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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關於人性「陰暗面」的問題──「業」

這是針對前面東方白自身對於該小說，那所謂的──「我的小說主題是愛、諒解、寬恕，絕不寫仇恨、殘酷、暴戾等等」──自述說明，本研究覺得有其重要性，要提出一些自身的看法，作為批判；顯然，此處他所說的「仇恨、殘酷、暴戾」，正是人類的「人性陰暗面」，所以，專列而論之──這在東方白的小說中是以宗教的「業」來處理的。

如果所謂「主題」所意指的是對於某類事況的發揮與發揚，似乎還有道理，確實極罕見哪位大作家會歌頌「仇恨」「殘酷」或「暴戾」？然而，大作家若因此而強調自己「絕不寫仇恨、殘酷、暴戾等等」，則是否就應該可說是犯了「矯枉過正」的錯誤──不過，細查他這本兩千頁的大書中，寫到仇恨、殘酷和暴戾的部分，其實也不少，例如小說中的日本鬼木校長與鬼塚隊長兩人，它們對於學生和隊員那些暴力的教訓態度，讓我們簡直不難想像我們前面談起過的日本傳統武士道文化，甚至也能幫助我們想像當年「南京大屠殺」的由來，實在不是偶然形成的，就是明顯的例子；只是在這裡，作者顯然沒有用這樣的方式來省思、認知與思考，然而，為何不能循此而思考呢？作者花了很大的功夫，本書的幾個家族的主角都是高級知識分子，很湊巧地，似乎都是擁有愛、諒解與寬恕能力，但都是只知對生命慈悲，不曾正視戰爭原因的「反戰份子」，因而他們都無法面對這個問題，於是儘管在上冊中，那江東蘭已經說是懂了佛教「業」的觀念，在書末，作者又請出了一位來自先進國家的洋和尚，來為讀者宣示他所認可的「業」的觀念。以下是東方白提供給我們的那位洋和尚的經歷與其所宣告的該一觀念的概要：

「在我還是一個毛頭小子的時候，我就拒絕跟我母親到她的教堂‧‧‧為了要‧‧‧找到答案我參加了新教、天主教以及猶太教的儀式‧‧‧對於從猶太教到基督教這個系統的宗教感到絕望之後，我首先變成一個自由思想家，接著又成一個不可知論者，最後變成一個無神論者。在讀高中的時候‧‧‧我們的校長對於無神論這一類反成規的活動不表贊同‧‧‧在二戰期間，我在美國的各級法院擔任記者之職，一九四五年年中歐戰結束，我向華府申請一個法庭記者的職位‧‧‧十月，我便上了飛機飛往紐倫堡，這場審判到了的九個月時‧‧‧東京方面亦在為審判諸如東條英機一些甲級戰犯而做準備了。我從未到過亞洲這正是一個機會‧‧‧我到東京時，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已開始作業了‧‧‧這時的紐倫堡，經過聯軍的連番轟炸之後，已經成為一片廢墟，這是德國人盲從希特勒而嘗到的重大苦果，但從各種跡象看來，大多數的德國人似乎仍然沒有感到悔悟。」〈頁2020〉

「是什麼使得一個中年男子放棄可靠的工作和可觀的收入，乃至親戚朋友，去接受嚴酷的禪門鍛鍊而過一種無住的出家生活？‧‧‧到底為什麼？有時似乎是渴望解除令人難受的緊張和使人衰竭的不安之感，有時我又覺得是一種需要──需要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我在德國、日本以及中國所目擊的那種慘不忍睹的現象，最後我終於明白過來，上述的問題歸結起來只有一個字『業』。」〈頁2019〉

在其中那洋和尚強調了「業」──這個平凡的「果報」觀念。

「由於全國日本人皆以相當的自制與鎮定接受了戰敗的後果，這種氣氛也在東京的軍事法庭當中呈現出來。日本人接受戰後的苦果，態度與德國何以如此不同？他的背景因素究竟是什麼？毫無疑問的是日本人面對逆境的傳統精神，與此必然具有不少關係，但這種態度的基礎是什麼呢？某些日本友人對我說：『是因果報應的法則』，這種因果法則發生在道德方面的作用，與在德國時常聽到的自以為是的辯解，恰成鮮明的對比，因此引發了我探究的興趣‧‧‧」〈頁2020~2021〉

本研究不知道東方白筆下創造的這個洋和尚的原型為何，然而，在中國民間把所有人際未知的、不可解的悲劇結果，都將之歸為「業報」的態度是很普通的推託模式，藉以收拾自身的備受打擊的心境，以求自身能夠從行開始新生活，本不是稀罕的抉擇；可見該洋和尚對於「業報」之無知，似正顯示了他對於東方文化的無知，似乎前面他所自許曾為「自由思想家」與「無神論者俱樂部主席」者，其實他應該只是一個相當閉塞的知識青年，種種名目不過少年人的虛榮而已？

至於，東方白在日本人對於戰爭的悔罪與德國人對於戰爭的悔罪上，獨排眾議地比較，本研究初次聽聞，真是增廣見聞了。然而，若是當年真有那樣認知的法庭記者，本研究的思辨，應該是這位洋和尚大約真是只注意到了當時法庭上的表現，如其所稱，他在1946年七月左右才到達日本，他的觀察中忽略了日本與德國的戰後社會間，早已存在了基本差別──那是日本不僅獲得保留了其信仰中心的「天皇」與所有的行政系統，僅整肅了部分最積極的法西斯份子；德國則是整個國家崩解，被美、英、法、蘇分別佔領，〈美、法兩占領區趨向邦聯制，英蘇趨向統一，但四者皆不同〉；那被分裂的德國，缺乏領導中心且在應該為自身辯護時，當然四區各自力辯以表現其各自對民族之愛；這種不同的背景所形成的差異，若是在廢墟裡的日本不但廢掉天皇，且也被四國佔領，美、蘇各執一方，「日本友人」告訴洋和尚的這所謂「日本傳統精神」，還真的能夠發揮什麼作用麼──當年真有這樣的美國記者與高僧麼？──其實今天人人知道，德國人的悔罪是世界都承認的，日本卻是不肯公開認罪的啊！

