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日殖台灣教育史，也談今日「台北帝大」應有的定位

研究日殖時期台灣教育史幾十年，近日在臉書上讀到管校長關於台灣大學在11月15日校慶的貼文──其中提到「今天是臺大 93 週年校慶。」；根據個人的研究，11月15日是台灣光復後，國府接收台大的日子，如果以其作為校慶日，應該沒有九十三周年；若是九十三周年，校慶應該是日殖時期的1928年4月30日。

關於這個問題，個人的研究成果雖然贊成管校長該處置方式；但是，坊間以訛傳訛的論述頗多，例如，通俗的維基百科的論述，就與其說法不同 ，建議我們的全台首學應該對此作廣泛而深入地說明。否則上述的疑問必定存在，並且可能增加社會的騷攘，在當前我們社會不安的大環境中，應有事先加以防範使其消弭之必要。

然而，今日這樣的通俗的說法是建立在怎樣錯誤的真相之上的？以下，是個人的研究，謹此提供關心者參考。

其一、首先應該理解日殖台灣史的起源。

1895年，樺山總督計畫其日本移民政策，對我先民暗行攘逐殺戮政策，因之我先民近百萬人 在馬關條約的國籍選擇期限的兩年間，被攘逐殺戮而消失在我島的林野山海裡；如此的悲慘的遭遇，難怪其後我先民零星反抗不斷，直到1902年前後，第四任總督兒玉時期，後藤長官建立全島二十廳主持全部行政的警察政治，透過日式治安與租稅一體連坐的保甲制度，不僅騙降誘殺了各地的武力反抗者，還以破壞傳統醫療體系的方式，窒息了我島民間各地蓬勃成功的戒吸鴉片運動。

當年配合著攘逐殺戮之後的「警察政治」，除了利用保甲制度宰制社會外，還有外人所不知、研究者應該關切的「內規」是如何的？

「台灣警吏中間多是由九州來的，就中大半是鹿兒島人，在那邊的農村有些素性不良的、不願意認真勞動而貪安逸宴樂、終致不得久居鄉里，以後探知在台灣做巡查，又有錢又有權，又可對人民耀武揚威、作威作福，所以就應募來台灣，好像在台灣的無賴之徒，所以難怪台灣人叫苦。」

「碰到警察，你得表示尊敬地站到一旁，否則也會遭到處罰。」或「必須邀請警察人員參加婚宴禮宴會、祭拜儀式或戲劇表演等，否則，相關人們可能受到懲罰。」^[1]「在台灣這種歡迎慰勞宴是最盛行，不論山間僻地甚麼地方都有，如巡查一年轉勤數回，也要歡迎新任，送別前任，為地方的保甲役員和有志者，實在不堪其煩，……若警察夫人生子女，大家需要設法籌送相當的禮物與禮金；否則在事後都可能受到「警察大人」的變相懲罰。」[2]

「基隆青年在該地開演說會，某君講『義務與權利』，先把義務講述一遍，後將言及權利的時候，突被當局命令中止。據此看來，我們也就可以說當局的意思是：『台人可以談義務，而不許申權利的』了。說白一點，則我們台灣人對於日本政府只有繳納重稅、築造大路罷了，然而那些『生活』、『做官』、『參政』……等等的民權就不能夠提起了。……」

我先民雖然不能不屈服於其暴力血腥惡質的武士道統治之下，但是不可能信任如此惡質的統治者；自然會願意讓自身子女接受其教育者，很少。相對的，殖民統治者當然知道自己兩手多麼血腥與惡質；對於被統治者，怎可能給予真正良好的教育；無論是智育或是德育。

在這個關於日殖起始的重大問題，關於我們先民慘烈的犧牲與其帶來的影響問題，長期以來我們的學界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

其二、日殖時期教育史的起始

著名的伊澤修二是樺山總督時期的學務部負責人；主流學界好說他是留美背景，好像就是品質保證；然而，他留學期間的美國，雖不像當代的美國在世界各地那麼霸道地一意孤行，但是考察那時美國在其本國滅絕印地安人與奴役黑人的作為，絕對遠離人道；甚至對於來自愛爾蘭的白人，也不很人道。

