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代中國的民主浮沉

 

百餘年前，中國人曾在痛定思痛之餘，強烈主張要走向民主化、要推翻封建、專制體制。國民革命與五四運動，乃至稍後的共產革命運動（特別是其中的反專制主張），都是旗幟鮮明的追求民主的行動。但是，經過百餘年，中國大陸迄今仍然只是偶而在口頭上會提到民主化的口號，進行最儀式性的投票，而不見真正民主化的落實。中國人為民主化而做出的流血、流汗的諸般努力幾乎完全落空；前面的痛定思痛似乎也失去了曾經觸動人心的歷史教訓意義。許多人的最新領悟似乎是：西方民主制有諸般問題，所以不值得學習。

 

中國社會對民主化的抗拒、逆反力道有多麼強大，由此足見。但是，那之前又為什麼要推動流血革命呢？或者，曾經所體悟的不民主的痛是不是其實應該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生活常態呢？或者應該被重新界定其意義究竟是正是負？

 

中國人當然不是全體一致擁護專制體制。追求民主化的努力其實始終是不絕如縷。台灣當前的民主化其實也可以說是部分中國人追求民主化的努力的一部分。而藉著台灣的特殊條件，特別是國際形勢條件，台灣得以較成功地走向了民主化。而在中國大陸，也還有一些人在為追求中國的民主化而犧牲。只是，其中有許多民主人士不得不流亡海外，在海外推動中國的民主化。在中國大陸內部，主流的聲音仍然是擁護專制體制的聲音。

 

總之，即使是到了21世紀的此刻，還有相當部分的中國人在維護專制體制，而且這部分的實力佔據著統治地位。他們譏諷、駁斥西方的民主體制，乃至台灣實行的民主制。台灣方面也有一些人附和這種擁護專制體制的聲音。

這些人這麼做有沒有什麼深層的理由？這裡面有沒有某種（集體）自欺的成分？

 

人是會自欺的，而集體自欺則力道更強，可能成倍增加對個人所施加的影響或強迫力量。我以為，反民主勢力之所以如此強大很可能和某種集體自欺有關。集體可能會自我宣告：專制體制有這樣、那樣的優點，而西方式的民主體制則有這樣、那樣的缺點或不妥。如此，集體就可以持續維護專制體制。這裡面可能有傳統勢力的作用，長久延續已經形成的某種集體生活方式。但是，我們卻也可以看到，即使是在今天，還有一些落後部落，過著與千年前沒有什麼明顯差異的集體生活方式。他們很可能不是沒有機會改變，不是沒有可能進步，但是他們“選擇”了維持傳統風貌。這種傳統風貌，包括有些部落規定對初生女嬰要進行割除陰蒂的儀式動作。另外，也有些國度禁止女性受教育，而自行跑去上學的女生可能遭到削鼻子的懲罰。當有人想要改變這種制度或集體生活方式的時候，則可能遭到嚴厲懲罰。從而，集體也就得以強力維護其傳統生活模式，包括一些外界普遍認為很不人道、犧牲人權的習俗。

 

中國社會裡的專制體制，是不是也藉著某種帶有集體自欺性質的機制作用而得以被維繫呢？本文希望就此稍做討論。

 

二、       中國專制體制的合理性與局限性

 

讀中國歷史、看中國現狀，一個最深的感慨，當然是中國人的悲情，而悲情的核心，我曾經跟著教科書上的說法而認為是被列強侵略（而導致中國貧窮、落後）。但是，現在的我卻並不這麼認為。列強侵略並不是中國悲情的核心議題，核心議題應該是中國的專制體制。只是統治者卻非常依賴專制體制，而避諱人民討論專制體制之弊，當然他們自己更不會去揭露此中問題。如此，專制體制遂能長期維繫。但是，這卻形成一種集體自欺的狀態。集體自欺維繫著專制體制，也延續著人民的被宰制命運，以及與此相扣連的集體苦難。

 

