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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11/27 05:18:45瀏覽8｜回應0｜推薦0 | |
| Excerpt：鄭穎的《鬱的容顏——李渝小說研究》 書名：鬱的容顏——李渝小說研究 作者：鄭穎 出版社：印刻 出版日期：2008/09/30 本書從李渝的美術評論出發，藉余承堯到趙無極的中國山水畫，探索小說家心源內境的美學起點，並就其戀物癖式的靜物觀微素描，「多重渡引」的複雜敘事技巧，分析其美學、執念、纏擾與思辯，在近乎山水畫的靜謐遠景下，看見暗藏其中的「歷史輪迴卻無聲的暴力與卑微」。 【Excerpt】 〈在夏日，長長一街的木棉花〉 ——記一次訪談的内容 鄭穎／採訪整理 （二○○七年末，冬天，筆者在紐約李渝女士的家中聽她説著那些過去的、現在的、曾經的心情與故事。屋外有冬陽燦爛，看著屋内的作家身影，知道她仍在療傷的心情裏，所有的聲音都讓人心疼，像飄在空中的話語，不忍心捉住，甚也不願記錄下來。我們說到台北，作家說到〈台北故鄉〉的主角原型，一位老朋友的故事，筆者想起永康街上一間優雅的法國茶館，細緻的餐具、香溢的各式茶桶，櫃台上擺放一小瓶一小瓶手工製作的果醬。作家說：是了是了，定是我這老朋友做的。二○○八年的盛夏，竟和作家在台北相遇，特意約在這家茶館，在台北故鄉，有了如下的訪談。） 問：您曾提到余承堯和明末畫家可能更有一種接近。「逸／遺民生活使後者脫離政社體制，使民族意識強烈的知識分子保全了個人節操，這現象或許也可以引用到余氏身上。因戰亂而流離，在遙遠的異鄉懷念著故國，是文藝創作的共通情緒。」在您書寫〈臺靜農先生・父親·和溫州街）的結尾，情感濃烈地談到溫州街：那一處您「少年時把它看作是失意官僚、過氣文人、打敗了的將軍、半調子新女性的窩聚地，痛恨著，一心想離開它。許多年以後才了解到，這些失敗了的生命卻以它們巨大的身影照耀著導引著我往前走在生活的路上。」在您的小說裏，溫州街像被禁錮了的一條街，在您身在異國的歲月裏，它是否也成爲您心源的祕境，或創作的鄉愁所在。 李：你剛剛說到禁錮的一條街，我突然想起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他寫了第二卷「斯萬之戀」，一個很有錢的猶太人斯萬（Swann），愛上了妓女奧黛特（Odette），在沒有結婚之前，他把她看作是一個完美的女性，經過很纏綿的追尋的過程，但結婚後，他就覺得奧黛特不過是個普普通通的女生，他想，我這輩子就浪費在這個人身上嗎？但是其中有一段，他就說到：無論如何，當時光回轉，在奧黛特仍然很漂亮的那段時間，她喜歡在下午撐著洋傘，走過廣場，每當她出現，所有時空的榮華與華麗統統在那一時刻出現！溫州街，你說的這條禁錮的街道，它是很壓抑的，然而，那整個時代、那個時空的整個風華都在裏面，這是我在日後才看到的。 …… 那你提到溫州街，就牽扯了一個事情，就是「溫州街」什麼時候開始出現在我的腦海裏？我住在溫州街，但離開溫州街的時候，這條街還不是我現在看過的這樣，當時我並不喜歡這條街。 六○年代整個都是很反叛的，我們看卡缪的《異鄉人》，看完了走在校園裏，覺得自己也是異鄉人，就覺得很有那種感覺。看卡夫卡又覺得有點卡夫卡，就是那種氣氣不一樣，非常不一樣。所以，當時就想掙脱這個環境，像現在有于丹的《論語》心得，《論語》有新寓意，也很紅了，但我們那時候念《論語》，只覺得好悶，所有的教育方式都是如此，你就想反對這個教育。出國過了好幾年，温州街這條街反而慢慢地出現了，的確有點像在黑暗中，慢慢慢慢地亮起來了，就有這樣的過程。有點像：故鄉在什麼時候出現？剛出國的時候，不覺得台灣台北是個故鄉，只是想脱離，只覺得它代表的是國民黨的官僚、腐敗、民間的一種髒亂（垃圾就這樣統統堆在巷子裏，像整個掩埋場的垃圾；有的時候小女孩上學，清晨，巷口等著一個男人，就把衣服脱掉，諸如此類的事一點一點很多）。