根據史料，伊澤部長沒有說明清楚，只是說對我島人的教育，應該「低其程度」；同時堅持「國語中心主義」；不過，據稱就在1894年前後，他所屬的國家教育社為了當時的朝鮮問題就與「大日本教育會」聯合組成了「朝鮮學政研究會」，針對當時韓國的學政改革提供了一系列的想法──其概要如下──「〈一〉朝鮮教育應使用日本語；〈二〉 使朝鮮中學的程度相當於日本的初等中學；三〉朝鮮大學的程度相當於日本的高等中學；」 。

應該可以供我們參考。 日殖初期，以治台政績而著名的第四任總督兒玉當年則對於我島的教育政策提出了這樣的指示──

「教育一日不能忽視，然而徒為灌注文明，養成偏向權利義務之風，將致使新附之民，陷入不測之弊害。」

而著名的我島學者林茂生曾經在他當年的大作中、如此描述了我島民當年面對的教育情勢──

「從最早時期到1922年之間，提供給台灣人的教育，其程度非常低劣，……通常學校的設備簡陋。凡台灣學生渴望去日本進入更高學府求學，會發現有許多障礙而難於成事，除非在日本再花上兩、三年或更長時間，再加訓練來達到入學的資格。」

日本東京帝大名教授所言，雖不知我島的教育低劣到何程度，應該也很值得參考。

不過，我們兩位先民更留下了這樣的說法──

「1898年起，總督府創立供台灣人子弟就讀的公學校，只是當時所謂的台灣總督府教育僅教授能聽懂日本人命令的日文；對於將來有用的技術，則一概不教。初入學時的教科書是はな、はた、たこ、いと、こま、まり這些單字。只要記住日文單字，以後能聽懂日本人所說的事與命令就成了，這就是所謂的教育。」

「1922年，……那時台灣的居民……無形中限制了台灣人民的智育發展，並且能就學的兒童在待遇上也是被歧視的。……在施教程度上，公學校要比小學校相差約有百分之六十左右」

尤其，上述這位指出公學校與小學校差距達百分之六十左右的資料，很值得注意；因為回憶者是我島名宿楊肇嘉先生，他留日歸台後曾擔任故鄉母校的公學校教師；他當時曾因教學成績優異，掀起母校的教育熱潮，甚至還帶動了當地的社會教育；同時，他對於曾經青睞他的日籍校長的恩惠，念念不忘，故所記應該不是惡意的批評，是很深刻的史實。

此外，在1920年之前，先後兩任，任期達到十多年的總督府學務課長，持地六三郎與隈本繁吉曾為我們留下了這樣的論述──

「針對住在台灣的內地兒童，其教育方針雖以教育敕語為準則，以養成忠君愛國，義勇奉公的健全日本國民為期許；但台灣人的教育，沒有必要沿襲這種做法，只要普及國語即可。」

「作為當局者的立場，沒有必要特別宣明任何的教育方針，而是要默認意會，以俗話來說，便是在表面上重視教育，但是實際不積極獎勵；只有在不得已時，才漸進的施行之。」

可以說更深刻地為我們提供了殖民當局對於我島教育問題的真實態度。 而當年東京中央法制局長官的主張則是與他們呼應的──

「顯然地，土人教育之主要著眼，應置於生產技術的普及，繁榮優秀的勞力。若夫以增進一般智能為目的之普通教育，故僅有附隨之意義。尤其高等普通教育，即使鑒於民度，為調攝社會人心萬不得已時，也應努力抑制使止於設置其形骸。亦即，將來台灣土人教育之至當措置為，以產業上之技能教育為主，低度之普通教育為從，儘可能不施高度之普通教育，萬不得已時則為朝鮮教育令規定程度以下之施設。」

以上的史實，都是在智育上我台籍學童所遭遇的惡質。

另有德育上的惡質，就是體罰，就是他律，不接受人類是有良心，可以產生自律能力的族類；對於日本學童的小學校是禁止體罰的。但在國語中心主義的教育下，在我台籍學童的公學校被迫學習日語的一二年級階段，通常低年級負責指導的教師都是我台籍教師，負有必須短期就讓校方驗收學習成果的任務；台籍教師深受校方壓力，被迫對我台籍學生進行體罰，以促進其學習成果。因而，在教育上，甚至會造成我台籍教師比日籍教師更為嚴酷的現象。

