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給當前的「非綠聯盟」或「主流民意聯盟」，

關於「日殖台灣史課綱」不可不知的五項史實 〈一〉

其一、馬關條約與日據初期的攘逐殺戮政策〈1895~1898〉

           ──我們的學者應該要有主體性

〈~~ 不要仇恨，但是弱、笨就要捱打，變成烏克蘭 ~~〉

一、關於馬關條約──再次的教訓

一〉馬關條約的清廷

在馬關條約以前，清廷已曾經面對過西方列強的威壓；1840年，著名的鴉片戰爭與1860年的英法聯軍之後，曾經帶動了我國的自強運動；清廷在1868年甚至曾經倚重印象頗佳的美人蒲安臣為巡迴歐美的使節團代表，出訪歐西諸國，與美國簽訂包括在教育上彼此互惠的蒲安臣條約；可惜蒲氏此行，竟未能完成而死於途中。

更不幸的，是1872年，清廷雖不顧守舊派的反對，努力派出了第一批小留學生；但是六年後，當官方根據蒲安臣條約，要求讓留學生進入美國軍事學校就讀時，竟然受到了粗暴地拒絕；對於留學政策原本懷抱相當疑懼的清廷，因而，將過去的四批留學生，全部撤回。

1874年，在歸化美國、於南北戰爭中有軍功的法國人李仙德與駐日美使德朗的導引下，日本藉著琉球漁民船難被我台牡丹社社眾殺害的問題，發動了牡丹社事件；清廷知悉李在事件中居於如此地位，自表不滿，美國以改派新公使，且通令美船不可受雇與趁其來華談判期間，加以逮捕自清而仍為清廷較能好感的友邦。

清廷對於外人不能信任，但是如何能夠順利進入國際社會，處理國際事務，確實需要外人的引領；因而，美國是直到甲午戰爭之際，都仍與清廷維持著相當良好的關係。只是，由於英美合力應付沙皇勢力南下競逐，美國朝野早有扶日之心。直到甲午構釁，清廷仍以美國為友邦，如1892年，請美人馬士為北台淡水關稅務司，

1895年，請美前國務卿，曾任清廷駐美使館法律顧問的福士達為李鴻章出席馬關條約的顧問；但是這位顧問將因美國國家政策而往往有脅華的作用。

二〉馬關條約的日本

馬關條約是「明治維新」後的日本，站穩腳步的機會；因為，明治維新之初，是反幕派與擁幕派的鬥爭，也就是反幕派的長洲藩與薩摩藩為主的西化派，以擁護天皇為名，與依附在幕府威權之下的會津藩等藩之間的內戰而已；而內戰對於任何國家都是內耗，不能停止內戰，就是人民永遠流離失所的浩劫。

1868年的明治維新，所面臨的並不是多麼順利的發展；六年後，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是由於其國內的征韓論兩派相持不下，為紓解其內部矛盾而發動的向外侵略事件。 直到1877年，又發生了反對維新政府的「西南之役」，日本明治維新的元勛西鄉隆盛竟對中央政府起兵，讓我們能想像當時日本社會的動盪不安。 據稱當時親西鄉的福島種臣曾經向李鴻章買軍火，但是李不願支持叛軍；否則該亂局可能持續，社會政經問題難有進展。

甲午戰爭，是日本內部的民權派與國權派長期對立的重要發展出口；重要的是勝利所得來的自信心與馬關條約的巨額賠款，國權派取得了重大的成果；日本學者曾指出「十年前我政界，以為若不言民權即非志士；而今日政界，惟以言『國家』為志士的本分，亦可謂奇也。而且，國家乃是拋棄了人民的『國家』，所以就更可謂離奇了。」 ，由此似乎可以概見當時日本社會的精神狀態了。

三〉馬關條約後的中國

馬關條約給與中國的打擊，除了割地與賠款外，堂堂的泱泱大國，竟然被旁邊自身看不上眼的小日本打敗，與過去敗於西方列強之手，其感受實在更為強烈，不能不徹底檢討自身的各方面。過去由於歐洲列強的恥辱，曾有自強的洋務運動，曾經被目為「同治中興」的努力，因甲午慘敗，等於前功盡棄；若要拯救國族，只能重行開始。

清末的大變局由此再次展開；同時，反對割讓台灣的公車上書發動了；另方面則是主張革命，推翻滿清的興中會也成立了。

應該不是湊巧，而是有志一同的，由奉旨離開台灣的知名知識份子，如親身受民主國衝擊的巡撫唐景崧，可能最早領會梁啟超後來關於「小說與社會的關係」而在廣西戮力於戲劇教育，使鄉人頗紀念他；多年後，民社黨人還在廣西創辦了景崧中學；

