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是拙著「我們台灣史中的日本時代」中的一個段落；

何以將尚未出版的作品貼出？

是由於讀到聯網一位網友的作品‧.‧.‧

到處熱絡穿梭的這位網友，最近為一位校長級的網友大力推薦。

該校長則自薦網友讀他關於「東方白」的「浪淘沙」之碩士論文。

這位校長有文名，有學位，常在其欄中發表關於台灣文學的文字；

不過，由於過去他訪客不多，對聯網影響不大；泥人不想與其耗費筆墨；

而今，這位到處穿梭的網友與他兩人合作推薦，似乎頗有些讀者；

我想應該給更多公正的網友來一起討論才好。

所以，在此拋磚引玉‧.‧‧大家來看我們被有意扭取的台灣史吧。

〈歡迎可敬的網友歐宗智校長,公開討論〉

深度批判「 東方白」──看大河小說裡的「日據台灣史」

所謂「大河小說家」，是指小說家對於所關心的人事、時代具有深切而廣泛的關懷，因而，不能不對它們所生存的複雜時空環境，做出鍥而不捨的探究，因而，其創作成品往往有成為大部頭作品的傾向。一般而言，它是具浪漫氣質的寫實主義成名作家具有雄心壯志的標記；在台灣文學的環境裡，今天最有名的大河小說家2，依其年齡的長幼排列，有鍾肇政、李喬、東方白等；鍾氏與李氏較年長，他們的大河小說出版在台灣政局解嚴之前，皆未描寫戰後社會的衝擊性變化；常忍受不了被日本文評家所謂「只寫了兩部曲」的譏評；東方白出書較晚，其著作是唯一一氣呵成的三部曲，但是，兩位較年長者，在解嚴後，皆已出版了各自描寫戰後社會衝擊的小說，似有完成各自「三部曲」的意思。鍾肇政氏3，1925年生，與葉石濤氏同為今日台灣文學界的宗師級人物，與葉氏互稱「台灣文學之鬼」；著有「濁流三部曲」、「台灣人三部曲」等大河小說；李喬氏1，1934年生，以一部「寒夜三部曲」奠定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又以一本「台灣人的醜陋面」論文的系列反映出文學家對於自身認同的危機感，無疑地他是一位令人不能不注目的作家。東方白氏，1938年生，是目前最年輕的一位大河小說家；其138大河小說「浪淘沙」，被稱為劃時代的台灣大河小說；本研究在這些卷帙浩繁的大作裡，選取「浪淘沙」來為例的理由有二：一是「浪淘沙」的內容最為繁複，且它的涵蓋面最廣；二是鍾氏在當前文壇雖已居於宗師地位，但是他的兩部大著早有兩位文評家論斷1如下

「他常得文學獎，而成為台灣作家的代表人物。……感謝他每出一本書，必不忘簽署『良澤老弟存之』送我，而我讀了他兩三本台胞抗日小說之後，就分辨不出『濁流』與『江山萬里』或與『流雲』有何不同？」2

「問題是他所需要的不僅是『大刀闊斧刪節』後的節本，是要做一番重組的功夫，而且要注入血液，使它成為有生命的，這是藝術家自己的責任」3

而他自己也自稱：

「如今重閱全書，只有第一部完全照預定執筆，依次下來不無強弩之末的疲態；尤其第三部實在難免率爾操觚之譏。然而，如今悔恨已無補於事。」4

所以，雖然鍾氏的老友，與之互稱「台灣文學之鬼」的葉石濤在其「台灣文學史綱」中以其「印象派」的美麗而空洞的文字極力捧場老戰友的大河作品，並且近來他有以戰後台灣社會為背景的「怒濤」一書出版，使其大河小說似能避開了日本文評家的譏評，但是就其作品一貫的文學性言，似已不值得在此提出論述。

