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之作，起於月初的台灣歷史研究會餐會，先由戚嘉林兄的「祖國雜誌」與賴總統之「祖國」論述而想起；後受報刊建中校友會的惡質餐會事件之促成●

在我們台灣島史上，「祖國」一詞，意義深遠而複雜；可以想像的，首先是父祖所曾長期居住的國度，是父母親長魂牽夢縈，常常回憶的地方；可能也有童年總是被呵護的、被關懷的，因而乃是父母親長特別難忘的地方。我們的祖國啊。

其次，祖國啊，如果父母親長由於政府失政與社會動亂而被迫離鄉，甚至像清朝末年，確實當局者腐敗而致人們竟然被祖國割讓出去，所謂的「祖國」，可能只是讓不幸的人們產生被遺棄的感受；誰能忍受那樣的棄絕，像在荒野裡生命無助的嚶泣。

其三，太多各自背景與廣土眾民的國家，由不同地點與不同專業切入現實，認知上很難不出現種種的差別；所以，祖國以各自的圖像出現在各自的認知中，應屬正常；由感情上濃郁與淡漠，到理性上各有所強調的批判，不難想像。

就以日殖時期言，所謂「祖國派」就有兩種以上的內涵，一是認為應該渡海投效於祖國之建國大業，一是遙遠地籠統地心理上寄望於祖國，一是文化上，因與日人生活習慣與人生態度的明顯不同而認同於祖國。據日警當年的認知，認為在認同於祖國的人們中，有相當部分由於看衰祖國的未來，而拒絕接受祖國者，但是如果未來祖國強大起來，還是會投向祖國的。

而當前的「祖國」問題，隨著時代發展的複雜性而應較過去複雜， 個人看來，主要的影響因素來自日本殖民時期教育之遺留；低智育與他律的體罰盛行，受其教育者卻不自知，自以為菁英，蔑視對岸中國人，學校推出要領導或解救對岸中國人的說法；而戰後，不僅沒有進行去殖民的工作，並且國府還有某種「解救大陸同胞」的延續。 而更為重要的，是戰後日本成為美國的殖民地的史實，從來沒有被充分認知。

來到1970年代初，日本竟然在美國的扶植下，不僅完成了其戰前曾宣示的大東亞共榮圈，並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讓那些前述受過日殖教育的我島民間精英，更容易有跟錯了主子的遺憾。

至於，更麻煩的是，七零年代以後，類似李登輝那樣的順民已在國府治下逐漸展露頭角；祖國兩字的意涵，怎能不隨之改變？而頗有父母不僅仍有樂讀日文報紙與日本書的崇日習慣，甚至有代理日產商品而養家活口，乃至成立一番事業者；相對言之，確實有若干人是長期曾受惠於那樣的產業鏈之下；甚至根本蔑視兩蔣的國府在產業上的若干成就。 如此看來，祖國意識之提出，乃除了屬於較傳統的純粹感情的因素外，現實功利的比較確實有其不能忽視的意義。

面對這個認同的問題，個人是公民教育專業，長期以來就有不能不面對，卻又難以充分拿捏的苦惱。 尤其，如今，時代進步，相對言之，資訊比當年開放很多；要談祖國的問題，卻也仍是個別的認知差異很大，

尤其透過深入地考察，如1796年華盛頓大總統對於國會的臨別贈言中，所剴切提示於其國會議員的──

「同胞們，我請求你們相信我，一個自由的民族應該經常地、警惕地戒備外來勢力的種種陰謀詭計，因為歷史與經驗證明外來勢力是共和政府最有害的敵人之一。但是有效的戒備必須是公正無私的，否則他就會成為迴避哪種勢力，而不是抵禦那種勢力的手段……有一種意見，認為自由的國家之政黨，是對於政府行政有用的制裁……這在某種限度內，大概是對的。而在君主性質的政府下，人民基於愛國心，對於政黨精神，頗為寬容，甚至袒護。但在民主性質的政府下，在純選任的政府下，這種精神是不應予以鼓勵的。……。這種精神常有趨於過度的危險……它是一團火，我們不要熄滅他，但要一致警戒，防他火焰大發……而成為火災。」

使得我們很難由過分簡單二分的論述來論斷政治問題判斷的合理性。 但是，作為一個公民教師，我們卻仍然不能不對這個問題持續地關心，陸續看到各種報導，來自不同的立場，自然衍生出不同的關懷──