而歷經台灣民主國最早戰局的布政使俞明震返鄉後，曾積極支持康、梁，並參與湖南新政。變法失敗後，轉任南京江南水師學堂總辦，魯迅為其學生，回憶其為「與教員很不同」的「新黨」。曾兩次帶領學生赴日留學，其中包括魯迅和自己的兒子。

著名的棟軍領導者武將林朝棟之子，林季商參加了孫中山的革命隊伍，頗受倚重；惜後為軍閥所害，其次子正傳號召其父舊部千餘人，投入何應欽麾下；四子正元，參加抗日戰爭，兩度重傷 。五子正亨，中央軍校畢業，曾隨孫立人部遠征印緬、奮不顧身，幸而九死一生；可惜於戰後的國共鬥爭的內戰中犧牲。

著名的文士丘逢甲，後來在廣東主持廣州府中學堂，丘逢甲的門生中出了革命黨的鄒魯；鄒魯引薦陳炯明，同為學堂教師。鄒與陳皆涉廣州之役，清吏循線曾欲捉拿，邱力保，兩人乃能脫身。 當然，上述所及馬關條約後的情勢，只是大時代中的一個重要的面向。兩岸的社會都受到強烈的影響。

二、關於「攘逐殺戮政策」──馬關條約下的悲劇

一〉統治者的歷史與文化〈武士與賤民的啞鈴結構〉

我們島嶼與日本近鄰，但是日據初期理解日本的人很少；據稱日軍據台之初，我台人商賈對新的統治者並無畏懼之心；有日本記者描述台北稱

「市中人力車尤多，其數至少不下二千。……這邊有名的製茶所很多，一家就有七、八十名到二、三千名的選茶婦，在此忙著精製茶葉。半中國式半西洋式的高樓大廈，此邊尤多。……財貨金銀之流溢，人民之意氣高昂，……」

然而，日本自其戰國時代以來，興盛的武士文化所造成的階級社會，雖經德川時代推動學習儒學而「偃武修文」、在明治維新期間又接受了西方文明的薰陶，但是並沒有改變其階級社會的結構及與其輕賤生命的武士文化傳統。

故1885年，其留英歸來的森有禮出任首任文相，就確立了與日本傳統中分立的「武士教育」與「庶民教育」相接續的二元教育體制 ，即一面透過義務教育澈底灌注道德心與愛國心，而另一面對於菁英的高等教育則有最高限度的學術自由；但是，1893年前後，在東京帝大已發生了「久米博士筆禍事件」，兩位博士因違犯國體論而被去職；顯示了其學術自由仍有明顯的局限。這是日本本國的教育型態。

此外，此時其社會教育上，所重視的「實學」，並非我們所習知的「學問思辨」，面對事物勇於探求與批判，而是功利主義的「實學」；所謂「德育」，強調應與「智育」配合；這是其啟蒙大師福澤諭吉很重要的主張，也確實有指導社會教育的作用。 當時，其社會對於我島最大的功利目標是取得台灣後，將把其過多的人口移民台灣；為了達到此一目標，雖然違背了馬關條約給予我島民自由選擇國籍的條款，在該期間採取了「攘逐殺戮」的手段。要把當年德國地理學家眼中人口過多的台灣，變成一個無人島，以容納其三、五百萬人移民〈福澤諭吉語〉。

二〉國際干涉下的「攘逐殺戮政策」

何謂「攘逐殺戮政策」，其名又稱「台民放逐論」；是統治者故意在我島各地製造衝突的機會，在軍民的衝突中，我先民必然居於極不利的地位，使得我台人自然逃出，否則日本武士道輕賤生命，正可大開殺戒，自然更能減少島上人口，皆有利於未來日人可以大批的移入。

該自由選擇國籍的條款，我島民在日據近三十年後，仍曾提及稱，「對於台灣人民，給予二年間退去的期限。這是中國替台灣人對日本要求所得之權利。……便是台灣人在此期限內享有去就自由的權利。」〈蔣渭水語〉，在該期間日人竟陰行該毒手實行其「無人島」的手段。本屬屈辱的馬關條約竟更被如此踐踏，被迫簽約方的老弱中國當時以寡婦孤兒的識見與低盪的國力，雖痛心實也無力斡旋此時代大變局，只能眼看日人逞其陰謀；真是天地不仁、島民不幸的新時代啊。