清末遭逢列強侵略，確實對中國造成了傷害。但是，我慢慢領悟到，列強的軍事侵略其實對中國的傷害很有限。事實上，很可能恰因西方的軍事侵略，激使中國積極走向西化之路，促進了中國的現代化腳步。即使是其他層面的西潮衝擊，譬如西方文化的入侵，以及不平等條約的簽訂等，這可能對中國造成了遠比軍事侵略嚴重得多的“傷害”，但是，其真正的影響可能是多面的，其中可能也包含積極面的影響。如果按照歷史學者劉仲敬的說法，中國很可能因為接受外在文明的滋潤，特別是晚近的西潮湧入而受益良多，包括文明進步。無論如何，列強侵略帶來的傷害很可能是一時的，而西風則將中國帶入了一個數千年未有的全新時代。科技的進步固然是一大改變，而人權意識上升的重要性則絕不下於科技進步。

 

再回首中國歷史，中國的悲情其實遠不是始於清末，北宋末、南宋末如何？明末又如何？甚至，1949又如何？中國社會其實沉疴已久。只是，它缺少自我昇華的機制，幾乎總是只能通過所謂“超穩定結構”來恢復舊有秩序。而這個超穩定結構的核心問題則在於專制體制，是專制體制帶給人民長期而深重的痛苦，並且也壓抑了社會的自我昇華可能性。即使中國結束了帝制，專制體制也還是以微妙的形式繼續在中國肆虐。而讓人困惑的是卻也有相當數量的中國人民傾向要維護這種專制體制。

 

我以為，專制體制的存在主要是出於較龐大的集體的“整合”需求，另外則是為維持一定程度集體競爭力的需求。集體需要秩序與競爭力，在沒有更高明的手法來維護集體秩序與競爭力並兼顧人民權利的情況下，於是傾向犧牲人民權利，甚至以暴力壓迫的方式來統治。戰國時期法家的興起，很可能就是在這種需求背景下的產物。法家模式的統治，犧牲人權，犧牲個體，卒使國家能夠建立紀律秩序，並且整體顯得壯大。雖然個人的創造力可能因此被壓抑，並從而也影響到集體進步的可能性，這在短期內卻看不出有太大的問題。至於個人尊嚴受到損害，那在當時更是不值一提。因此，法家開展出來的專制統治模式成為中國歷代統治者的學習典範，至少是較隱晦的典範。“陽儒陰法”的統治模式大概是傳統中國統治者們所能夠理解、採行的最高明的統治、管理技巧。

 

總之，在傳統中國社會裡，在整合、管理手段有限的條件下，專制體制的形成有一定的合理性，有集體本身的需要在支撐專制體制。然而，在現實中，統治者/群可能傾向超過因集體需要而有的合理性限度來攫取權力、維護權力；或者因為腐化而難以滿足集體的整合、競爭力的需要，這就會招來批評聲音。而在西方發展出新的民主制統治典範以後，專制體制的適切性就更受到了質疑。

 

理論上，當代中國社會，比以往更龐大、更異質，與外部有更複雜而密切的交流，所以需要有比傳統專制體制更高明、有效的整合、管理手段。共產黨的統治，可能已經比傳統中國的專制體制更有效能，但是它終究還是一種專制體制。當代西方的民主制因此還是一種鮮明的對比模式。中國究竟要不要走向民主制呢？雖然中共常常提出一些論述，痛扁西方民主制，但是，他們必須提出反駁論述，就表示他們終究無法不面對民主制的挑戰與誘惑。

 

中共作為一個專制統治政黨，顯然為了維護其統治權，而必須維護專制體制。因為一旦走向民主化，中共的統治很可能會快速瓦解。於是，中共提出了各種論述來辯護其統治體制。而且，這些理由顯然能讓不少人接受，於是也抱持這樣的理由來反對或阻滯中國走向民主化。以下條列式地簡述一些常見的維護專制體制、反對民主化的論述：