例如，2013年前後，我們看到島上的報導稱：中國大陸經濟雖然看似強勁，但內部卻充滿泡沫，打房措施一波波，房價卻壓不下來。4兆刺激經濟政策讓人民幣流向民間，超額的貨幣供給讓炒作成為全民運動，房地產、蒜頭、綠豆、銅、鋁、煤炭、柴油、棉花等從生活必需品到生產原料無所不炒，大小泡沫充斥。值得注意的是，這4兆人民幣的借貸多紛紛在2012年到期，而胡錦濤又將在2013年春天交棒，中共內部面臨政權交替；外部又有美國虎視眈眈，試圖要求人民幣升值，因此2012年將是中共危機最大的一年。

或者如2024年的──在媒體上各種看衰對岸的報導，像美國完全把自身置於事外的所謂──

「中國當然不是對全球經濟疲軟負有唯一責任的國家，全球經濟受到了新冠疫情、戰爭，以及貿易緊張關係的衝擊。但中國在這個微妙的時刻讓情況變得更糟。它大幅削減了海外放貸，並迫使陷入困境的發展中國家償還現有貸款。中國通常用延長短期信貸互換和貸款展期的做法，而不是向負債國家提供真正的債務減免。」之類──

甚至也有我島上旅遊對岸的歸客，描述稱──

「車展是車展科技的展現，但是親自走進各地百姓日常生活，生活消費跟公德心水平，社會安全近期一直被（獻忠），排外排日……大陸除了科技進化，人民社會氛圍很壓抑。去走走看看吧！失業率高到嚇人。薪資更回到。2005年。」

依照此美國的報導與該歸客所及看來，對岸的「祖國」情勢很不好；然而，離奇的是，另方面我們也看到「祖國」在種種科技發展與基礎建設上，完全沒有停滯的樣態；好像只是在堅韌地迎接下一個上升新階段的到來！這到底是怎樣的一回事？

剛巧不巧，我是一個退休的公民教師，經濟狀況使我沒有餘力回祖國實地理解；但是我的專業使我長期關注公民教育的問題──由改革開放前，就努力企圖理解兩岸的異同，無論理論或是實踐上。

這是由於個人相信，中國傳統的「學問思辨」的哲學，雖曾由於農業社會士大夫的虛驕身段而在「行」上，曾有「君子不器」的輕忽，甚至蔑視，以致於我國的文明發展，在由農業社會轉向工商業社會的競賽上，大大落後於後起的西方文明；但是百餘年來，在西方文明那「華人與狗，不准進入」之布告與「落後就要捱打」之現實的強大提撕、激盪之下，其潛力重振中華文明之效果，應該必然可期。因而，儘管個人所能獲得的資訊很有限，但真是數十年來長期關注著的。

回憶最早的關切，是對於西方資本主義的認知上，我島上當時強調的是孫中山的民生主義，其中有「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或者「民生主義是用來代替社會主義」，關切社會公道之說法；而島上那時號稱「自由陣營」之一員，逐漸採用了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論述，學子必須接受資本主義大宗師亞當斯密所提示的、構築其自由經濟理論核心的「利己心」，其強調神妙、神通如西方基督教上帝信仰一般，足以支配人類社會的「看不見的手」；從而相對地就忽視、進而放棄了孫先生的民生觀點。

那時，為了較深入理解種種，個人曾找來西方經濟學說史專著，發現我們島上對於這個根本問題似乎並不真實關注；因而，大宗師亞當斯密的名作「原富」，雖至少有中譯本三種──一為文言，一為白話，但是大宗師當年身為英國格拉斯哥大學的道德哲學講座教授，其另一本關於道德哲學的專書，在大宗師的生平中僅可見其書名與簡介，卻沒有任何譯本。

當年就讀師範大學，由於設想學生如果提問關切此問題，自己應該如何為之解惑，除非公民教師真實同意民生關懷應該與公民的公共道德的「同情心」完全切割──但顯然，我不能那樣自我定論，說服自身；坊間只有在軍方系統的「西洋文化史」的專書中，曾經明確提到「休姆與亞當斯密推論一種範圍更廣的學說，堅信道德主要是由反射的同情所決定的。……這一倫理哲學在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中敘述最為詳盡。」，卻未見於經濟學的教材中。