體罰除了在學習國語上被普遍的使用外，學校所有的各種規定與教師的權威簡直都是絕對不可質疑的，包括生理上的現象放屁在內；都可以是受體罰的理由。以下就舉初等教育、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等三個例子來說明。

「我還記得是1917年……我……還是一個國民學校三年級的幼童……那時日本……殖民地教育，老師可以隨意毆打學生，而家長們也只有敢怒而不敢言……由於田尾溪漲水，沒有辦法回家趕上開學，那時的校長是……日本鹿兒島的古川先生……不問青紅皂白就暴戾地打罵我們，我還記得那時是用算盤撞打我的胸部……他一點也不考慮我們是因為溪水高漲……只是一味地以打罵來鞭策我們，所以，我們都視上學為畏途。」

「……進入基隆中學……學校的管理和教導全部採用斯巴達方式，……把打罵、強制服從、磨練等視為教育基本原則。老師可以在上課時動輒對學生施以體罰，學生不但不能提出任何異議，還要在受打後向逞兇的老師說：『有難』〈日語『謝謝』〉。最兇悍可怕的是軍事訓練教官，他的命令絕對要服從，否則就有苦頭吃了。」

「當時就讀臺北高校的日本子弟，他們仗恃著錄取名額保有絕對的優勢的特權，加上父親位居高位，在學校一派傲慢，高高在上，蠻不講理，盛勢淩人……視本地人如未開發地區的蠻荒土著，他們的一言一行使人不禁想起『大陸浪人』的作風……最令人氣憤的，是他們這些紈绔子弟，……平日荒疏課業，一旦要考試了，不免要臨時抱佛腳，於是就要命令我們幾個功課好的同學，義務替他們『加工』，……想到進入大學還要跟這些人一起念四年醫科，心裡不免覺得興趣索然。……」

很多學者對於這個問題，似乎接受了日本學者所謂的「殖民事業本非福利事業」的說法，就不敢直面地正視而批判日人當年的政策；乃有任由其「文過飾非」，一如在日殖初期之惡質作為，強調只是日軍對我義軍報復的傾向。

其三、1922年，田總督「台灣教育令」的出台

上述資料中，我們看到1922年似乎是個重要的轉折點；然而，一般論述，多強調田總督1895年參加台灣事務局時的主張，與原首相相同都曾反對武官總督；但其史實究竟如何？ 田總督是第一任文官總督，是原敬內閣的要角，是日本政黨政治的開始，也是藩閥政治的結束；但是，其前任明石總督卻是武官總督，「日台分流」的「台灣教育令」就是明石推出的；推出時已經是原敬內閣時代，當時曾獲得閣議的全部同意而通過；該令頒行不過三年。

明石的該令主要是參考1911年的「朝鮮教育令」，出身於朝鮮總督府情治首腦，以威壓手段著名的他，因過去該令在韓似乎治績良好而擬出1919年初的「台灣教育令」。不料，該年三月就發生了震驚國際的朝鮮萬歲事件，該事件不僅深深衝擊了這位武官總督當年在韓跋扈所建立的自信，也加重了他的病情；使他成為第一位埋骨台北的日本總督。因而，才有田總督的接位。

明石總督公布的「台灣教育令」，除了其自美為「劃時代」外，雖然其時當局曾發動民間對於該令表示歡迎之活動，我先民顯然不會滿意該令僅對我全體台人「一視同仁」之歧視；田總督自是不難知道民心的向背。但是，該令只是維持長期以來的政策，實際並沒有改變過去當局所謂「無方針」的教育設計。

促使其不能不研擬新令的卻是1919年三一萬歲運動後的時局發展與東京當局自身在歐戰後的國際聯盟提倡「民族平等」──為了當時美國有排斥日本移民的風潮；前者雖立即造成1920年朝鮮教育令的局部修正，但朝鮮教育會仍不顧其修正而發起了民立綜合大學設立運動，並發展為全國性的「期成會」，朝鮮殖民當局所受壓力極大；後者，則使東京當局有必要讓洋人在自身的法條上看不到任何民族不平等的痕跡，以爭取在美國所獲得的平等待遇。

1922年的台灣殖民當局，是這樣的，與朝鮮推出新「朝鮮教育令」的同月，推出了田總督的「台灣教育令」；把日本殖民以來執行已久的「國語中心主義」，簡化為「國語常用」一詞；意即，由於語言上絕大多數島民，難以順暢溝通，因而教育上只能夠接受當前的差別待遇；因而反對先進殖民國家過去在我島使用的土語教育，從而合理化了當局對於我島民的所有的歧視。