至於，李氏的「寒夜三部曲」一書，雖然沒有如鍾氏著作的明顯缺點，並且在他過去豐富的短篇小說表現上，使讀者可以給以高度的期待，但是，可惜，由於我們的學術界未能在當時給予足夠的歷史知識，所以該書雖在歷史的角度上，尚未達到最高的成就，但已有極為可敬的成績。值得我們重視。然而，不幸的是，關心台灣社會與歷史的他，似乎經不起家世與歷史斷層的壓力，與日人所謂「沒有寫二二八事件，就只能算兩部曲」的諷刺，不曾更廣泛與深入了解地就推出了他的「埋冤1947埋冤」1，似將在大歷史裡產生的爆炸性的二二八事件，僅當作某年內的一個動人的社會新聞事件來捕捉，同時，那或是因為「埋冤」太久的積壓，著作成為一種爆發；雖然其用心確實良苦，書中安排情節也確令人十分感動，顯然是，他雖已很用心，但是缺乏更深廣的學術探究來支持，所以不但很難對該爆炸性事件作好整全地把握，而且也犯下了難以原諒的失誤（關於此，研究者的觀點請參看本書第四章相關部分）；對於作者自身與他的小說的愛讀者言，都可說，真是遺憾；更何況，該書中人物與「寒夜」所出現的人物可說無關，完全是另一個故事。這就與三部曲的形式要件，明顯不合。所以儘管其三部曲的成就實在頗高，但是比較起來，「浪淘沙」（以下簡稱用（浪書）的體例，顯然最為完整，較易討論處理。最後，更重要的，是「浪書」在1990年出版一刷印行，至1991年已三刷上市，可見其銷路頗大而影響力應該也最高，因而本研究就排除鍾、李兩氏的著作，而以東方白的「浪淘沙」，作為研討對象。

「浪書」是台灣文學史上第一部，嘗試將台灣歷史變動的圖像，由馬關條約到它八、九十年後的社會變化，全部演述出來的作品；作者東方白雖是戰爭末期出生（1938年）的台灣人小說家，他曾深刻地受過日據時期相當成功的戰爭體制下的幼稚園教育1，但是他已是受過完整國民政府教育的一代；他的父親是一位成長於日據時期，沒受過正式教育、年輕時曾經為生活奔波從事各市場行業，後來到過中國大陸與日本各地的、愛說故事的、有機械發明的天份，而以鐘錶匠在台北市永樂市場經營事業頗為成功的台灣人（那年代能唸幼稚園已不容易，能唸著名的「愛育幼稚園」應該更不容易）；他的母親學過千家詩，能把千家詩裡的七言絕句吟誦上口。他的妻家在清末、日據時代甚至國府時代，都是新竹地方的望族。他自己在父親重視教育的態度下，在台北建國中學與台灣大學受到很不錯的學校教育；他的中文有一種特殊的人性的坦白，是一個說故事的高手；依據他的自述「我的個性一向不願隨便，任何事要嘛就不做，一旦做了就非常認真」2，確實，他這巨著，只說他花費了寶貴的近十年的光陰，及作家為著作而一度瀕於精神崩潰的狀態，已足為文藝青年景仰；更何況，他自稱以「作品能夠超過國界、以平等心對待敵我」3為目標，實在也給讀者很大的驚嘆；不過，作為台灣文學史上顯然穩據重要歷史地位的「浪書」而言，研究者實在懷疑，在種種可以「超過國界」的方法裡，作者確實是選取了最恰當的一種處理方法嗎──對於台灣？對於世界？很令人遺憾的，這位喜愛過殷海光先生邏輯課的東方白氏所發生的重要疏失，竟也與其他作者類似，疏失是發生在對於日據台灣史和台灣文化的認知上，儘管如他強調所謂「我絕不願輕易把祖先的血淚的經驗浪費掉」1「為我尋找有關台灣歷史的參考書」2或慨嘆出「年輕一點的，幾乎日據經驗不足」、「唯有讀你、葉老、李喬的日據小說，才把我真正拉回到過去的時空裡」3之類，並且自行將書中的腳色與史實人物比擬，以表達出自己寫日據歷史小說捨我其誰的自許與抱負，並且他也有類似葉石濤前述的「充其量」理論，在面對論者以史實評論其大作時，就以「文學終究不是歷史，不能包含全部歷史」的自我緩解4方式面對〈請見其回答研究者的書信手跡〉；但是，研究者對於他在運用歷史背景時的嚴重疏失，仍然不能不深感遺憾。