因而，那時作為公民專業教師的我，只能在每次逛書店或舊書攤時，提起這個重要的問題。但是，當時世上尚無該書的中文譯本，自然不可能充分解說我的問題。

要到1980年代晚期，我才很偶然地在對岸改革開放的浪潮中發現了他的中文譯本。當時，我常常逛台大附近的舊書攤和簡體字的書店；在那裡，我看到對岸解禁後，豐富的出版物，尤其各種翻譯的經典與學術前沿資料，甚至也有對岸文革後強烈批判文革時，高校黨務整理方面內部發行的資料，讓我想像著中華文明經過一番「學問思辨行」的具體辯證探索之後，應該必然有其重振的新局。

例如，西方內容豐富而深刻的「國際社會科學雜誌」，竟然出現了中文版，我想像著，人文與社會各科的學界可能受到怎樣的滲透與衝擊；以及各種大名鼎鼎的西方名家與其名著，都有了中文譯本；真是百花齊放、百鳥爭鳴的大環境。雖仍有前述華盛頓總統所告誡的恐懼，但在有著核彈防衛的屏障之下，如此的開放，民間將能釋放出怎樣的力量？

就在此期間，我赫然竟在某個簡體字的書店，買到了對岸中譯，由老牌的商務印書館刊行的「道德情操論」；我心中大大叫好，如果中國人的「改革開放」真只是跟著西方的流行，分一杯羹，卻得來一身的病，自身束手無策，然後，只能等著西方的大德們醫完了本國，再來東方救治，豈不可笑、可悲。

對於那樣的「改革開放」，儘管社會上既得利益的公知們可能已很滿意，但是豈非仍然太像當年那「華人與狗，不准進入」，太聽話了啊？何以「改開」之後不久，就能將該書中譯，讓我我相信我們海峽對岸的中國人，當年「改開」決定的大方向是頗為深思熟慮、有相當主體性的，不過，那是就像「摸著石頭過何」，外人是看不到、無法說三道四，興風作浪的。

個人認為「改開」的主要著眼點，除了透過對於明代鄭和七下西洋的追思，發動數百年前我先民的領先於世界的航海能力，對於我中華文化中曾經開放而自閉的部分重行開放開來之外，簡單說來，可以就是將資本主義的先進生產方式甚至生產關係，當作工具，就像汽車、火車是很好的交通工具，怎能自我設限，污其名而稱其為「走資派」，就否棄之。

而該一資本主義大宗師的大作「道德情操論」，其埋沒應只是當年資本家因其既得利益而自我設限，竟致棄而不用的寶典，如今「洋為中用」，如此「改而開之」，使之服務於社會主義的理想，為何不可以呢？

由於該書的中譯刊行，1989年前後，個人對於當時對岸社會上所謂的「資產階級自由化」與民間關於「官倒」的批判，認為可以理解，以及其時由對岸流行到我島的那本以大陸文明與海洋文明對比，來看衰對岸發展的小書「河殤」之論述，也可感到同情，但是由於個人認知到當時其問題應該只是來自個別人性操持上的偏失，社會發展的大方向可謂沒有錯誤，所以，雖然此岸見獵心喜者與被媒體批判鼓動的人士不少，但個人對於對岸該一時的現象，不會有太擔心的感受，甚至會有預期風波過後，將有更為開闊時代前景的想像。

很慶幸的，往後對岸的發展果然頗為順利；似乎前述提及的「學問思辨行」之傳統，在我們的時代中獲得了嶄新的強健的生命。 可惜，祖國對於這段「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似乎很無意宣揚；因而，外界很少有學界與媒體論及；我們通常所見的，只有1989年在北京曾經發生過一場讓所有先進國家都感到不可接受的，引起各國由各方面發起的種種抵制北京當局的迫害行動。

當年，西方的抵制，也在我們島上帶動了美名為「野百合」，聲援對岸學運、獲得李登輝總統摸頭的學運。

稍微有些自我肯定的，大約就是像前述改開以來，官方長期推出的各種鄭和研究會，可說直接發展到今天，祖國著名的「一帶一路」的雄心與造船能力已達世界第一，製艦能力更是超越美國，就是其有力的延續。