換言之，雙手血腥的當局不需要檢討自身的惡質作為，自身心虛的不受我先民信任，卻能堂皇地指責我受害的先民「國語不常用」；也似乎可讓後進的日本帝國在所有殖民列強間可感到彼此平等化、應該可居於相互友善對待的地位。

其四、「台北帝大」的設立與伊澤總督

在上述的教育體制發展之下，官方公告的理由，總是十分漂亮；在田總督提出台灣大學的主張後，其後實際大力推動成案的是在1924年伊澤總督時代；通常我主流學界總是跟隨日本學界的說法強調，該計劃案是曾經公開標榜自身是「為三百數十萬台灣人而施政，非為15萬日本人而施政」的伊澤總督所提出，還強調他的哥哥曾經是我島學務部長；然而，當年真正被忽略的史實如何？

其實，如前述，那樣曾經留美的學務部長的弟弟，且說出過那樣的話，就一定很同情且尊重我們台灣人嗎？這位文官總督，真實是怎樣的一位總督？

況且，如果研究者讀到過前述那「朝鮮大學的程度相當於日本的高等中學；」的提案，可以保證當年其兄特別厚愛及信任於我們曾被消失了百萬人的島民嗎？而如今是在朝鮮發生三一萬歲反日運動，顯示朝鮮統治政績大失敗之後，這位新總督將如何面對我島上的高等教育問題？

讓我們探究關於伊澤總督的史實，為何沒有人考察伊澤來台前，早已是日本政黨互鬥的要角，自從桂園交替時代就積極壓制政友會的伊澤，大隈第二次內閣時，就當上了日本警界最高階的警視總監，是當年大隈配合藩閥打擊政友會的要角 ；因而在當年可恥的大浦內相賄選事件中，他曾被逼連帶著與內相一起辭職。後以民政黨警視總監的身分轉為貴族院議員，然後該黨組閣之際，其自請來台是否為了繼續切斷政友會在台〈即割據我島的後藤系〉金脈──當年後藤系割據台灣，著名從事樟腦業的鈴木商店與鴉片專賣的星製藥就是其靠山；星製藥一脈是被切斷了。鈴木商店深涉台灣銀行，茲事體大，則未能處理。

是否是為了打擊長期割據我島的敵黨勢力，他來台之際，才宣布將「以台灣人為其施政對象，而非以在台日本人」為統治對象，明顯地真只是在拉攏我島人；然而，對於文官言，一如當年田總督，口惠原來並不離奇。他是為了打擊當年與後藤系深結的在台日人勢力。故我們可說該史實乃是以這樣真實的黨爭為背景的。

居然我們主流學界對於伊澤的這些紀錄都可視而不見？只知為其愛台灣人而吹噓！ 例如，論者往往強調他在主張擴充田總督的台北帝大設立計畫時，堅持主張把醫農兩科，由自然學科為主體的實業大學，改為各科齊備的綜合大學；論者僅據其傳記作者所云，而強調因有「以台灣人為其施政對象，而非以在台日本人」之態度，而定論他「以真正地成為發展臺灣文化中心為創設目標。」；然而，那真是史實嗎？

如果考察了同在1922年頒布了「新教育令」的台、韓兩殖民地，1924年，晚成為日本殖民地的朝鮮已經設立了綜合性的、包含了文政學部的「京城帝國大學」，而我島上的帝大卻還僅在計畫之中，以及還在爭論是否應該侷限自身於實業大學，是否就不值得太強調其功績，甚至應該追究當年何以我島上帝大的進度明顯落後？

我們有主體性的學界，是否還應該追究他所強調的文政學部，並不是真正近代教育所著重的開放性的文政思想與政策；卻是當其上任不久，1924年底，他曾親自招待過辜顯榮的宗兄，當年北京大學教授辜鴻銘；辜氏以保守著稱，論述東西文明，忽視中國傳統「民貴君輕」，那批判「獨夫」的理念；把中日文明籠統視為同類，都只是講究道德與精神的東方文明；讓他以為可能就像後藤當年之利用中國傳統保甲制度，可以宰制鄉民，他認為利用中國儒學傳統也可以驅策我島知識分子。

