過就我所知，一九六一到一九八三年間，至少出現了六種不同的莎士比亞十四行詩中譯本。雖然現在沒有必要詳細陳明每一個譯本在形式上的成敗（筆者曾有專文討論過；參見本書〈撒謊的詩人（?）〉篇），但爲了本篇論文的目的，不妨總結一下這些譯者遵循的原則。第一，所有的譯者都謹守十四行的格式。第二，除了一位之外，其他人都盡力遵循韻腳的排列，但已經不再是押原韻。第三，只有一位譯者——施穎洲先生——企圖完全吻合原文詩行的節奏。 我在前引論文中提到，施先生在他的翻譯中展現出對原文（source language）及標的語（target language）敏銳的感受力，而這一向是優秀譯者的標記。的確，他的翻譯常常是六種譯本中最好的作品。然而，他的翻譯中仍有一項獨特的錯誤： 施先生堅守狹義的抑揚五步格（iambic pentameter）。他說，莎士比亞十四行詩每一行都由五個雙音節的音步組成，每個雙音節則是先輕後重。根據這個定義，施先生的翻譯一定是一行十個中文字；因爲中文字都是單音節，所以就算和英文的十個音節數相符。此外，這十個中文字在意思上分成五個單位，重音一律（照施先生的說法）落在每一單位的第二個字。結果這種踢正步似的詩行就常常和原作中流暢自在的特色背道而馳。而且兩個字一組的矯作也和莎翁十四行詩的自然、口語化格格不入。 以上這些缺點本來都可以避免。因爲，雖然施先生對抑揚五步格的定義，一般來說可稱合適，但這個規則有太多的例外，所以如果譯者一絲不苟的照做，會很危險。最近的研究顯示，這種最常用的英文詩體實際上極富彈性，可以包容許多變化。例如郝爾（Morris Halle）和凱澤（Samuel Jay Keyser）已經證明，一行抑揚五步格的詩行最多可容納二十個音節，而且重音的排放有許多種方式。這些發現使得施先生堅持的十字五組式的中譯詩行失去了辯護餘地。我之所以稱他對這種僵硬形式的固執爲「獨特的」錯誤，是因爲其他譯者之過，常在隨便輕率——對原文來說眞是失敬——施先生卻自願做與他們相反的犧牲者：他畫地自限。因此，且不論他的翻譯花費了多少心血，施先生若能依據英詩學者的研究成果修改一下自己的作品，譯本必將更自然、更口語化、節奏更流暢——質言之，就是更接近原作。 李查‧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最近的一篇文章也談到這個主題。伯恩斯坦報導，李查‧郝渥（Richard Howard）敎授目前正嘗試重譯法國作家普魯斯特（Proust）《追尋失落的時光》（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一書，並爲自己的譯事工程提出兩點理由。首先，「這些年來，研究普魯斯特的成果已有進步，或至少可以說，顯著的改善了原作。」透過史各特‧孟克里夫（C.K. Scott Moncrieff）翻譯，普魯斯特的鉅作以《往事回憶錄》（近有中譯《追憶似水年華》） （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按：英文標題典出自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第三十首］之標題廣爲英文讀者所熟知。但因爲普魯斯特的原作標題「重點不在『往事』，甚至也不在回憶，」因此英文標題未能 點出普魯斯特整部巨著的精髓所在，也就是「要重新見回失去時光的一項追尋」，一項普羅米修斯式（Promethean）心靈上鍥而不舍的推進，要如十字軍般奮力收復時光，藉以達成一種精神上的圓滿。 郝渥爲他自己新譯本所定的標題是《追尋失落的時光》（In Search of Lost Time）。 其次，郝渥指出一項原作中重要的概念，是舊譯本付之闕如的。孟克里夫把《史文之路》（Swanns Way）的第一行 Longtemps, je me suis couché de bonne heure, 譯爲 For a long time I used to go to bed early. （有很久一段時間我常早早就寢。） 雖然這個句子「準確無誤」的表達了法文原句的意思，郝渥卻認爲，它沒有照應到普魯斯特作品中一個極關鍵之處——這關鍵是孟克里夫不可能知道的，因爲普魯斯特的巨著到那時爲止尚未完成——就是法文原句的開頭第一個字詞中包含有「時間」這一概念,而往下穿過三千餘頁的篇幅後，全書的最後一個字詞也是如此。郝渥認爲，就全書的連貫性及整體性來看，開頭及結尾的字詞都應帶有「時間」這個概念。 因此，郝渥的重責大任不僅是拯救書名中失落的「時間」以及備受爭議的問題句，更是拯救失落在普魯斯特巨著封面封底之間的一切——失落在兩次「時間」出現之間的一切。這個工程可眞浩大。 四 由以上的討論可以清楚看出，翻譯和創作一樣，是時間的產物，既受時間限制，卻也因而得到滋養，所以只要是值得下工夫翻譯的文學作品，每個後起的時代都必須成就出屬於自己的翻譯。此外，一種譯本，不多不少，只代表對原作的一種讀法。用賀蘭德（John Hollander）的話來說，譯者只能爲自己的「版本」要求「有限度的權威」或「某個特殊的角度」；絕不可能有「定本」或「標準本」；因此才需要各式各樣的翻譯。這一點暗示了譯者在工作時必須了解一個前提：他的作品中一定會有時間所加的必然限制——這幾乎是他動筆翻譯的那一刹那就已命定的。雖然這種自知之明會使最大膽的譯者都感到沮喪，但也同時使他獲得正確健康的想法，知道正待自己建構的遠景是什麼樣子——不管是只花數月翻譯，或打算一輩子致力於此。因爲他絕不能弄昏了頭（不能有最輕微的迷惑），竟期望和他所翻譯的作家同享不朽。一個譯本的短暫生命正顯出了某些鉅作的耐讀；新譯的必要也證明了原作的永恆。 ［按：本文原以英文寫就，題爲“Permanency in Change: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al and Its Translation（s）”，曾在第五十二屆世界筆會（韓國漢城，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八日至九月二日）宣讀；修訂稿發表於The Chinese Pen (Spring1989) 30-40。此處根據後者略加補充譯寫而成。中文稿承蘇茜小姐協助整理，謹此致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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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知識學習｜隨堂筆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