以下分別在「我台灣人捨命抗日的理由」、「可能會改變抗日態度」、「原住民獵頭習俗的由來與結束」、「日本人對於戰爭的認罪態度」等，具有代表性的四個例子上來看（這些都非屬專業性的問題）：

（一）「我台灣人捨命抗日的理由」的基本邏輯問題：

試看「浪書」所謂：

「『……現在日本兵要來囉，這比廣東勇厲害千倍哦，聽講這些人也跟廣東勇相同，看到人就殺，……現在莊裡都給廣東勇搶得空空囉，他們來看沒什麼能搶，絕對會生氣，一旦生氣起來，就會亂殺人，……不如聯合起來跟他們打，……拼一個生死……』……林雅堂默默地聽著，嘴唇一直咬著煙槍頭，既不吸也不吐，聽到一半便做沉思狀，然後南海一說完，他便連連點起頭來。」（浪書，頁83，研究142者台譯中[1]；）

我們台灣義軍捨命抗日的理由，它竟說是因為地方上已沒有東西可以給日軍劫奪了，日軍就會亂殺人，所以他們不得不抗日──真有這樣的可能？我們先民對日人統治強烈反抗的源起，竟是來自我們先民自身混亂的邏輯推理──說軍人必劫奪，劫掠無所得必殺人，為免被殺故反抗──而那富有地主林雅堂，與當年我們台灣領袖林獻堂名字近似的人物，居然接受了這樣的邏輯，形成日軍相對地可以橫暴殺戮的理由？是真的有什麼文獻記載？還是小說家的自身「印象」錯誤、邏輯混亂，或某種嚴重的自卑感造成的結果！

（二）「台灣人可能改變抗日態度」的真實歷史問題：

我們看「浪書」裡構思出來的這一段：

「等待上法院苦悶，而等待宣判通知則更加痛苦了。但終於有一個下午，郵差把一個掛號的信遞給周福生，……他便飛跑著來找許金，許金看了一下，便微笑地對他說：『法官認為你講的有裡，原告駁回，事情已經過去，你這可以安心去睡了。』聽得周福生拍手直跳起來……拿了通知，直往家裡跑，……周福生不待大家問話，便把宣判書舉在頭上，用如雷的大聲說：『沒罪！沒罪！誰講日本人都是壞人？……來呀！光的、利的、萬的……我們大家到龍山寺口吃，……看要吃魚、吃肉、吃雞、吃鴨，只要你吃，錢我付！』」（同上書頁292，研究者台譯中）

換言之，「浪書」的可敬作者竟然如此草率地處理這兩項具關鍵性的重要問題，實在是極令人失望；難道寫作前，這位鏗鏗然動聽地自稱「我的個性一向不願隨便，任何事要嘛就不做，一旦做了就非常認真」及「我絕不願輕易把祖先的血淚的經驗浪費掉」的大作家，完全沒有蒐集到這方面基本性的歷史資料──像由「台灣省文獻會」翻譯出版，本研究前述所引的的「日據下的台政」（日文原名為「台灣治績志」）與「台灣前期武裝抗日運動有關檔案」之類專書，有沒有讀過？如此而竟仍敢於公開說出貶抑其他作家的所謂「年輕一點的，幾乎日據經驗不足……這種情況在讀○○○一些年輕作家的日據小說時都同樣感覺過；唯有讀你（按：指鍾肇政）、葉老、李喬的日據小說，才把我真正拉回到過去的時空裡」，實在令人遺憾；那是怎樣地在一個小圈圈裡自我吹捧的世界？怎樣的所謂「日據經驗」「充足」呀──他自身不是也只有接受軍國主義幼稚園教育的日據經驗嗎！