因而，儘管，1925年開始，總督府的預算案中出現了「大學創設準備費」的項目；1926年，則更列出「大學新營費」；開始了他那在重視理農之外，也強調不可偏廢文政學部的計畫 ；雖然在1928年正式成立，但其理想絕非一個近代教育理念下的綜合性大學，更不是真實我島本土意義的大學。

因而，若以說了「為誰施政」那樣一句漂亮話，就是「台灣本位主義」？請問，當年利用保甲制度之名，把我先民宰制得慘慘的後藤新平也是「台灣本位主義者」嗎？以及，這位主張所謂「台灣本位主義」的總督，何以在1925年他要把我們農民的土地「拂下」，放領給日本退休官僚，引起我們島前仆後繼的農民運動？我島農民不在其本位主義的關懷之內──這位大名鼎鼎因賄選案而下台的日本警視總監？！

事實上，其特別受我島民尊重者，是否只是有某些旅日人士知悉其警視總監的官僚背景，赴日之時，乃有不能不前往拜候的考慮吧？

最後，他確實是當年推動設立「台北帝大」的要角，文官自身總能「好話說盡」地為自身的主張辯護；然而，當年確實我島的知識界，如蔣渭水就對於該案就很不以為然，公開在「台灣民報」上，根據我台籍學童的「就學率低下」、「師資過半不合格」、「中等學校太少」，三方面問題而公開主張「要極力反對之」 。另在1927年的「台灣民報」上，則直稱其政策是「榨取的教育政策」 ；認為該計畫案，是「藉共學的美名」，由我台人出錢，卻不顧我島當時極為缺乏的初等教育與中等教育，而大力設置金字塔頂端的大學，去培養來自日本內地的日本籍學生；批判認為應該「純粹以本島出身學生為本位，又且對島內日台兩方的學生要以志願者數按分比例，而制定其入學率才是了」 。

至於，這位殖民統治者的計畫，或真是與其兄的觀點不同，對於我島更擁有多許多的善意嗎？或者其實只是前後相距三十年，時局大大不同，加上東京當局已在1924年根據「內地延長主義」允許在朝鮮正式設立包括文法部的京城帝國大學，有以致之？

其五、過去國語中心主義政策下的成果

「國語中心主義」下的教育政策，確實就是表面上重視教育，其實只在不得已的時候，「才漸進的施行之」的教育──雖然相信神裔的日本學界，真有人相信「日語是日本人精神的血液」，學好日本語就會成為理想的日本人；其實他們並不希望我先民成為日本人。

1919年與1922年的變動，都是在一種「不得已」的時局變遷之下，教育政策上才發生了變動；前後三年間，1919年的變動是為了應付1915年噍吧哖事件在我島造成的餘波，1922年的變動是為了應付國內外局勢的否變，變化太快的大局與當局熾熱的野心之下，在1922年又不得已地推出了敷衍國際社會，可以自褒的所謂「共學制」，且為示平等，還在我島提出了設立帝國大學的計畫案；並逐年推動進行。

但是由於帝國的實力不足，很快又遇到更強大的挑戰，那就是不僅迎面遭遇了昭和恐慌與世界經濟危機，至1931年，更在我國東北與西方列強發生了巨大的利害衝突。 當東京當局感到強大的壓力，意圖動員殖民地人民對抗列強時，才發現我們島民在長期的「國語中心主義」的教育政策之下，雖然在1928年，本島開始有了以招收日籍生為主體、堂皇的台北帝大，但是民間普遍連以日語溝通的基本能力也沒有。因而，1932年，史無前例的，過去文官總督多是內務省或農商省背景，此次新任總督是不久前在東京負責「社會教化總動員運動」的文部省次官中川健藏。

1932年，當時我島社會處於怎樣的情況？通常官方最雄辯、很少人能不接受的數據是該年的就學率，本年已達三成五；就是在該年的及齡學童中，每百人裡有三十五人，入學接受當局「日語中心主義」的教育。 不過，該漂亮的數據中有兩大真相沒有說明，但官方應該有自知之明。

其一，是所謂「及齡學童」的「及齡」究竟是多少歲？有嚴格執行嗎？我們讀回憶錄，或是由長者的訪談中，我們常會看到傳主說到公學校的同班中，往往有些已經成人，甚至成家的年長同學；當局在炫耀該項政績時，從來沒有人論及這種情況；那麼如果扣除那些超齡者，其真正的就學率是否應該降低？

