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前貼文

接著本研究不能不直批的是作者十分自得的所謂「人生哲學」，也就是評論者歐校長所努力揄揚的──是那東方白向鍾肇政所自許的──

「病後重新提筆，共寫了一百九十頁，約全文的十分之一，但如你所知，這最後的壓卷給全書的效果要增加兩倍以上，因為所有伏筆及長久的哲學宗教思想於此重現昇華‧‧‧」〈頁252〉

「我今年病後寫的一百九十頁比以前都凝重，尤其，最後八十頁，更是精彩、隽永，充滿我五十年來的人生哲學‧‧‧你要好好咀嚼，一個逗點也不要漏掉才好。」〈頁255〉

他的評論者歐校長則推出一大堆形容詞而稱：

「整體而言，結構龐大的《浪淘沙》，主題內涵深刻，與形式結構和人物結構取得有機的結合，顯示出小說藝術的完整性以及「偉大」的可能性，其具有高度的藝術美學價值是無庸置疑的。」

對於作者這方面，讓我們就由該書最後這一百九十頁中，選出一些似乎重要的主題來思索與批判──這一部分正是書中故事說到日本無條件投降之後，本書中那位重要的女醫生邱雅信祖孫四人所坐輪船來到基隆之後，全書三家族的大結局故事──以下本研究將此一大結局的主題，根據作者在給鍾肇政的書信中，描述其大作「浪淘沙」時，所強調的「我的小說主題是愛、諒解、寬恕，絕不寫仇恨、殘酷、暴戾等等」〈頁17〉。本文就以「愛、諒解、寬恕，人性的陰暗面」四項來論述，最後才提出個人對於該書的總結論：

一、 關於「愛」

由加拿大經過上海回到台灣的邱雅信醫生，1946年底，與迎接她的母親與妹妹來到故鄉萬華，先在對話中聽了對於大陸來台軍人落伍裝備的「奇怪」與強調順應當代主流論述，卻不符合當年史實，似乎台灣物價是在國府人員抵台後才發生飆漲的惡質說法──那所謂的「唐山人一下來台灣什麼物件都起價‧‧‧所以最近米逐日在起價，聽得講有人沒錢通糴米，遂餓餓死」；然後，東方白頗精妙地編排了虛假的邱雅信在中華路巧遇四十年前，那讓雅信進出派出所如行灶腳，並且還在一次洪水中救過他們母女三人的菊池巡佐的故事，並且還藉那長期獨身的菊池的嘴說出這位日本人在戰敗後竟有對於台灣人與日本人相類的如下關懷：「五十年把台灣人教育成守法的國民，日本一旦戰敗，他們原來的本性又顯露出來了，買票不排隊、隨地大小便、賭博、欺詐、小偷、強盜，應有盡有，都出現了，特別是我們日本警察被解除武裝之後，就變本加厲更加惡劣了。‧‧‧可是還有更叫我痛心的‧‧‧連日本人戰敗後也自暴自棄墮落起來了，那一天我在『新起街』就看到一堆日本人圍圈聚賭，其中圍觀的還有穿和服的日本女人呢‧‧‧」──關於此段，是建立在該書第一冊的167~171頁的往事上，但是那菊池巡佐與雅信的關係可能如他在該書那裏所描述的、那樣簡單地存在麼？請參看本研究前面關於「台灣警察統治」的介紹，在此不贅──

作者苦心編造，可惜對於史實理解不足，但是應該確實已能欺騙無知的讀者們；

那戰後的史實啊，

一是不只日本在其投降後，國府接收前，以飛機運來整飛機的高額鈔券，搶購我們島上的物資，造成台灣通貨市場的巨大波動與物價的快速飆漲，真正當時真有理性的台灣人，對於當時兩個多月中，米價飛漲六十倍的事態，不可能怪罪剛到台灣的國府。

二是由於1946年7月，日本發生東京澀谷的台胞慘案，事件中，大批日警竟藉口治安問題發射子彈542發，屠殺我滯日台胞〈六人死亡，二十餘人受傷，餘生者竟被控訴〉；在台灣造成各界聲援旅日台胞的「反日風潮」，當時因在台灣軍方的「和平日報」，出現了「我們有權將此批在台灣日僑囚禁作為人質」的激烈主張，造成在台日人的高度恐慌；因而，在1946年初的遣返日僑作業進行順利，除了必要留用的日人外，全部遣送回日；