（三）「原住民獵頭習俗的由來與結束」裡，強烈的自卑：

這是作家以對原住民的同情的形式，藉書中的重要知識份子東蘭的自省，表達出來的一段：

「松武郎停息半晌，把頭垂下，轉成悲切的口吻，淒然說下去：『獵人頭對泰雅族說來雖然是光榮，但也是十分危險的事，好多泰雅族常為獵人頭而被平地的漢人殺死……』……『中尉，其實幾百年前我們泰雅族既不獵人頭也不住在山上，我們住在平地打獵耕農維生，以後漢人從大陸來了，先跟我們簽約租田地，卻毀約把田地佔了，把我們趕到丘陵地，後來又有一批漢人來到丘陵地，跟我們簽約租樟林地，又毀約把樟林地佔了，把我們趕到山地去，我們一在受欺受騙，積恨積怨，才開始下山獵人頭……』……『以後日本人就來了，他們對我們說，獵人頭野蠻不好；從那時起我們才停止獵人頭的習慣；不然的話，恐怕我們現在還繼續獵人頭呢』……東蘭無語又轉頭去望窗外……東蘭一直都凝望窗外的藍天……」（同上書頁1321、1322、1323）

關於原住民獵頭的習俗，研究者已在本章論及「漫畫台灣史」時有相當程度的討論，在此，除了因為名作家對於台灣原住民文化竟也如此無知而深感震驚外，不再談全世界的有多少未開化種族是有獵頭的習俗，以及在人類學或民族學的研究上，它們似乎都被歸因於古來宗教信仰與習俗的結果，怎麼能把漢族來台灣與他們衝突不過四、五百年的歷史，看做是他們獵首習俗的來源？研究者對此最震撼的感受，那主要是來自對作者在收集資料上的輕率，感到遺憾之外──例如：應該極易收集到的，在我們台灣研究的先驅人物，畢業於日本東北帝國大學的林衡道先生的通俗著作「台灣史蹟源流」裡，就曾提及「山地同胞另有幾種極富印度尼西亞色彩的傳說：獵人頭的由來──」1，怎麼都不知道？──它最令研究者痛心的，是作者肯用盡心力完成這樣的一部一百多萬字的我們台灣人的史詩，但是，戰前雖受日本軍國主義幼稚教育，戰後才受完整學校教育的他的內心裡，不僅對於自己的文化竟是這樣的缺乏信心，缺乏自我肯定。同時，我更在他與鍾肇政公開的書信裡透露出所謂「日本對於台灣文學的興趣，讓人興奮，……說句坦白話，台灣文學差日本文學還有一段距離……他們之視台灣文學，恐怕像我們之視山地跳舞吧……」2，那是在對於日本文學的自卑態度外，確實更顯出了他對於原住民的山地歌舞還有極膚淺的自大態度；他竟似不只完全接受了日本統治時期對於漢民族的污衊和矮化，並且，對於藝術上，我們這位「一流的」文學家面對山地歌舞時竟然不能領會其中原始生命力的激盪，卻只以「番人」蔑視之，真是令人深為難過。

在前面本研究就曾指出，那套「漫畫台灣史」實不應該向學童傳達這樣自貶的訊息，怎麼在我們大作家意圖開闊的史詩裡，竟更是如此的自賤！──研究者深深覺得我們應該給予原住民具有立足點平等的待遇，應該對他們的文化與生活模式儘量根據文化多元的平等觀點加以尊重，進而實現我們這個時代多元化社會共存共榮的理想；它不應該以貶低甚至毀謗我們共同祖先，以這種缺乏台灣主體意識的方式來進行。──而在這方面，研究者不禁也想起另一位可敬的大河小說家李喬氏所努力寫成的那本「台灣人的醜陋面」，也有極為嚴重自我否定的情形；他們為什麼會有這樣類似的自我鄙棄的傾向？──也想到「文學大師」葉石濤所大力推薦翻譯的皇民文學經典，「陳夫人」之類1，就都是要我們台灣先民自我鄙棄的，在其中絕對看不到本研究裡所提過的各項發人深省、令「頑夫廉、懦夫立志」的146史實，為什麼在我們的大河小說裡，竟都有如此難以自拔的自卑？