其二、更為嚴重的，是當局宣示該就學率時，沒有同時告訴我們，進入公學校一年級之後，六年畢業時，其間輟學率有多少？就我們仔細考察，輟學率往往高達五成；也就是三成五的就學率，在六年後畢業典禮上，可能有資格畢業的人數不到原本及齡學童的一成七五了。這些是當時我島上可能擁有以日語進行讀寫算能力的民眾；僅以及齡學童言，還有八成二五的學童沒有官方認定它們所需要的、足夠的日語能力。

其三，是關於語言遺忘的問題。就是公學校六年學習，好不容易畢業了；但是不少人從此沒有時常練習的機會；語言的能力是會遺忘的；許多鄉村的學童，少有練習的機會；就會出現這樣的現象。 殖民當局應該知悉過去其「國語中心主義」所造成的如此真相；想想每年學齡兒童如此；依賴學校如此教育的效果實在有限，中川總督來台以前應該已經知道這樣的情況吧。難怪他來台後主要是推動社會教化運動，以「十個年的國語普及運動」為自身的施政計劃，預期透過各種夜學在1932年起的十年之內，要把我島上的日語普及率達到到全島人數的五成以上。

難怪，到1934年他在總督府舉行台灣社會教化協議會時，對於當時的情況，仍頗表達了他深切的遺憾──

「靜觀本島社會情勢，尤其是精神方面的實際情形，難說令人滿意。初等教育的普及至今仍未完全，即使是已受初等教育者，在國語的熟練、國民信念的確立及其他做為健全優良國民的資質上，仍未達充分，實感萬分遺憾。」

此外，當局主要的工作，就是利用機會製造動人的感化故事。 例如，利用1935年著名的大地震中少年死去的故事，改編為少年念念不忘教師教誨，乃能安然在帝國「君之代」的歌聲中面對死亡；即時，官方將之寫入教科書，廣為宣傳；甚至更在日本軍隊所到之處，到處宣講。然而，對於社會教育言，真能有怎樣理想的社會教化成果？

其六、「台北帝大」設立之後，日本投降之前

個人所能收集到的資料不多，但是似乎已經能夠相當程度地看到當年台北帝大的若干概況──此分為台北帝大與台大醫院兩部分── 被稱為在校務發展上，校地廣大，所擁有的經費相當可觀，計畫看來相當完備的台北帝大，在總督府的大力支持下，很少人會想到其實際的運作並不順利；到1935年就由於畢業生的就業率極差，及內地出席台北學術大會的會員表現極佳，而出現了「家長與學生因此極為嚮往內地的大學」，從而導致了「台北高等學校申請進入台北帝大攻讀文政學部者激減，只剩6名」 的情況；原來該校畢業生大多以「東京帝大」法科為升學目標；去年僅有12名申請，該年竟達24名；因而曾受到廣泛的批判。

造成此情況的理由，根據日人的說法，除了上述原因外，其更根本的重要問題是──

「東大派與京大派教授之間進行派系鬥爭。大學職員的人數雖比學生人數多，但必修科目的教授卻不齊。教授的研究經費等並不充足，有能力的教授都希望能到內地教書，卻因繼任者短缺而勉強留下來。圖書購買經費等比起朝鮮京城大學短缺得厲害。教師被強迫擔任自己專業以外的課程，不管對教師或對學生而言，都造成極大的困擾。……所以本島人青年都往內地求學。」

此外，有一個實例，我們島嶼企業界名宿吳修齊，1934年，為了台南家鄉農民權益受到糖業會社的侵犯，受推舉為代表人向法院提出控告，他們像當年著名的「治警事件」一樣，第一審勝訴；但是，會社上訴，法院的覆審庭在台北，他們排除萬難，仍拖延了幾年，到1943年前後，竟然兩度發生法院法官意圖收買吳修齊的狀況，那位法官是東大畢業，在「台北帝大」兼課的──吳氏的回憶如下：