換言之，在史實中，雅信抵台的1946年底，正是澀谷慘案的反日運動大示威之時，不但，菊池巡佐不可能在台灣，那東方白筆下在街頭聚賭的日人，也不可能存在──更不要說，當時無條件投降的日人在街頭若遇到台人，隨時可能受到我台人的騷擾或攻擊，應該輕易不會上街吧，有可能在街頭拿出財物聚賭麼。

請問各位網友，這是作者編造了怎樣的一種「愛」啊？

二、 關於「諒解」

首先，何謂「諒解」，我查了正中書局的「正中形音義綜合大辭典」，也查了中華書局的「辭海」；這「解」字，應該平凡得完全沒有疑義；而細查不知有無明顯歧義的「諒」字，則除了「言語信實」、「固執」，還有「料想」意思；似乎就是對於重要問題，相信肇事者的說法而不另追究的意思；在該書此末段，作者所提倡的主要諒解，應該也就是前述他所謂的「人生哲學」吧，也就是小說中周明德往日的那日本友人遠山明所謂的「世界的歷史是不可能改變的，他就像一條大江，滾滾對著一個方向流，即使像亞歷山大、成吉思汗、拿破崙那樣的歷史名人，也不過像江底浮上來的氣泡，除了在江面上撩起幾圈漣漪，最後還不是氣消泡破，漂向汪洋去了。」，他們在廣州機場將出發轟炸重慶時的感慨，作者藉著明德在戰後台灣的歷險，不只重複著這個觀點，並且還重複，並擴大了著作者透過周明德祖父在第一部中，為了自己與日本人的官司，在日本法院中竟然能夠勝訴而高興地提出的「啥講日本人攏是歹人？」的觀點，在該書的結尾處則發展成為作者那「人間既然沒有本惡之性，天下也就沒有可恨之人」的人性論，其中似乎悲天憫人地強調著「在新竹機場訓練時有冷酷無情的鬼塚隊長，也有古道心腸的遠山明‧‧‧這如何叫他一概而論，說日本人就是殘忍好戰，而中國人就是敦厚和平呢？歸結起來說，世上只有善人與惡人之別，豈有國籍種族之分？善人固然可愛，惡人也未必可恨，因為惡人為惡，不外患了喪心病狂，再不就是被環境所逼或新聞媒介扭曲，孟子不是說人性本善嗎‧‧‧同情與憐憫都來不及，焉有可恨之理？」〈頁1950〉這樣的「人生哲學」與「歷史哲學」──作者似乎是要我們接受他所提示的這類觀點，然而，這樣的論述，相對於我們社會與人生的真實處境，是否有很大的疏漏？以下就分為兩部分來討論：

先由其所謂「世界的歷史是不可能改變的」看，這句話是真的嗎？那麼我們人類是否今天應該還是在茹毛飲血的生活著？此外，作者為何只提那些戰爭的軍事人物，如早已消失的亞歷山大、成吉思汗、拿破崙？──

當然懂得批判戰爭，本是正確的人生態度，但是，今天誰不知道戰爭真正的理由乃是資源的掠取與爭奪；在資源有限的地球上，作者為何不多向浪費資源最多，奪取了世界最多資源的強國說教？只是以「雅信發覺‧‧‧上海的‧‧‧美國的大兵與水手充斥大街小巷，它們威武英發的勝利相與中國兵卑屈承歡的諂媚相，恰成鮮明的對比」，來嘲笑中國士兵對於美國士兵的由衷感謝？

其次，讓我們看其所謂「這如何叫他一概而論，說日本人就是殘忍好戰，而中國人就是敦厚和平呢？歸結起來說，世上只有善人與惡人之別，豈有國籍種族之分？善人固然可愛，惡人也未必可恨，因為惡人為惡，不外患了喪心病狂，再不就是被環境所逼或新聞媒介扭曲，孟子不是說人性本善嗎‧‧‧同情與憐憫都來不及，焉有可恨之理？」