（四）「日本人對於戰爭罪行的認罪反應」，

其實際如何？

對於這個問題，在該書中，作家極努力地運用了先後百餘頁的篇幅，以宣楊他的設想：他塑造了四個角色，一是好心的台灣籍的風流翻譯官張東蘭，使讀者有機會完全跳出應該同情弱勢被害者的地位而輕鬆地與作者一起玩味俘虜營高層的某種深刻的「禪味」；一是好心的台灣籍的女醫師林雅信，正巧進入加拿大日本人集中營服務，使得我們有機會同情海外日本人在其本國人所引致的戰禍裡的可憐處境；一是台灣籍滯留菲律賓的血性青年周明勇，同情中國人的不幸，拒絕返回台灣接受日本統治，在菲律賓投入盟軍卻隨盟軍戰敗而成為日軍俘虜，因而，讀者循此不會觸及日軍虐殺戰俘的武士道文化背景，卻可以發現一些「合理化」日軍虐俘的「個人性」理由；最後一位則是誕生了一位「美國人」禪師，藉著宗教裡極受人爭議的「業」和「因果報應」觀念，以貶低德國人的方式，來稱許日本人對於戰爭罪行的認罪反應；該書以廣大的篇幅為日軍的戰爭罪行脫罪，為什麼如此？

其中難以令研究者釋懷的是，它精心設計的四個角色竟然如此的特例，研究者深深地遺憾，是否我們台灣兵在「戰爭罪行」中真有著那樣置身事外的地位──史實絕不是如此的，在本研究第一章末，我們已沉痛的提及──怎麼有這樣的台灣文學大師！是他真不知道那悲劇？是他幼稚園時代軍國主義的洗腦教育，至今仍然作祟？還是別有隱情？──如果說真不知道，那麼請看，對於他借那「美國禪師」的口所努力為日人代辯解說出的：

「五十多歲美國剃髮禪師『……申請一個法庭記者的職位，……我被錄用了，……飛往紐倫堡。從各種跡象看來大多數的德國人似乎仍然沒有感到悔悟。德國群眾顯然沒有悔悟的誠心，使我陷入極度的憂鬱的深淵。……全國日本人皆已相當的自制與鎮定接受了戰敗的後果，……日本人接受戰後的苦果，態度與德國何以如此不同？……某些日本友人對我說是『因果報應的法則』，這種因果法則發生在道德方面的作用，與在德國時常聽到的自以為是的辯解，恰好成鮮明的對比……』」（頁2020，2021）

何必如此費力，如此漠視史實與顛倒史實？只是為了迴護自己稚幼年代心靈的神聖印象？誰不知道日本民族性與德國不同？時至戰後的五十多年以後，日本政府一直沒有像德國政府一樣地為自己二次大戰時，所犯下的戰爭罪行正式公開認罪！為此，我們不幸因被日本上司以「台灣人本來本性野蠻而殘酷」「全是台灣監視員隨意幹的」誣陷，而淪為戰犯的台灣兵同胞，曾痛恨地寫下：

「死人沒嘴！聽到這些惡意的指控時，我心裡一片黯然，所謂日本的『軍人精神』和『大和魂』，終究祇不過是欺世盜名而已。」

「現今，同樣是戰敗國的西德與義大利，還在對舊殖民地居民進行同等的戰後補償。唯獨日本採取違反作為一個國家應有的道義態度，我實在百思不解。」[2]

不同背景的，戰後出生，在反德教育下成長的荷蘭作家布魯瑪寫下它的名著「德國與日本的省思」，也曾明白的指出

「戰後的德國面臨的是來自四面八方對於希特勒、對於納粹的指責，……而呈現出全面認罪、自知理屈的認知。但是，戰後的日本，卻對世人的眼光誤導，僅僅注目於廣島、長崎在原子彈強勁威力摧殘下……而呈現了自憐自艾，以及心靈深處的憤憤不平的委曲與抱怨……」