（一）專制體制可以快速決策和執行，不受民意和反對派的干擾，有利於應對危機和挑戰。

（二）專制體制可以維持社會的穩定和秩序，避免內亂和分裂，有利於國家的統一和安全。

（三）專制體制可以保護統治者的利益和權威，避免被推翻或受到挑戰，有利於國家的長治久安。

 

然而，這些理由都有其局限性和缺陷，簡單說專制體制缺乏民主參與和監督，容易造成統治者的腐敗和濫權，損害人民的權利和利益，引發社會的不滿和抗爭。絕對權力絕對腐化，其實在當今中共的統治過程中，這種問題已經很明顯。

 

再者，專制體制依賴少數、特定個人的能力和意志，容易因為統治者的錯誤和失誤，無法有效地解決社會的問題和需求，而危及國家的生存和發展。大躍進帶來的大量飢餓死亡悲劇與文革造成的混亂與暴力，其實就是鮮明的例子。此刻，我也很擔心習近平主席是不是已經又陷入了某種困境中。以中國這樣的國家來說，一旦政策路線出錯，災難是非常嚴重的。

 

另外，專制體制抑制創新和多元，容易造成思想的僵化和落後，阻礙社會的進步和發展，長期發展的結果，往往會失去國際的競爭力。清末的中國很可能已經處於這種窘境中，並且因此造成嚴重的災難悲劇。此刻的中國大陸好像比較能夠免於這種明顯落後的窘境，但是，最近芯片事件的發展仍然曝露了中國在某些重要領域的落後局面，以及因此帶來的危機。

 

中共對芯片的發展不可謂不重視，也投入了巨大的資金，並且還採用了各種挖掘、吸引人才的手段，但是，實際上努力迄今並不很成功。因素當然很複雜。不過，從較根本的條件因素來看，廣大民眾的科學探索精神相對薄弱，乃至創新思維不足，很可能是根本原因。事實上，在西方現代化發展的近五百餘年中，中國的各方面發展恐怕都較遲滯。只是前期因為少接觸西方，所以並沒有明顯感覺。等到開始較頻繁接觸時，中國的整體落後之局已經形成，而且差距還持續在加大。在這五百年間，西方有文藝復興、地理大發現、宗教改革、啟蒙運動、革命運動…；而中國則除了最後的百餘年外，主要只有改朝換代的變遷過程。中國人求新、求變的精神，在長期專制體制的壓抑下，如果不是消失殆盡，也是所剩無幾。

 

籠統地說，長期的專制體制所造成的壓抑感與疏離感，很可能會讓人對新事物普遍抱持冷漠心態；成員彼此之間的互信度也低，讓彼此合作平添困難。若廣大民眾多數皆如此，集體所展現的生產能力與創新能力也就很難樂觀。

 

重要的是，這些問題雖然極可能是專制體制長期造成的，但並不是短期就會明顯呈現。從而，專制體制的擁護者很難注意到並且正視這種較深層心態問題的存在。中國人只在被西方勢力（及因為模仿西方而得到發展的勢力，如日本）嚴厲打擊以後，才痛苦地領悟到中國已經遠遠落後於西方。至於落後的原因，則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而且未必會指向專制體制的問題。五四運動固然把問題歸源於專制體制，但是，其實那只是全中國的少數知識菁英們的看法。廣大民眾未必真能夠心領神會，所以也未必衷心同意。而只要民主化稍遇阻力，很多人就可能輕易轉向，而很可能準備回頭因循舊路。

 

80年代末的中國大陸很可能是中國人對民主化憧憬最切的時刻。會如此憧憬民主化，很可能和大躍進與文革浩劫帶來的普遍苦難密切相關。這還是一種痛定思痛之後產生的智慧。然而，六四的槍聲幾乎瞬間壓下了內部民主化的聲浪。不管人們究竟怎麼看民主化，至少都暫時噤了口。而幾十年後，很多人接受了如下的說法：看吧，幸虧當年沒有讓那些受西方勢力鼓動的民運人士牽著鼻子走，否則中國就不可能有這30多年的榮景；看看現在中國的繁榮進步景象，多虧老鄧的英明領導啊！

