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方白這位大作家的筆下，如何地面對他的欣賞者與支持者？？

在其名作、巨作「浪淘沙」中，他曾經以獲得前人的第一手資料為得意，公開宣稱像是天啟一樣的，在短期間取得了三位省籍長者的第一手資料，使得他能以日據下的史實向台灣的讀者們號召‧‧‧然而，我們前面批判過他藉著書中的女主角醜化我台籍政治領袖蔣渭水的作為；此處我們以小說中重要的男主角江東蘭為例，來看他怎樣捏造與我台灣教育史上真相不符的情節──

東方白將江塑造為一個抗日義軍領袖的兒子，就讀了當年我台人出資創辦的「台中中學校」，然後，被總督府保送至日本學商科，他沒有興趣而轉學念了英語系，回台灣任教於新竹中學，負責英語教學，教到書中的另一位重要的男主角周明德，周在他的影響下又有重要的一番故事‧‧‧甚至又製造了他戰後與當年同時教英語的另一日籍英語教師的未亡人纏綿的重要高潮‧‧‧

據東方白稱這位義軍領袖的兒子，在由日本留學返台之前，完全沒有感到日人之歧視；一直要到返台後的火車上，才受到相當的歧視；但是由於當時其他台籍乘客未能聲援，所以對於我台籍乘客在事後的關切表示不滿──那所謂的

「東蘭只冷冷地望他一眼，也不想有所回應，剛才那整個二等車廂裡彷彿只有他一個人孤獨在那滿車的日本人奮戰，那時沒有半個台灣人來協助，只怕被連累到了」

似乎東方白真的完全不理解我台人當年是完全在日人「匪徒刑罰令」「犯罪即決例」與「保甲條例」苛虐下，日警可以任意進入民宅，可以任意修理台人，因而不敢出頭抗爭的處境──遂經營了這樣的一個男主角江東蘭抱怨台灣人為何竟不當場聲援自己的故事。

然而，在當年的史實中，曾經就讀於「台中一中」，當時被官方名為「台灣公立中學校」第一屆的學生，可能真的完全不懂得自身是被高度歧視的嗎？

請看以下的史實‧‧‧

除了在社會上，前述我台人常常在公眾場合受修理外，

請看看當年其小說中男主角江東蘭就讀了四年的台中一中，當年在歧視下的史實吧

關於台中中學校的登台

該校在本期的設立與發展的過程，應該就是一個很能讓關心教育問題的我們，深思日據統治本質為何的好例子；透過本研究前面的剖析，我們應該都知道，公學校之創立，基本上對於我台籍學生而言，是沒有前景的，因為，當國語學校在1898年為日籍學生附設五年制的「尋常中學科」，在1899年改為「中學科」之後的十多年裡，我們公學校台籍畢業學生仍是長期沒有中學校可念的。一直要到日據20年之後，本期末的1915年，佐久間總督為了他計畫討伐原住民需要漢族支持之緣故，才接受了漢族地方領袖關於設立台人就讀的中學校的建議，我台籍學生才盼來了一所他們可以深造的「中學校」──據稱當時的情況是

「翁〈指林獻堂〉既慨乎日人所施教育，不足以啟發後生，林家子女均聘家庭教師，霧峰公學校林家子女無一就學者。該校校長具報台中廳，如林家子女不進學校，學生從何募得。廳長佐藤謙太郎即邀翁至廳長公室，示以此意，翁云縱家庭教師不可，我自為教可乎？佐藤曰不行，翁雖憤慨只好虛與委蛇……當時台灣除公學校外，無一個中學，僅工業講習所與農業講習所，只是教以做工務農，翁謂為徒弟教育，毫無學術可言。不得已於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攜攀龍猶龍二公子赴日時攀龍君年僅十歲，猶龍少一歲攀龍猶龍少一歲……如斯幼少子侄，使遠離父母，在翁實有一大段難以名狀之苦心……時值令祖母古稀晉一，節省祝費，擬做獎學財團……應者四起，募得巨金。堅有人提議以獎學為消極，進一步請設立私立中學，議遂決……」[1]

當時總督府不能不應許的態勢，除了當時正值伐蕃期間，需要地方領袖的支持外，是這樣考慮與說詞的：

「本島人向學心如此之切，不予批准，青年學子勢必向外，若留學內地影響尚少，若往大陸感染惡思想，實屬堪虞；如予批准，將來學校管理亦有未妥，乃決定由督府建設，及至接我們請願團，又大加誇獎讚譽，……君等這筆錢，用以建設基地築校舍，諒無不足，但將來又須負擔經常費未免過重，因此閣下決定為你們創建，請將這筆錢捐獻……」[2]