「一位資深的德國外交家痛苦的告訴我說：『他的不少日本朋友們對於德國承認並願意像其他國家、人民道歉與懺悔的行動，認為是完全喪失了德國的「國格」與原則』」

「日本卻依舊沉緬於往日褪色的光環，而無法斷然割捨」

這樣的史實2，怎會和「浪書」裡，所營造的完全不同？如果作家確對重要史實有獨到的見解，就應該有兩造論難的場面，提出強力的史實來彼此雄辯，豈可只是想當然耳地落筆呢。至於，在「浪書」中作家流露著羨慕，流利地寫下「全國日本人皆已相當的自制與鎮定接受了戰敗的後果」，史實果真是那樣嗎？依我們所知，由台灣撤走時日人自己的描述是：

「發生在一些小隊的是，每次用餐時間，先到的人毫不客氣的搶下大量飯菜，使得後到的人吃不到東西；此外，明知道不留意環境衛生的話，會有發生傳染病之虞，卻沒有人願意清掃住所內外；甚至，有人還趁夜陰從走廊上放尿，或在屋頂平台上大便。……我絕對不是仗著總領隊的身分，擺起指導者的架子，譴責如此的惡德行為。……因為是慘敗國國民，所以可以不顧一切道德規律，這樣的理由說得通嗎？」1

以及當時外國人在東京的報導：

「現在上電車、火車時，都爭先恐後，你擠我擁，甚至從窗口爬進去，和我國在戰時逃難的情形沒有兩樣。店家下午四時就關了店門，晚上時有搶劫；以前鄉下的強盜破門而入，至多只帶一把刀子，現在他們都帶的是手槍……」2

原來，還勞動了駐日盟軍的最高統帥發表出嚴重的文告，警告：

「茲向日本國民提出警告，在有組織的指導下，日漸增強的群眾暴力以及肉體的脅迫手段，對於日本將來的發展勢必構成重大的威脅，日本社會的這一小部份人，若無法實行這種程度的自治與自尊的話，為控制與矯正這種令人悲痛的狀態，我不得不採取必要的措施。」3

所以，如果真有這小說家所謂「自制與鎮定」的話，完全就是以本研究第一章第三節內「戰敗投降後對台灣的最後『關愛』」所揭示，發生在1946年7月19日的「澀谷慘案」，才形成的；那是日警殘殺我台灣人，作為嚇阻戰後亂局惡化的手段，而我台灣人作家竟然能就這樣混混噩噩地看待自己同胞成為外人的祭品，而大大稱讚日本人的「自制與鎮定」！作為台灣人大河小說家而得大名的東方白氏，怎麼會那麼一廂情願地為日本人的優越性認定？是皇民化創傷的影響，竟然應該要追溯到他幼稚園時代軍國主義教育的魅惑之中麼？[3]〈參見「真與美」（一），東方白著，前衛出版社，頁45。其時他就學於著名的「愛育幼稚園」，全部老師都是日本人，最喜愛的書是一本「兒童年鑑」，其中包括「帝國勳章」、「列強軍備」、「大日本帝國皇族」、「詔敕及法典」、「大日本帝國憲法」、「帝國艦船一覽」、「名歌俳句」、「日本家族文章」、「陸海軍軍人敕諭」等等，同時，他也喜歡父親由日本買回的許多風景卡片；他最叫父母大吃一驚的童年往事，是他能把「大日本帝國版圖」全默繪在黑板上；最風光的往事是，幼稚園畢業時在數百家長注視下，在舞台上畫了「一張大坦克迎面吼隆而來」。（頁33~46）至於，本文稱為戰爭體制的幼稚園教育，是因為研究期間曾見幼稚園作戰爭遊戲與兵操的照片，故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