整體來講，國民黨的白色恐怖造成一種氣氛，我心裏想逃開來，想到另外一個世界去。 過了好幾年，一直要到保釣運動，我才開始有這個意識，就是，你從哪裏來的？你的身分是什麼？在台灣時並沒有種族的問題，到了國外，尤其保约的時候，真的有一種民族的意識開始出來了，尤其我們到Berkeley時，充斥著各種學生運動，啊，當時覺得這簡直是理想國，那時，オ二十三、二十四歲。 故鄉，溫州街的出現差不多是在保釣中期的時候，我開始寫台北故鄉，當時我們自己編雜誌，自己寫、自己印、自己看，然後自己丢到垃圾箱去。大概從那個時候開始，溫州街慢慢醒釀出來。並且重新想，政治運動並不合適，我必須要回到文學，很多因素的聚累，台北開始以一個不同的意義出現；就是拉出距離來—你靠台北很近的時候，看到的都是不喜歡的，這個也不好那個也不好，拉出距離以後，你重新看這個都市、城市。失去才會獲得！普魯斯特說過；我在〈光陰憂鬱〉裏也說到趙無極：「畫家離開了中國，卻獲得中國。」他本來不是畫水墨畫的，但離開了中國，在極嚴重的憂鬱時，開始畫中國畫，他說：中國畫的那一片寧靜，讓他安靜起來。所以你要離開，然後才看得見。本來我是很恨中國畫的，在台北的時候，跟著孫多慈老師學西畫，有時還到師大去上課，我不喜歡中國畫的，老覺得黑壓一片，根本沒想到後來會去念中國繪畫史，那是另外一個故事。 也就是你慢慢離開，拉出距離的時候，它出現陰影，像重新回到溫州街，然後你到那個世界去找珠光，真珠的光，玉的光，其實是很複雜的，像中國的墨色，也是很複雜；外表看起來很枯燥、很沉默、很沒有生氣的一條街上，慢慢地，你看出了珠光，慢慢地在你手中呈現出來，就有這個過程。這也像我重新了解我父親。 …… 問：您的老師高居翰在其《氣勢撼人——十七世紀中國繪畫中的自然與風格》，提到了中國繪畫繪人技法，舉例畫中人物直視向外的「十分法」，正是您在小說〈賢明時代〉以為主題的唐朝永泰公主墓。他說：「墓中的一幅壁畫，當中有一宮廷仕女，其兩眼向外直視，直與觀者視線相接。」這與傳爲周昉的《內人雙陸圖》以降，畫家審愼避免使畫中人物眼神直接與觀者相接，「其目光的凝聚點稍偏，而這一係爲偏斜連同簡潔的線條勾勒以及冷峻的面部表情，止絕了此畫與畫外世界建立聯繫的可能，使畫中諸仕女得以專注於其彼此間的相互關連，形成畫作中一股內在的凝聚力。」十分不同。這其中更善巧的，當然還如馬麟的《靜聽松風圖》軸了，畫中人眼光視角遙遙遠望，如入無人之境。您的小說，從《溫州街的故事》開始，就如繁花織錦般納縫入一則又一則的歷史，那掩逸在小說内的本事，自開自落，歸塵歸土；小說的目的彷彿不在重回現場，相反地，某一美麗時刻的凝止，甚至是更大的寬容總魔術似地在結尾出現。 小說的結尾總往上翻騰，無論是嘴唇的囓咬，或黑暗的摸索，一個更大的救贖，像入巴布爾花園，一處神的國度，或如面對端坐如斯的交腳菩薩，時間與事件於是在光的後面隱去。恰如處於永泰公主墓畫一隅的那女子，既內化於其他人物的關係裏，卻又溫柔直視畫外的世界，直探觀者的內心。對小說創作者來說，這是您有意識地處理，或是愛的欲力使然呢。 李：你知道，有一年是唐文標編輯爾雅的《台灣短篇小說選》，評論郭松棻的〈月印〉，他說郭松棻小說裏邊沒有一個壞人，都是好人。我們在家裏看了覺得，唐文標說得很好，是的，沒有一個壞人，連那個出賣他的妻子，也不是壞人。其實郭松棻是個典範，他極自律，且嚴守自己的標準；他這個標準不只是藝術方面的，整個是個性的、人格方面的。他妹妹說過：哥哥的人格是沒有塵霾，沒有瑕疵的。他的確是這樣，倘若他覺得自己有缺點，他會很有意識地去改進，會真的去改進。 我年輕的時候，曾經寫過一些很尖锐的藝評，結果有三四個老友聯合把我大罵了一頓，郭松棻就跟我說：這種東西到後來會對你自己有害，他說盡量不要再寫，他不喜歡我寫這種，他說寫美術史可以，但是不要再寫評論，他說越寫越是尖鋭狹窄，很不好，他說：你一定要打開來。