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前面的貼文，引來網友如下提問：1.藍綠主要的分歧在國家認同，對嗎？一認同中華民國，一想否定掉它。分歧如此之大，怎樣各自調整觀念、形成共識呢？ 2.我們的社會應怎樣改變結構呢？馬總統有在進行中嗎？社會個人應如何自我改變呢？

以下是相關的回應。討論並不完整，容後有暇再做補充。

關於國家認同，最關鍵的問題似乎不在於認同哪個國號，而是許多台灣人對中國社會中的人與文化存有負面記憶與評價。而有了負面評價，就有了拒斥中國的心理基礎。追求獨立，意味著對中國的整體拒斥（雖然曾有獨派網友強調，主張獨立未必是出於對中國的負面評價，而是出於理性選擇。不過，負面評價恐怕還是影響認同的主要心理基礎）。

對中國的負面評價，其實不無道理，但相關思考卻未盡周延、深刻。

我曾經在中時網上一方面與獨派爭論，一方面卻又表示部分同意獨派對中國（大陸）的批評。譬如有一次，某位大陸網友誇稱大陸的高鐵發展如何快速、技術如何先進，當時有位獨派網友為文潑冷水，稱大陸高鐵技術還是襲自德、日，技術面的實際情形究竟如何，需要深究方知，但是，對於說中國高鐵技術已經超越德、日的說法也還難確認；而另外的問題則是印象中對於一些中國人的敬業態度也比較不敢肯定，也就是說，在這種快速發展中，讓人擔心潛存著危險。結果，過不多久，就發生了溫州動鐵的重大意外事故。接著，大陸全面降低高鐵、動鐵的最高速限。

我們不需要故意唱衰中國大陸，這一點，統派與獨派的心情似乎是非常不同的。中國社會的弊端可能是很多，而且應該予以指出各種弊端。但是，同時也應該抱持哀衿勿喜的心理，期待中國有好的發展；而且，我也認為台灣社會是廣義中國社會的一部分，中國社會的弊端，台灣社會很難完全免除，充其量是五十步笑百步。即使不是基於這種認同，對於他人的缺憾，我們難道就不應該懷抱同情？

關於中國社會的弊端，不容易簡單而周全講述。但是，最值得關注的一件事也許是關於「階層化」的問題，這是社會學裡最關心的問題，其實也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最關心的問題。

社會學裡區分兩種地位概念：自致地位(achieved status)與先賦地位(ascribed status)。一個社會如果主要是基於先賦地位而發展出不同的階層，其高低階層間生活機會又差距極大，那就是個極不公平的社會。反之，如果社會階層化主要是基於自致地位所產生的差距，階層間差距小，且彼此間流動性大，這樣的社會就比較近於公平。

當前的中國大陸，似乎比台灣社會更要強調先賦地位。好比前陣子我們聽過一句話「我爸爸是李剛」，或者更早以前，有部電影「假如我是真的」，裡面主人翁最後喊了一句：「假如我是真的呢？」（指如果我真是高幹子弟呢？我的騙吃騙喝所為就可被合理化嗎？）。這些都反映今天中國大陸的地位差別顯著，而且強調由先賦而得的地位。

諷刺的是，共產主義的原本宗旨就是要泯除地位差別。結果地位差別卻並沒有泯除，反而更朝向世襲制，有權力者對無權力者也更具有宰制性。

這其實是個大悲劇，也是結構不合理的重要面向之一。

問題在於為何如此？不是說要泯除地位差別嗎？為什麼不能，階層化與宰制的問題甚至還變本加厲？

也許是當初的問題歸因不當。是什麼原因促成了階層化，共產主義者可能沒有把握得很精準，所以，他們雖然嘗試要去除階層化現象，卻難以成功（想想共產黨的革命如何血腥，而結果卻並不能去除原本最想去除的弊病，這不是很令人遺憾的事嗎？）。

關鍵問題可能在於權力與權利的配置問題（共產黨把問題歸諸生產工具的掌握權，所以主張要共產）。簡單說，民主化與法治化應該才是關鍵。

但是，民主化與法治化背後，又都需要兩個條件來支撐，一是自律，一是普遍主義精神。缺少這兩者，民主與法治都很容易落空。

中國大陸其實也在朝向法治化的方向努力。但是，由於權力制衡的機制缺乏，以及自律習性的不足，所以他們的法治化問題很多（台灣法治化發展情形稍好，可能正是得力於台灣的人多了些民主與自律條件）。

這裡，許多事情環環相扣，整體來說，不外就是一種結構不合理的狀態。

這種結構不合理的狀態，成因當然很多、很複雜。不過，其中一個微妙而關鍵的因素也許關乎儒家的人本思想的問題。人本思想強調人的主體性，但是主體性卻可能以扭曲的型態被膨脹（本我被膨脹），並促成不合理的人際互動與結構模式。

一方面，儒家的人本思想可能是上述結構不合理問題的關鍵因素之一。但是，這同時也可有另一面的意義。中國社會的弊端，有可能是一個良好文化特質（人本）所付出的代價。也就是說，在壞的事情後面，其實可能藏著好的東西。如果忽略了這個好東西，一味只看到壞的一面，那對中國的了解就偏了、就薄了，就可能會低估它的潛能。人本的積極意義，其實不宜被忽視。人的主體性開展，只要是在好的條件下，就有可能會綻放出美麗的花朵。