 

到了習時代，偏向維護專制體制的聲音似乎又達到了中國百年來的頂峰。這種要維護專制體制的聲音會再度高漲，也許是受習近平個人的領導模式與企圖心的影響，此外可能還有如下的一些理由。第一，因為中國對外關係惡化，讓中共處於更需要為自身辯護的尷尬處境。關係越緊張，中共就越發傾向內缩、封閉，越不敢於走向民主化。而中西關係、兩岸關係的斷裂點又往往都與民主化與否有關。批評美國與台灣的民主化問題，似乎可以一舉“廓清”許多爭議問題，從最根本處擋住外部對中國不民主的批評聲音，並且反擊境外，嘲笑境外的失敗現狀；並且否定台灣因為中共不民主而據此主張台獨的正當性。

 

第二，中國在過去幾十年中改革開放的建設成就，使一些人認為專制體制有效而且必要；反之，西方、俄國，乃至台灣，在同期間經濟建設成績似乎不佳或不及中國大陸，也讓中共有為專制體制效能辯護的空間。

 

第三，傳統儒家文化強調忠君、孝道等價值觀，無形中有利於維繫專制體制。在文革以後，這些傳統價值觀實際上有回潮的趨勢。而且，現在的中共似乎很依賴中國民族主義情感來維繫其統治正當性。這種傾向傳統價值觀的立場和早期左傾共產主義路線幾乎截然不同（左傾共產主義包含“工人無祖國”等的口號，理論上和民族主義背離）。而且，許多中國人可能逐漸認識到，專制體制是傳統中國的長期統治模式，自然有其優點；而且這也是一般中國人習慣了的模式，故不宜輕言揚棄。

 

以上這些用來維護專制體制的理由夠充分嗎？譬如說專制體制作為傳統習慣，要改變習慣當然有一定的困難，但是，還有很多傳統習慣可都已經改變了啊！想想，中國男人還留辮子嗎？還穿長袍馬褂嗎？中國人現在吃西餐的也所在多有，即使並不常吃西餐，但食物中多的是新式的料理。中國人乘坐汽車、火車、飛機，會因為不習慣而堅持拒絕嗎？大家現在使用手機，會說不習慣嗎？…顯然，習慣是可以改變的，方便、舒適、實用更重要。那麼，專制體制為什麼會因為是習慣而難以改變呢？

 

再說忠孝倫理，現在的中國人究竟還保留了多少的忠孝倫理？如果對父母親的孝順都難以保留，又為什麼獨鍾情於專制體制？而且，忠的倫理難道不是比孝順倫理消失得更快嗎？何況，忠也未必是要忠於專制體制啊！

 

再者，儒家現在還有多少號召力？尤其是在共產黨治下？文革時期不是要打倒孔家店嗎？不是要批林批孔嗎？固然近年中共在世界各地設立了許多“孔子學院”，但是，現在已經逐漸曝露出實情，那些孔子學院似乎是掛羊頭賣狗肉，並不是真要復興儒學，而比較是在利用儒學較能為外界所接納的優勢。

 

至於說西方勢力心懷叵測，難道就因此要拒絕民主制度嗎？那麼，學西方的科技又是為什麼？而馬列主義難道不是來自西方？難道還是中國傳統？

 