這新時代是個講究嘲笑仁義道德的功利時代，沒有人會同情弱者；但沒想到這個功利，此時竟也會挽救了我島；原來日人製造亂局而逞其陰謀，侵越了列強的功利底線；那是中部台灣在日軍的「攘逐殺戮」所製造的動亂，不僅造成我先民的流離死亡，並且也障礙了樟腦貿易的進行，這個功利問題，導致列強的公開抗議，質疑日本沒有資格成為殖民者。 而日本當時的國策是「脫亞入歐」，很害怕列強的抗議；因而，趕緊命令停止前述那惡質的殘酷陰謀。

但是該陰謀已經展開一年多了。實在是已經相當地實現了日人的「理想」。 根據我們的仔細推估，當年我們先民在該動亂期間的死亡人數，著名的尹章義老師根據日軍本身關於戰史紀錄所透露的史料，相當保守估計的數字是40萬人；我們根據日據初期發現的廣大「隱田」考察「隱人」的事實與時人所曾提出的難免趨高的上限數字加以推估，今日日人所承認1897年我島上確實仍存活的257萬人，加上如日本刑事政策學者之曾經坦承之「脫漏很多」── 「匪徒與我員警隊及軍隊交戰，或戰死、或自殺、或病歿為多。依裁判處罰者，不過是少數。據犯罪統計書記載，依裁判而受處罰的匪徒人數，脫漏很多，『匪徒犯』人數不得以犯罪統計書為準……」

則該陰謀下我島民的死亡數之上限應該是100萬人。 這100萬人，相對於當時的全台人口357萬人，已超過28%，即是超過四分之一的我島人口，在官方製造的大動亂中消失了。

三〉收拾殘局的「一視同仁」聖旨

當時的情況，軍方的該政策，在武士道的文化中，是很難收回的；因為軍方若收回該政策，就是無形中認錯了，顯然過去的政策有誤；而這個事態，想想看，錯誤的政策竟然引起外國的攻擊，這是「有辱國體」的政策，在其文化中，是不可原諒的，對於其武士傳統言，簡直是只有切腹才能自解的問題；軍方如何能夠自行面對。 看看當年的史料── 「樺山時代的人事課長木下新三郎感嘆說，當時來台灣的大多是在日本國內不得志的人或失意的人。總督底下沒有很能幹的人。鹿兒島人尤其囂張，只要是鹿兒島人，不管是否人才，皆予以錄用，故他感覺很無奈和痛苦。」

「近來紛紛據報各地有土匪蜂起之情事，據可靠來源之報告，竟係淺慮無識之夫役、職工，趁戰勝之餘威，蔑視土人，以不當帶份強購貨物，或劫掠雞豚之類等，逞其暴行，遂結怨土人，激起聯合一村一市以報積怨之念，究其極，往往有出於不穩之舉者。與台灣固有之土匪，其起因迥異，……」

原來，當時在總督府內的情況，當年的法務部長高野自白是「除了文官中十之一、二者外，武官們殆皆誤信政府的方針在於排斥土民」 ；然而，那哪裡是其所謂的「誤信」？

當初，民政長官在施政之始，就曾經簽呈給總督，請定大政方向，提出「將當地人悉數放逐出島」「對當地人強制……實行完全之日本化」「聽任當地人……政府不加干涉」 三種政策，請總督卓裁；然而，總督擱置未簽；任由有武士「輕賤生命」傳統的軍方進行「將當地人悉數放逐出島」的政策。 這也就是後來接任第三任總督的乃木所推託的

「官民之中，往往有誤會以為日本政府意欲使台民遷出，而代之以內地人民，或以為綏撫方針於國家不利，有出言論，或出諸行為者，以此殊屬違背帝國政府之大方針，切宜加以注意。」 ；

官方如何能夠消除這種「有辱國體」的大錯──乃木總督本身也是當年該「違背帝國政府之大方針」的征伐軍的司令官！ 東京當局是在這樣的局面下，請出其至高無上、神聖的天皇頒布了無須追究政策責任的「一視同仁」的神聖旨意，結束了我先民所遭受的「攘逐殺戮」的時代。 這個政策就這樣結束了，請出天皇的信仰，使得該政策從此無須接受日本學者的理性檢視；而我們島內的主流學者竟然大多隨之；直到今日。

然而，被犧牲的我們島嶼的百萬先民啊，我們怎能夠竟然忘掉，百餘年來，每年當為他們當年的冤屈而流淚祭拜之時，卻隨日人誣稱其死難僅為我島人「盲目」抗日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