不過，應該理解的是，除了官方提出要求「捐獻」，使我先民失去了產權外，更重要的是，當時該學校，原來地方領袖們所希望成立的是一所我台人自行負責的「私立台中中學校」，是畢業之後可以考專門學校的五年制中學校，而官方最後所定案接受而成立，並且經營的卻是一所接受地方領袖大額捐款，卻由官方負責一切，相較於台北與台南各已有的、日人就讀的五年制「總督府中學校」，竟是少一年的四年制「公立台中中學校」；且他的入學資格只要是修完公學校四年課程或同等學力者，即其入學資格比日人中學校低兩年，僅公學校四年級程度；並且由於他的國語時數與實科時數，都明顯增加，因而其他學科的時數都減少了學習的時數；對此，記得我們地方領袖原本所詬病的「為徒弟教育，毫無學術可言」嗎，難怪這個我們先民大額捐款後設立，對學生收費昂貴的中學校，竟被據稱頗為溫文的日籍校長辦成了一間不重智育，只注重勞動服務的「實業學校」。因而，我們能見到當年學子與校方留下了這樣的紀錄：

「『開校之初，日人之教育方針，不太重視智育，專以灌輸勤勞精神為務，故每日都有作業〈勞動服務課〉。』學校也被譏為『高等職業學校』。」[3]

「田川辰一校長調查頭兩屆學生畢業後之意願，發現有70%至80%的學生想直接從事實務，即放心的說，『由此可知，大部分的學生顯然符合本校期待，唯有小部分似與期待相反。』」[4]

我們可以印證的是此期中這「台灣公立中學校」中重要的課程「英語」授課時數上的比較，由於英美當時已是世上最強大的國家，日本許多先進的資訊必須透過英語才能獲得：在我們四年制的「台灣公立中學校」與總督府其他日籍學生就讀的如台北與台南的五年制中學校相比，我台人中學校安排的時數，竟然只占總時數的1.6%，而在日人中學校裡的時數則至少佔23%以上[5]；這樣懸殊的時數比，是由於我們台人都具備語言天才嗎？

難怪當年我們台人社會運動的重要領袖王敏川曾經如此批判：

「察其內容程度劣於內地人中學甚遠，而欲入高等學校不可得，或因英語、數學、理科諸科之學力不足，不能上進者，每抱慨歎焉。」[6]

換言之，儘管本期末，日本據台後二十年，我台人才爭取得到了一所台灣人的中學校，但是在時代的進步中，這所謂的「中學校」的知識程度很低，因而，簡直沒有繼續深造的可能，這樣的所謂「中等教育」有多少歧視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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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資料見於「台灣民族運動史」，頁46~47。在今天晨星版的「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中，則未見。 

[2] 同前書，頁47。 

[3] 「台籍菁英的搖籃台中一中」，朱佩琪著。向日葵文化印行，頁84。

 [4] 同前揭「台籍菁英的搖籃台中一中」，頁84~85。 

[5] 「台籍菁英的搖籃台中一中」，頁48。 

[6] 王敏川選集，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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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想，東方白自稱獲得了張棟蘭的第一手資料，然而，那是真的麼？或是有多少真實的資料，怎能捏造出這樣離譜的台中一中的歷史，讓江東蘭能夠在上述「察其內容程度劣於內地人中學甚遠，而欲入高等學校不可得，或因英語、數學、理科諸科之學力不足，不能上進者，每抱慨歎焉。」的處境中，不僅獲得總督府保送，而江東蘭這位官府的保送生又能自由地轉學讀自身愛讀的英語──當年真有那樣自由的制度麼，就所知，保送生的名額，通常一定代表著官方認為有需要而培育某項人才，怎可能任商科的保送生改讀他科？

此外，在上述的處境下，當年的「台中一中」學生都是各地方的菁英，對於自身所受的待遇，真會不知道自身是受到歧視麼？他們也不曾聽過父兄談論心中的不滿麼？

 據東方白自稱，張棟蘭是很信任他的，很欣賞他的；個人相信這位可敬的客家籍的張教授，絕對不會捏造一大堆的錯誤資料給自己所信任與欣賞的人；不過，可憐的他一定沒有想到，自己的名字被利用了，被用來欺騙廣大的讀者‧‧‧ 

 想想，真是悲哀啊，張棟蘭先生的遺屬們知道麼，他們的先人是被這位政治立場隱密的大作家利用了啊！

望著書頁裡，東方白那麼美好的文學筆調‧‧‧

『人生就是如此無奈，好在他們及時把他們的故事告訴了我，而我也及時把這故事寫成小說，才把它們珍貴的經驗留傳給我們的後代‧‧‧』〈浪淘沙，上冊，頁14〉

 然而，他真正地是留下了什麼毒素啊？

泥土是深深地感慨著

最後，謹此向網上我敬重的某網友致歉，您鄭重地勸我莫寫批判東方白的文章，原本我也打算不寫了，但是最近撰寫日據下的台灣教育史，覺得實在不能不向我的良知與良心交代，所以還是寫了，請您原諒。

泥土更是感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