「……翌日下午十點餘，……恰遇會社人員以吉普車送草薙判官到車站，準備搭車回北，草薙判官醉眼惺忪地對我道歉說：昨日升堂時因會社是納稅多的國家大功勞者，所以不得不對會社客氣一點，……我住在台北憲兵衙對面，請到我家來談談，我一定給你一些好處。……數月後接到判決書，居然是原告勝訴。……」

據查，這位草薙判官，是高等法院覆審庭的法官，是東京帝大畢業；自1942年起，在台北帝大兼任民法的親屬與繼承課程。 該法官與被告如此不避嫌疑地同進出，並向原告關說與施壓；應該不會只是吳氏運氣不好，遇到了當年「台北帝大」的唯一特例吧？

此外，關於該校的教學，我們可以1938年入學的陳炯林醫師的回憶錄中看到這樣的描述──

「大學講課也是日制教育填鴨模式，教授講的內容是筆記式的，內容雖相當深入，但往往難全部吸收，大部分同學都是考試時才背一次應付的。實驗或臨床實習，印象較深，吸收亦多，但可惜所佔時間比例不多。四年制的醫學部沒有像現在實習醫師制度，缺乏實地醫療工作之經驗……。」

最後，雖然當年沒有讀過台北帝大，但是曾為記者與教師，而其批判日本殖民統治的大作「亞細亞的孤兒」，被日本有反省力的文化人肯定為「完全是像那篇小說內容一樣的日本統治是真實的」 之寫實主義小說作家的吳濁流，在其該書中曾為我們留下了這樣的文字記錄：

「太明想起了四、五日前的新聞上刊有該大學的總長和某大學教授的關於日本語教育的論文，那是論『要台灣人徹底的皇民化，非把台灣話禁止不可』，這種學者不應有的暴論……這樣想起來，這裡真是不異虎狼之窟了。最近的官吏，多數由該大學畢業的出任，皇民奉公會的顧問，也是該大學的教授。該大學是榨取殖民地合理化的精神武裝的大本營。這裡的教授們，不是對學問或真理忠實，而只是對政策忠實而已。其明證，是對於那樣被稱為不合理的全島畫一的『正條密植』 ，這裡的農學院連一點異議也沒有。在這裡已沒有做學問的精神了。以專做政策的幫兇為唯一的使命，不異在學問殿堂的招牌下，演著精神的虎狼的腳色而已了。」

如果確實如吳濁流所批判，台北帝大在當年扮演的「不是對學問或真理忠實，而只是對政策忠實而已」；而當年殖民當局的政策確實不僅是如小林總督所設想的

「……由於內地人和本島人無法在資本和勞力上競爭，故只能以大資本及優越的技術才能長保指導者的地位。為了達成此一目的，最要緊的事就是台灣工業化。如此，每一台機器配合著一名日本人，台灣終將工業化、日本化，帝國也將鞏固其南方政策之基礎。」

當年他們所追求的是那樣的日本人的工業化！ 並且後來更是有如此的移民計畫──「最近又盡量把台灣人送往南方，然後在衛生狀態已經確立了良好基礎的台灣，將日本人移住過來。而台灣人的所謂『皇民派』也趁這這個風潮附和著往南方發展。殊不知這是日人想利用台灣人作替死鬼的毒計。……那不是即將滅亡的民族的悲哀的一側面嗎？」 或也有說「日本人有他的如意算盤，他認為將來台灣可以由日本人來居住，而將台灣人分散到東南亞去……」；更有「光復後，有一天，我在清理父親之古代樂譜中，赫然發現了一本厚達五公分，且是用六百字格式稿紙，以毛筆正楷書寫，被高雄州政府列入『機密』之文件，乃與兄長們翻開一看，發現均為天素表兄之筆跡。而其內容都是詳細的將台灣人，凡未聽從日本政府改為日本姓氏者，即依部落的行政區域，詳細的劃入移民至南洋各島嶼，連地圖也劃得相當詳細。……要用軍艦強迫移民至南洋。有些人到菲律賓，有些人到關島或印尼等未開發之南洋群島，而將台灣全部土地，均由他們日本人移民過來。」

那麼也就是當年的台北帝大所負荷的使命啊，是支持甚至設計如此的政策的。他的校史，應該如何銜接戰後的新時代？

其七、結語──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日殖時期的「台大校史」！？

簡言之，殖民教育與國民教育的基礎，截然不同；既使主要都是為了鞏固統治階級的利益，但是國民教育下，「統治者」至少對於「被統治者」有著基本的信任；以至於可以使用同一本教科書，接受同一種教學法與升學體制；相對的，在殖民教育之下，尤其是當殖民者是以血腥征服的型態，取得其統治地位時，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相互缺乏基本的信任；因而，不僅是由智育到德育，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各方面都會更有著明顯非公正的歧異存在。