然而，當年在公民專業上的史實，究竟為何？根據網路資料的估計，當年譯印應該需要上級審批的該書，自從1980年代晚期，該書譯印完成，開始內部發行；1990年代正式對外發行。該書先後中譯本至少有二十個以上〈據稱可能有四十個〉；已知如，商務印書館、北京理工大學、譯林出版、中國致公出版社、廣西師範大學、石油工業、上海三聯書店、清華大學、中國商業、華夏出版社、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出版、中央編譯出版社、人民文學、光明日報出版社、華中師範大學、江西教育出版社、浙江大學、哈爾濱出版、山西經濟、華中科技大學、安徽教育、北京新世界出版社、九州出版社、三峽出版社、中國文聯出版社等等都各有自身的譯本。。。尤其，最後的這個2016年第一版，2019年第四次印刷的中國文聯出版社印行的是青少年版，將亞當斯密的這兩本書名著都並列在該出版社的青少年文學書目中，讓我們可以想像其讀者群應該早已向下延伸。

以上種種，在個人公民專業的考察裡，應該是對岸在1978年改革開放後，四十多年來，對於祖國社會極為重要的公民教育的基礎工作。否則應該不可能各家出版社不約而同地，對其青睞有加。但是，為何此一工作極少見到各方關切的論述？

此外，據網路資料，在2004~2011年間，對岸的溫家寶總理曾經公開推薦該書五次；同時，還曾經攜帶該書出訪較具社會市場經濟色彩的歐洲各國；這一切都應該是對岸祖國真實的發展吧？為何在我們島上沒有引起相關的報導？更奇怪的，是西方先進國家，那麼多的中國問題專家、那麼多無孔不入的媒體機構，也包括了我們島上培養大陸問題專家的各個機構，都沒有看到前述那幾十年來祖國社會的重要發展脈絡？

以新冠疫情過後的房市問題為例，只見到媒體一面同情揭發建商的炒作，一面猛烈批判投資大眾的可悲處境，卻全沒有考察該事態乃是在上述社會那「道德情操論」的教育脈絡之中的── 試看，2007年5月28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網曾經報導的溫先生的講話：

「我曾經講過社會主義的兩大任務，一大任務是集中精力發展社會生產力，因為只有物質財富豐富了，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才有保障；第二，我們必須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 溫總理……接著說：「亞當·斯密寫過兩部有名的著作，一本叫《道德情操論》，……《道德情操論》中有一段話很精彩，他說如果社會財富只集聚在少數人手裡，那是不公平的，而且註定是不得人心的，必將造成社會的不穩定。我覺得這個話是對的，所以要講公平，要把正義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首要價值。因為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要講正義，這就需要我們推進改革，包括經濟體制、政治體制、司法制度改革。」 《東風送春綠滿園—溫家寶總理五四青年節看望人大學子紀實》

是否預告了祖國社會將要發動的種種改革？也因此，往後習近平總書記所推動的種種重大改革，外人可能感到意外，但是已曾經受到其兩隻「看不見的手」相當長期薰陶的對岸社會，卻是前此早有「看不見的另隻手」的提醒，往往能在問題醞釀發展之初，就已自行辯證；因而，社會雖受衝擊，卻仍較能保持其安定與發展。而不會如單純資本主義社會之更受衝擊。 這也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雖吸收了西方資本主義卻可不同於西方資本主義之處。

或許，此一情景當前還是初期的經驗，若有了完整的經歷，等待渡過這個相當艱辛的階段之後，才要公開地寫入經濟學教科書中了。

這就是當前祖國的真實處境嗎？

1978年對岸的「改革開放」，一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體正在蓄積其完整的發展經驗。通常我們只見到媒體上刊登的基建、軍事或科技上的消息，卻沒有這方面的消息，如果我們真實關切祖國現狀的話，是否我們也應該知道在精神與文化這方面頗有意義的情況。

總而言之，統而言之，回到由賴總統的，到我們所關切的祖國問題，我島民之歷史經驗使得他們十分現實，閩南語有勸人不要「捉龜走鱉」，就是要大家鄭重選擇之說，正是這種現實的表現；尤其所有的既得利益者，對於祖國的理解太少，而祖國的形象在西方先進國家掌握的媒體中少有正面的形象，使得長期受惡質媒體污染的我們島民，很難做出正確的判斷；而就事論事，確實祖國的情況如何？

個人就以上述所見為例，祖國幾十年來努力進行的該項工作，為何不能公開，不能分享於海峽此岸？只是因為西方國家的傳媒與中國問題專家不肯報導嗎？還是由於要堅持「摸著石頭過河」，擺低姿勢，充分成功之前，怕可能被外人在中途破壞。。。？。。。真讓個人費解？

如果在如此重大的問題上，我們都無法充分認知對岸祖國的史實，我們現實的島民真是如何能夠對祖國事務做出正確而恰當的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