作者似乎雄辯且不失優美的文字真是充分表達了作家的文字功力，然而，他雖憑藉著中國權威孟子的話，但是孟子在歷史中是有論敵的，更何況就所知，春秋戰國當時的論述水準早已超過了幼稚的二元論，而作者在此一論述中竟還明顯地停留在只有善惡對立的幼稚論述階段！簡言之，我們完全可以寬容地接受作者這種「這如何叫他一概而論，說日本人就是殘忍好戰，而中國人就是敦厚和平呢？」的說法，不過，我也要指出中國人與日本人，原初可能確實無差別，但是它們各自的歷史與文化，讓它們有了相當的不同；有一種俗話的說法，日本文化是武士道的文化，他們的大學者自稱，每個日本人把他們的外表揭去，他的後面都是一個武士──武士在社會中是尊貴的，在社會階級中是居於首位的，對於平民是可以有「切捨御免」，一種先斬後奏之權力的，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強調自然淘汰的；

相對言之，中國人是「文士道」，中國人是「注重公平的眾子繼承」，而日本人是免除內爭卻鼓勵外爭的「長子繼承的」──這就是歷史與文化對於人性的影響──東方白與歐宗智兩位都應該也是文化人，應該理解這種`不同文化對於人們的影響，過分強調「抽象的人性」，籠統地說出像「在本地的日本人與在殖民地的日本人截然不同，不但，日本人如此，我看英國人、法國人、荷蘭人、西班牙人也一樣，在本國都顯得和藹可親，一到殖民地就變得窮凶極惡這可能就是人類的通病吧！」之類的說法，是不太有現實意義的吧。

三、 關於「寬恕」

所謂「寬恕」，是什麼？這一被作者高揭為其作品「主題」的德目，應該是寬待、原諒別人的罪過之意，是中國傳統中所謂「推己及人」，當然也是人類社會中一種值得探討的事項；在該書最後的該部分，我們可見到作者的「推己及人」；考察東方白將它與「諒解」並列，兩者之間有多少差別？似乎「諒解」中以「信」為基礎，「寬恕」則以本身的「寬宏大量」為要件；當然，對人能有「寬恕」的態度，一般言之，本身是好事，然而，那樣的態度，東方白的安排在許多地方真的都表現得恰當麼？以下例舉在這裡見到的三個寬恕的例子：

一位江東蘭在中學時代為了與日籍同學生打架而離校的台灣人，對於日本殖民者的「寬恕」──

他所設計的「寬恕」是透過這樣的對話進行的‧‧‧「記得你離開新竹中學那天，曾經痛切對鬼木校長說『我恨日本人！我恨日本人！『我恨日本人！』而你最後竟然與日本人結婚，這是我萬萬料想不到的。」〈頁1994〉該書中的另一家族男主角江東蘭這樣說著，相對的，最後他那曾經高聲表示「我恨日本人！」的學生高橋則說「回想過去中學那段日子，我既懊悔又慚愧，為了那麼點豆丁小事而天天跟他們打架，不但幼稚而且愚蠢，現在想來實在太不值得了。」〈頁1995〉，真是那樣麼？

大家想想，若真的高橋是從小受到日人救命之恩，中學生的他，雖然如書中所描述受到日籍同學的欺負，怎麼會說出「我恨日本人！」那樣的話語，中學生的理性能力應該已經知道，任何全稱命題都是不應該輕易出口的？

此外，研究台灣史，我們應該知道，由於日本武士道文化是「優勝劣敗，自然淘汰」的文化，「打架」本身很少會是學生受懲罰的理由，所以我們有必要細察他們當年打架的理由，真的只是豆丁小事麼──不是我們前面提過的日本統治者對於我台人之極度歧視？此外，既使真如所說，公然宣稱了「我恨日本人」之後，年輕人還會去日本麼？當年多少人為了統治者的高壓與不平等的教育而回了大陸求學，這個故事會真的是一個公開「恨日本人」而竟又去日本唸書，並且又深受到日人照顧的真實故事，還是作者精心捏造，但是不太成功的，一個「寬恕」的故事？

另一個可以讓我們仔細考察的故事，是在前篇貼文「不要亂捧，大家一起評論虛偽的『浪淘沙』」中已經概要提及的關於原住民松武郎所提出的那關於漢族與原住民尖銳衝突的觀點，請網友們再看那段據說是原住民傳令兵向曾任英文教師的江東蘭中尉的描述：