總結論──關於「浪淘沙」中的「真」與「美」

前面，我們主要討論了書末十分之一左右的一百九十頁，那被作者自稱「這最後的壓卷給全書的效果要增加兩倍以上」的精采的、但我們為讀者揭發了它們應該受到讀者質疑的虛偽部分；對於這本大書的最後論述，如他所說的，「尤其，最後八十頁，更是精彩、隽永，充滿我五十年來的人生哲學‧‧‧你要好好咀嚼，一個逗點也不要漏掉才好。」，我們實在應該向他那所謂「人生哲學」批判的，不過，就此書言，坊間近幾年來，大作家東方白早就出版了他那名為「真與美」的回憶錄；要談我們這位大作家的人生哲學，實在不如由他的「回憶錄」中去探求，所以本文以為在此討論其人生哲學，應該也不恰當；然而，卻由於這「真與美」的題目實在與我們前面提出的「文學與歷史之間」，有頗深刻的呼應處；所以，本文就藉大作家東方白該書中的自稱的「真」與「美」來作結──

在他的回憶錄「真與美」的初序中，這樣說著：

「人生是一條坎坷漫長的路，背負我這沉重之身向前趕路是一雙堅忍不拔的足，我右足名『真』，左足名『美』，而長年在路上留下的足跡便是《真與美》。」

又作出如下的自述：

「‧‧‧請我為雜誌寫『文學隨筆』。我的個性一向不願隨便，任何事要嘛就不做，一旦做了就非常認真，因此我便改『文學隨筆』為『文學自傳』‧‧‧題目叫《真與美》，雖說是『自傳』，其實是『文學』，所以才另起了一個副題叫《詩的回憶》。我這《詩的回憶》不像一般回憶錄，因為我對『誇耀』自己的成就與『掩飾』個人的缺陷不感興趣，我只想把一生中發生在我周遭『真實』而『美麗』的故事與哲思，點點滴滴如詩一般記錄下來，供自己回味，給別人欣賞。」

粗看起來，真是讓人感動於大作家的認真，他這左足與右足的文學比喻，是其一；然後，先把「隨筆」改為「自傳」，又把「自傳」強調是「文學」，其後又強調「發生在我周遭『真實』而『美麗』的故事與哲思」，真是多麼美妙的文采啊，是其二；再看他這似乎信誓旦旦的自白──「我這《詩的回憶》不像一般回憶錄，因為我對『誇耀』自己的成就與『掩飾』個人的缺陷不感興趣」，是其三；這些真是多麼感人的告白。

然而，細想起來，世上真有哪一種「自傳」，不是「文學」麼？不過，順著他的意思，大概就是強調自身在其巨著出版後，已經擁有的文學家地位吧。同時，回看前面他過去吹捧獨派台灣文學大師而貶損其他年輕作家的所謂「年輕一點的，幾乎日據經驗不足……這種情況在讀○○○一些年輕作家的日據小說時都同樣感覺過；唯有讀你（按：指鍾肇政）、葉老、李喬的日據小說，才把我真正拉回到過去的時空裡。」的作為；他現在這自述的「我這《詩的回憶》不像一般回憶錄，因為我對『誇耀』自己的成就與『掩飾』個人的缺陷不感興趣」則更把其他人的回憶錄都一腳踢開，直指只有自己不「誇耀」、不「掩飾」──然而，他這自述的話語，是真實的描述麼？或者那只是某類文學家筆下獨特的「真實」？對於「自傳」，如果他採取了這樣的一種「獨特的真實」之手法，那麼在這本他自比為「台灣一百年來的近代史」〈台灣文學兩地書，頁281〉的「浪淘沙」中，他這種手法是否可以容忍？

如果還是不能理解這種「獨特的真實」，下面請看前面受他吹捧的獨派文學宗師所曾經發表而標榜的、那「無比淺白」的下述文學理論──

「事實上，我對理論懂得不多，我也不太管理論這麼一回事。小說就有這樣的好處，你愛怎麼寫就怎麼寫，只要你寫出來的東西能夠吸引人，或者能夠給人家感動‧‧‧所以我常常說小說家都是騙人的，我寫很多故事，很多書，大家不妨認為這是騙子在騙人。不過騙子在騙人比傻瓜作給傻瓜看的，還聊勝一籌，至少我在創作的時候，我希望我在創作的時候，我希望我筆下寫出來的東西能夠使你相信，使你認同，使你不懷疑」〈台灣文學十講，頁170~171〉

所有可敬的網友，與其讀者，以及我們高貴的評論家歐校長，儘管歐校長如此的美言──「整體而言，結構龐大的《浪淘沙》，主題內涵深刻，與形式結構和人物結構取得有機的結合，顯示出小說藝術的完整性以及「偉大」的可能性，其具有高度的藝術美學價值是無庸置疑的。」──然而，我們上面所指出的種種問題，相對於上面最後所引述當代台灣文學宗師的「騙子理論」與其所導引出現的「浪淘沙」之實際，真的都不是值得關懷而質疑的問題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