由於，任何教育都可能多少增加受教育者能力，於是就有了當年殖民當局認為我島民無須養成「忠君愛國，義勇奉公」的健全日本國民，因而，對我先民只「在表面上重視教育，但是實際不積極獎勵；只有在不得已時，才漸進的施行之。」的作為。

然而，關於時局變遷，台北帝大之設立後，我島的主流學界當年竟然有關於該校「學術獨立」、「校園民主」、「思想自由」之說；然而，日本帝國內部，有天皇絕對主義，有上層跋扈的軍部，有基層強大的右翼，但仍然有政黨惡鬥，還有他們最後走向「舉國一致」「八紘一宇」的「偉大道路」；台北帝大的學術，能有多獨立，有多尊嚴？思想有多自由？校園有多民主？這方面的深入論述，需要更多的時間與精力的探討，本研究還無能廣泛達到。

但是就本研究所及，關於日本傳統的史學界言，個人知道當年在明治維新之初期，日本學界就有所謂的「應用史學」與「純粹史學」的強烈對立；發生在當年東京帝大的這一著名的論爭，就是「久米邦武教授筆禍事件」 ，主張根據史實批判傳統論述的東京帝大教授久米博士堅持其實證的蘭克史學觀，被迫離開東京帝大。從此，日本史學界就是「應用史學」當道；戰爭期間則轉為「皇國史觀」 ，一枝獨秀。

其史學研究事實上是在其皇國論述之下存活與成長的；而後來的，各種學術迫害可說都是起源於這個重要的背景。甚至至今日本學界關於我島的台灣殖民史也是在此類框架下，避開某些可能「有辱國體」的史實而論述的。

此外，真的當年帝國國體論的統治之下，可能有真正的學術或思想的自由嗎？日本學界曾經如此描述自從1912年以來，帝國的教育界是這樣自我宰制的──

「在從前的教科書裡有的『他人的自由』『社會的進步』『競爭』『信用』『金錢』等各章被拿掉了，代之而加進了『皇太神宮』『建國』『國體的精華』『皇運扶翼』『忠孝一致』『皇祖皇宗的遺訓』等各章。……且文部省乃藉國定修身教科書改定的機會，以積穗八束為講師，屢次召集東京府下的小學校和全國的師範學校、中學校、高等學校的教員，舉辦修身科講習會，設法把這種新的現世的宗教向一般國民滲透，東京帝國大學教授井上哲次郎也著作『國民道德論』鼓吹神話式家制國家主義的理念。這樣『教育敕語』乃成為新的現世宗教的聖典了。」

當年它們的學術與思想之自由可能到怎樣的程度？ 因而，儘管我們在讀我先民的回憶錄時，頗會讀到類似於「台灣唯一大學──台北帝國大學；起先來自日本本土的學生甚少，且其入學考試，不過形式而已。……如果與中學比較，中學宛如少年犯罪者被關入感化院，與高等學校生活有天壤之別。高等學校充滿自由氣氛，與其說開放，毋寧是太過浪漫……」 的回憶性論述，但是那樣的自由，會真是足以追求學術真理與思想開放的大環境嗎？

是否難怪往後右翼法西斯軍國主義大起，他們的整個社會簡直完全沒有多少對抗的力量；甚至連日本共產黨要角也不能不在1932年前後，自動宣布「轉向」？

由於上述的理由，是否當今台大當局將校慶日訂在光復後的接收日期，是可以接受的？因為，正是那天我們作為全台首學，那巍峨的台灣大學才脫離了過去的悲慘歷史所給予他的惡質教育大環境？

最後說明，也由於它做為全台首學，研究者雖然不曾就讀其中，倒也由於不只是家兄曾經出身台大，而且有好些台大出身的友人，使我敢於不見外，並且，身為全台居民曾經長期瞻望我島首學的一分子，而身為師大人，我真的關心這個教育史的問題，因而我才敢以非台灣大學一分子的身分，貿然地論述這個嚴肅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