「松武郎停息半晌，把頭垂下，轉成悲切的口吻，淒然說下去：『獵人頭對泰雅族說來雖然是光榮，但也是十分危險的事，好多泰雅族常為獵人頭而被平地的漢人殺死……』……『中尉，其實幾百年前我們泰雅族既不獵人頭也不住在山上，我們住在平地打獵耕農維生，以後漢人從大陸來了，先跟我們簽約租田地，卻毀約把田地佔了，把我們趕到丘陵地，後來又有一批漢人來到丘陵地，跟我們簽約租樟林地，又毀約把樟林地佔了，把我們趕到山地去，我們一再受欺受騙，積恨積怨，才開始下山獵人頭……』……『以後日本人就來了，他們對我們說，獵人頭野蠻不好；從那時起我們才停止獵人頭的習慣；不然的話，恐怕我們現在還繼續獵人頭呢』……東蘭無語又轉頭去望窗外……東蘭一直都凝望窗外的藍天……」（同上書頁1321、1322、1323）

請看，這是怎樣地跟隨著日本學者的，對於日本苛虐統治者的偉大「寬恕」，然而，這對於漢族是多麼「不可寬恕」的罪行？那是真實的麼？在這裡我們遇到的不只是原住民是否受到委屈的問題，或是漢族是否受到委屈的問題，更重要的是，這個故事中暗藏著日據五十年可以合理的苛虐對待我台灣原漢全民的問題！我們在前面提到人類學上南島語系在各地頗有類似的「獵頭」風習，可見並非專對漢族而來，現在我們更要指出，在漢族來台之前，早有平埔族來台，其生存競爭絕對不是指以漢族為對象；況且，在它們的族規中，「獵頭」並非只存在於族群外的衝突上，甚至在同語群與一般的禮儀、巫術與爭端上，都被強調；例如，成年禮與面對可怕的災疫或兩人間發生重大爭議難決的情境下，都以「獵頭」為解決之道──

試想，在漢族尚未來台前，顯然就已存在的風習，我們怎能如此接受其罪名？就所知，這正是所有日本學者所擁戴的皇民化史觀，辱華衊華，用以確立日本統治者可以名正言順的高度迫害漢族的基礎──個人極為同情原住民今日的處境，甚至同意給予原住民相當的自治，但是不認為我們應該代替祖先來接受這樣的「原罪」；東方白先生如此地接受了它，是否是一個對於日本苛虐統治者太過「寬恕」的例子？──

此外，歐校長作為一評論者，對於作者這樣的論述，完全不予評論，評論者是否盡到了評論者應該為廣大讀者深入剖析並挑出其重大錯誤的任務？──或者歐校長竟以為這樣「侮辱漢族、衊視漢族」的處理，就是東方白大作之所以被他歌頌為「顯示出小說藝術的完整性以及「偉大」的可能性，其具有高度的藝術美學價值是無庸置疑的。」之理由？

第三個我們要提出關於「寬恕」的例子，是就這「寬恕」的「寬」字上考察來的；換言之，「寬恕」應該是罪行的雙方當事人，共同確認了罪行的程度之後，受害的一方願意寬宏大量的諒解或者原諒對加害的一方的罪行之謂；如果要「寬恕」成立，是否應該以此為前提？此以該書中關於二二八事件的描述為例，它似乎「寬恕」了二二八悲劇的所有加害者，但是，在沒有相當的釐清而共同確認了罪行的各方面之前，東方白提倡這樣的所謂「寬恕」，對於「被寬恕者」與我們的整個社會能有多大的意義？讓我們看書中的相關部分所呈現的只是混亂：

「‧‧‧驟然有一個三十歲左右的大陸兵從那敞開的大門闖進來雅信一時大驚失色卻不料那大陸兵已奔到雅信跟前雙腿往地上一跪全身打戰‧‧‧瞧那大陸兵雙手空空‧‧‧『有人要殺我』‧‧‧雅信立刻就會意了‧‧‧掀開了一塊他他米，叫他躲進他他米下的通氣室‧‧‧這時已經有三個台灣學生奔進來‧‧‧一個拿木棍，一個提武士刀，一個還抓一把手槍‧‧‧『彼個人走嘟去』‧‧‧『我沒看見』雅信若無其事地回答。‧‧‧一直等他們‧‧‧去很遠了，他才‧‧‧叫那大陸兵走出來。那大陸兵連連向雅信道謝‧‧‧」〈頁1884~1885〉