如果台灣的人能看清中國文化的複雜性，及其中的正面特質與發展可能性，也許比較不會那麼強烈對中國反感，要獨立的呼聲可能就會減小。如果獨派不那麼強調法理獨立，統派不那麼急統（急統者常忽略：光是兩個不同系統合併都會有嚴重摩擦可能；而所謂系統摩擦，可能意味著許多人的身家性命與尊嚴受到危害），兩方面又為什麼不能產生共識呢？美國經過南北戰爭，也還能融合得很好（雖然南北間並不是完全沒有問題），台灣的藍綠為什麼就不能呢？

扯遠了。再回到關於馬總統究竟有沒有嘗試改變結構的問題。

依前面所述，民主化、法治化、自律習性、普遍主義精神等，也許是結構中重要的特質。維護或建立這些特質是非常重要的事。當然，做這些事，有些未必直接能看得見，就好比縣市長搞公路建設，會比搞地下水設施要有能見度，不同的工作，能見度是不同的。上述合理制度與文化的維護（而非創制），更是低能見度的事業。不過，並不表示這些不重要，也不是說做與不做都一樣。

許多人批評馬總統施政太自我設限，以致施展不開。

但是，官員自我設限的積極意義顯然是被低估了（反之，官員權力缺少自制所衍生的問題嚴重性也被低估）。最高領導者的自我設限，最直接的效果主要是維護法治。總統的手如果伸進司法領域，那就容易破壞法治。上行下效，法治就名存實亡。

馬總統常被認為缺少魄力解決藍綠紛爭，並且，藍營常批評馬在面對綠營的時候太多退讓。

所謂解決藍綠紛爭，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有一種是耍欺弄手段，最高境界是讓對方吃了悶虧還不得聲張；也有一種是強硬壓制對方。馬總統兩種手法都不用。以致政令難行，結果還被認為無能。

但是，以最近的美牛案與證所稅案來說，實際上，馬總統已經成功改變了原先的狀態。事情還是照他的規劃在進行，只是時機延後。時機延後其實並沒那麼重要，說不定馬總統一開始就已經有這種時機延後的準備。

重要的是過程中並沒有太傷藍綠和氣。不但沒有，很可能這種過程會被模式化，並漸進化解藍綠對立。綠營實際參與了整件事的決策過程。他們並不覺得自己有被邊緣化。

在所有的事件中，馬總統其實都表現出高度的自制，從而也表現了自律。這會是一種楷模。他從沒有表現出因激動而狂怒，也不曾與對手做激烈的爭執，或法外整人。我們可以說這是個人品德，但它也可以通過風行草偃的效果而成為結構的特質。

結構改變之所以不易講明白，因為結構牽涉太多面向，尤其是偏於精神面的結構，更不易說明白。但是，它們非常重要。

大家之所以看不見馬總統自制的一面，以及這種特質在結構改變上的重要意義，可能是因為當前的集體經濟危機意識太強。但那是太狹隘的評價觀點，並不足取。如果大家能夠冷靜些，或許視野能更開闊。

當然，也有人拿宇昌案批馬總統，認為馬的黑手介入大選。

目前並沒有證據證明馬總統有介入宇昌案（特別是關於機密資料釋出的部分）。整體來說，對於馬總統人格的看法，各人只能提出個人的觀察與判斷，卻難以證明誰的判斷對，所以只能繼續觀察事情的發展。

馬總統有沒有嘗試改變結構？我認為有，但這是良心事業，很難充分證明。且讓我們拭目以待最後的歷史評價。

PS：台灣獨立作為一種理性選擇，這種主張並非沒有道理。譬如基於維護台灣人的經濟利益，獨立或不完全融入中國經濟體系，也許是較有利的。再說，台灣的社會風氣，也很可能在完全融入中國社會後，會變得惡化。另外，我自己也曾提到，在系統合併的過程中，可能因為系統間的摩擦而產生許多悲劇。但是，這些其實未必是主張獨立的充分條件，而可能在某些適度調節下免於可能問題的發生。（某種形式的「統中有獨、獨中有統」，譬如邦聯或國協，可能就最為有利於台灣的長期發展。）

PS：恰讀到一則新聞，說台灣影人吳念真在上海演講，說台灣人有禮貌，「其實不該完全歸結到中華傳統文化保存得好不好，這是一個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民眾會具備的一些基本素養。」這個說法，我部分同意，因為我也並不認為在傳統中國文化之下，中國人普遍很有禮貌。不過，話說回來，中國傳統的人本思想畢竟具有這種可能性，可在其他條件配合下，促成禮貌的習性。日本人的重禮貌，可能其實有儒家思想的影響作用在。退一步說，如果中國文化傳統中含有抵制禮貌的價值觀，那麼，估計今天的台灣人也不會這麼有禮貌（這裡是指禮貌的平均值，並不排除有反例的可能，就是說，也有些台灣人是很沒禮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