這長期下來，當我寫文章的時候，就不會追求陰暗的東西。其實我們看現代主義的東西，就是光影。六○年代的現代主義與存在主義看似顏廢，但本質並不是的，它是從悲劇來找力量，這跟後現代不一樣，後現代是把悲劇變成戲謔、黑色幽默，因為時代受不了，再不這樣就自殺了。但現代主義是很潔癖的，你看卡夫卡，就拿《異鄉人》來講，《異鄉人》就很虛無，第一句就是：媽媽死掉了。他不曉得在做什麼，又跟女朋友去沙灘上鬼混，可是你仔細再看，小説裏邊很多講母親的部分，其實情感非常豐富。郭松棻就是這樣導讀。再像卡夫卡的《蜕變》，醒來突然變成一條蟲，別人看是怪誕，郭松棻看的是他和妹妹的關係，如何重建一個溫情的關係。郭松棻看到的就是這一類，我覺得這個給我很大的影響。他也寫過一篇很好的論存在主義文章，他說存在主義是一種浪漫主義，常人把存在主義看作是颓廢、看成是虛無，可是你從另外一個觀點看，它正是從不可能中創造可能。如存在主義最有名的薛西弗斯，就是滾石頭，你在滾石頭之中找到了你生命的意義。如果這樣看的話，那有太多意義了，比如說從很簡單的小販推出來賣臭豆腐，他每天就賣這個臭豆腐，就像我們每天在滾石頭，老實說，寫小説就像在滾那塊石頭，你可以站在那裏來想，就會像沈從文一樣，就會看出那種意義來。 問：王德威在您《夏日踟躇》序言中，提論您的多重度引敘事結構，說，世間的渡引，莫過於松棻先生之於您，這當然十分傷痛，我記得在紐約家中您爲松棻先生佈置了許多便宜寫作的地方；還有您說過兩人慣常在晨光至中午的時間，各自工作，有時廚房爐上煨著一鍋湯，兩人經過，就會照看火候……，這那在手中被照料的湯，多麼像文學！做為一對依偎相伴的文學夫妻，兩人之間各有如何的砥礪與切磋？雖然您總是自謙：松棻先生才是最好的創作者。 李：松棻是我的英詩老師，他那時候二十五、六歲，眼睛是長在頭頂的，他看人根本不是直得看，是眼睛向上這樣看的。我認識了他以後他總說：「你不可以再去玩了，你好好地念書。」那時候我參加一個社團叫「融融社」，大部分幾乎百分之九十九是外省人的第二代，而且是某一個層次的那種。我們主要聚在一起唱洋歌，張系國是其中之一；有時下課以後大家會在文學院前面草地上聚會，唱唱歌或聊天，松棻在文學院裏邊就看見我在那邊，他就說：「你又去融融啦！你給我回來看書！」我很聽他的話，因爲我很佩服他。他教課的時候，不會按照課本，會講到很多當時二十世紀國外文學的哲學，尤其存在主義、卡缪、沙特這些，對我來說這是很吸引人的，完全都是破除禁忌的。我記得我們兩個第一次吵架，他就給我一本書，要我拿回去看看，英文原文的，就是西蒙波娃的《第二性》，我當時怎麼看得懂呢，根本沒有那個背景，我當然懂得他的意思，就是告訴我：不能再做一個台灣的乖乖小女孩，必須放棄這一點。 我們兩個常常開玩笑，郭松棻在台北其實就是很愛玩的一個人，他當大學生，根本不上課，每天跑碧潭游泳，然後跑到館前路的「田園」去聽古典樂，那裏一進去是不見五指的黑，全黑的，然後都是最好的音樂，最好的古典音樂，郭松棻年輕的時候，他就悶在「田園」，悶在黑裏聽交響樂。他有一面非常嚴肅，但是玩起來就是不得了，很反叛性的，非常反叛性。有一次，他跟朋友開我的玩笑，他说，沒有他我早就報銷了，他說：轉一轉我就不見了，我想是的。 （談話其實仍未終了，但畫面已經停駐在李渝的〈交腳菩薩〉，當日發表在報紙副刊，那張郭松棻先生微側過臉、靜坐的半身照片上。時光好像能停留，可以在這裏安靜等候，或從這裏開始延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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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知識學習｜隨堂筆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