「那大陸兵才出去幾分鐘突然又有一人闖進病房來，雅信定睛看時原來是彭立他穿他愛穿的那件深藍色布衫和黃卡其褲臉色蒼白氣喘咻咻‧‧‧雅信忙問他道：『你是安怎？』『我我我差一點子就給人打死‧‧‧』『給大陸兵是否？』『不是‧‧‧』『台灣兵哪會欲加你打死？』雅信大惑不解地問。『因為他們看我穿這衫干若唐山人‧‧‧用槍抵住我的胸坎，欲加我打死‧‧‧』『啊你都在日本讀中學，日本話氣昂干若什麼的，遂不會曉得給他回答？』『是啊，就是忽然間驚一跳，一時遂講不會出來』」〈頁1886〉

在這樣的敘述中，作者呈現了雅信醫生個人的仁慈與時局中台灣人也可能被誤殺地混亂。

再看本書另一主要家族的主角周明德在「二二八事件」前，他是東方白塑造的一個要角，是前及英文教師張東蘭的學生，台灣福佬人，在新竹中學被日本校長開除轉入開南中學畢業，曾入菲律賓英文夜校，回台後任英文教師，後奉召進入日本空軍，在轟炸重慶時被俘，學會北京話，轉成中國紅十字會的一員；戰後返台，曾經在人們嘲笑來台的唐山人之無知時，出面為唐山人緩頰；在「二二八事件」時期，曾經出面阻止三個中學生圍毆一個三十歲左右的唐山人；但在國軍來台清鄉時，他卻在植物園裡歷險，差一點就丟失了性命：我們不知道當年「二二八悲劇」中是否真有如此一幕，然而，東方白在明德歷險的過程中，竟然似乎完全沒有讓他試著透過中國話與大陸士兵溝通，只是透過他而對「二二八悲劇」作如下描述──

「明德離開家才走了三段街，就在『老松國校』的十字路口看到三具屍體，都是早上才被槍打死的‧‧‧一具仰躺在陰溝裡，大約十二歲模樣的男孩，脖子上還掛著一只褪色的帆布報袋，溝裡溝外散了幾十份沾血的『新生報』；一具橫臥在水溝邊，是二十歲左右的青年，旁邊倒著一部舊腳踏車，灑了一地破碎的牛奶瓶，鮮奶與鮮血匯成一條小河流，流到陰溝裡；一具匍匐在馬路上，臉歪向一旁，是年約六十歲的老頭，從嘴裡的血染紅了它那把山羊白鬍，他的杏仁茶擔子還豎著，熱騰而冒氣的杏仁茶正一滴滴自那圓桶桶底的漏嘴低到馬路上‧‧‧從老松國校走了兩段街來到小南門時明德又看到五六具屍體橫七豎八地躺在城門底下屍的四周血跡斑斑都已經變黑了可能以死了兩三天屍上爬滿了蒼蠅發出一股惡臭令明德掩鼻作嘔‧‧‧他改由小路行走，可是即使是小路，仍然可以見到一攤又一攤的血跡，儘管屍體已被運走，地上卻還遺留著死人的帽子、皮鞋、破衣、爛褲。全城的狗一夜之間都變野了，明德看見一隻黃狗在防空壕前啃一隻死人的殘臂，走了幾段街，又看到兩隻黑犬在搶一截死人的斷腿，互相拉扯，滿街狂奔‧‧‧」〈頁1937〉

「明德暗忖‧‧‧也不戒心依舊往前行進等離那停格只有十步之遙冷不防從亭閣躍出了三個大陸兵槍都上了刺刀槍口一率對準他其中一個喝道『舉起手來舉起手來』‧‧‧『你往哪兒去』『回家』『回家為時麼要走這園子的路』‧‧‧『因為走這裡比較近』‧‧‧那三個大陸兵覺得沒有什麼話可問了，就一個領頭，兩個押後，穿過一片南洋向樹林‧‧‧明德這才發現那樹下早有一對大陸兵都持槍上刺刀把十幾個台灣人為在核心那台灣人中，有大學生，有中學生，有三民主義青年團團員，有消防隊隊員，有巴士司機，有三輪車伕，有商人，有小販，有工人，有農夫‧‧‧見不到一個暴徒，看到的都是善良市民，個個都被反手綑綁而且兩兩三三連在一起‧‧‧約莫十五分鐘，又有一個深著法衣的青年和尚被大陸兵押進來‧‧‧與明德和那中學生縛在一起。這一切做完之後，便看見一個隊長模樣的大陸兵，對其他兵做了一個似乎他們都十分熟悉的手勢，他們馬上開始行動，把所有台灣人押出了那株大葉合歡‧‧‧來到荷塘的岸邊‧‧‧等所有台灣人都在岸邊列成一排站齊了‧‧‧隊長看看滿意了，最後才命令他們跪下去‧‧‧全隊大陸兵‧‧‧個個舉槍瞄準台灣人的背‧‧‧一聲令下，皮皮巴巴一陣亂響，台灣人一個個向前伏倒，死在亂槍之下‧‧‧聽到那背後的槍聲，明德不自覺跟同他身旁的那中學生和那青年和尚一起往前伏倒下去，隨著便失去知覺昏厥過去；他不知幾時才醒來‧‧‧想法解繩離開這橫屍遍地的刑場，猛然瞥見‧‧‧出現了一個大陸兵‧‧‧明德倏然全身冷了半截‧‧‧一時的慶幸跑得無影無蹤‧‧‧可是大大出乎明德意料之外，那大陸兵來到明德跟前一語不發，把刺刀從槍口卸下來‧‧‧就用那刺刀來割明德手上的麻繩‧‧‧他壓低聲音揮手敦促明德說『走走走！』‧‧‧」〈頁1940~1941〉

「因為早聽說『圓山』下的『中山橋』，大陸兵槍殺了幾千幾百個台灣人，積屍成山，沒有人敢過橋。」〈頁1942〉

讀過全書，我們可以感到東方白的設計，是以周明德在此的親身經歷來平衡書中周明德那位曾為日軍戰地記者的日籍朋友遠山明由「反戰觀點」所親身控訴的與他的弟弟明勇所憤怒的「南京大屠殺」〈前部分，可見於該書中册，頁1642、1643；後部分可見於該書下册，頁992、996〉；這實在是一段相當細緻的安排；顯然作者認為這乃可以形成其所謂「寬恕」的充分理由。不過，這樣的「寬恕」是否太「寬」，太沒有原則可循了？如果還有下一次，有哪一種罪行，才是不可寬恕的？

此外，在作者對於明德的歷險上的描述，似乎真的是他親身經歷而如今帶我們走過由萬華經小南門到成功中學的可怕現場，實在極為生動、逼真，不過，他回家歷險的那段，在描述上，卻出現了一個極大的漏洞，那是曾經在轟炸重慶時成為戰俘的明德，曾有與對方溝通就被民軍領袖戴威與黎立迅速接納經驗的他，在那樣的生死關頭，何以竟沒有用他的國語與大陸兵溝通？此外，後面所及的「因為早聽說『圓山』下的『中山橋』，大陸兵槍殺了幾千幾百個台灣人，積屍成山，沒有人敢過橋。」；如果前面明德的說詞有極大的漏洞，在中山橋下的犧牲數字是否也可能有太誇大之嫌──如所回憶，三月十日左右，應該是台灣河川的枯水期，河面不會太寬，雖有漲潮，但漲潮海水的沖激方向似乎應是向內陸推動的‧‧‧在中山橋下要聚集幾千百的屍體是否極不可能？東方白的筆下的這些「想像」，顯然是太不顧簡單的事理了；那麼他在這些方面的種種描述，怎能讓人信服呢？

換言之──以日本記者遠山明所「親歷」的「南京大屠殺」與東方白所「想像」的「二二八悲劇」相提並論而求「寬恕」，在這裡真的合適麼？各種「寬恕」，是否應該像遠山明一樣相當充分地釐清事由與事態，然後，才真能進行，也才易於進行，否則僅憑東方白所「想像」，寬恕者與被寬恕者，不知悲劇的事由與事態，自然沒有責任歸屬的可能，那麼是否就只是混亂一團，其所出現的世態，怕將只是一個可以「混水摸魚」，只讓惡人逍遙的世界‧‧‧那樣的「寬恕」對於我們自身與我們的子孫真會有怎樣的效用麼？

原書兩千頁以上，，批判文長未完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