關於改革開放所帶來的進步，確實很能夠激勵中國人，讓一些中國人甚至開始喊出“厲害了，我的國！”這種口號。但是，改革開放政策顯然也有其嚴重局限。此刻習近平走的左傾路線及其對中國大陸經濟的傷害其實就是改革開放政策局限性問題的展現。習近平及其支持者顯然感覺到改革開放造成嚴重貧富不均，並且對社會風氣產生了敗壞效果，而不得不思矯正。但是，矯正的方式則是又走回左傾、封閉的老路，這可能不只是因為他們缺少對其他發展路線的認識，也可能因為他們的價值觀及相關因果思維使他們偏好左傾、封閉路線，而對其他較開放性的路線感覺恐懼、拒斥，特別是在政治上開放的路線。事實上，鄧的改革開放路線本身也對政治開放持恐懼、拒斥態度。從而，就為改革開放政策設下了一層天花板，改革只要頂到天花板，就無力再進，而必須停頓或轉彎，甚至倒退。總之，改革開放路線並不是沒有問題的改革方案。只是，它的可能問題得不到系統、開放、深入的檢討，也因此無法提出理性的對策或調整辦法。如此一來，改革開放政策的長期前景其實並不看好。眼前，它先前創造的經濟成果，很可能就將出現大幅衰減。政治層面的開放改革（包括觀念改變）恐怕才是社會改革的根本。改革經濟而不改革政治，經濟改革會大受局限，甚至可能會功虧一簣。

 

政治不改革，不朝向民主、開放路線調整，經濟改革的空間就會受到局限。而作為專制統治者，常常被期望要不斷自我證明是天縱英明，特別是能夠締造經濟成長績效。一旦經濟成長不如預期，統治的正當性就可能被質疑。眼前，中共其實恐怕就正面臨這樣的考驗。

 

但是，中國大陸在經歷中美貿易戰爭、香港的反中抗爭、疫情與應對疫情所進行的種種措施，以及俄國侵烏戰爭所造成的國際局勢及其對經濟的影響；另外，也許還必須同時考慮極端天氣等的影響，中國大陸經濟下滑很可能已經是事實，而外交上也在走頹勢。這對中共的統治正當性很可能會形成傷害。統治的正當性依托於快速的建設成果，特別是經濟成長成果，這其實是一種危機狀態。一旦成長趨緩，就可能會危及統治正當性。當前中共的處境，很可能就面臨這種危機。

 

中共如何因應這種危機局勢呢？這幾年，中共不再提“和平崛起”，反而擺出 “戰狼”姿態，對台灣、對西方或西方的附從者，除了言詞恫嚇，還在台灣海與南海頻頻有軍事動作，軍機、軍艦不時越過台灣海峽中線，或者圍繞台灣，做出一副隨時準備動武的姿態。我以為這其實是一種應對危機的反應模式。但是，這是不是一種飲鴆止渴的做法呢？值得懷疑。

 

從失業率、出口額、投資額、房市…等多方面看，中國大陸此刻經濟下滑，應該已經是明白的事實。而且，這種下滑很可能不是短期、偶發的現象，而很可能是十年以上的趨勢。這除了可能部分是長期經濟增長後的週期性變化，但是，中外關係惡化，以及中共走回社會主義經濟路線應該才是主要的問題成因。重要的是，作為中共統治正當性的主要依托，經濟成長下滑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這裡，中共似乎面臨了一種左支右絀的困境。“改革開放”加上“政治權力集中”，實際上讓某些人可藉著特權獲得特殊利益，貪腐問題遂日益惡化，貧富不均現象也日趨嚴重。這些問題現象不處理，問題可能會愈趨嚴重。但是，如何下手處理呢？嚴懲或嚴格控管，可能就會像現在這樣，讓整個投資意願都冷卻下來。偏偏此刻民眾消費能力下降，外國的需求也下降，所以投資意願就更低落。結果難免是總體經濟下滑。

 

中外關係的處理可能也是兩難。中共在面對貿易戰爭、人權爭議、疫情歸責、俄烏戰爭立場選擇等系列爭議時，諸多舉措大都和西方國家扞格，以致彼此日益交惡。中共又把交惡的責任歸咎於西方國家，這卻會讓關係更形惡化。問題是這種關係惡化會直接影響到對外經濟交流，影響外資投資，最後甚至會嚴重傷害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其實，中美貿易戰爭也是這一系列折衝的一環。當然，它本身也成為促成衝突、傷害的進一步原因。

 

我以為，上面鋪陳的經濟、外交的兩難局面背後其實都與專制體制有關。在民主體制下，這種兩難之局比較不會那麼困窘。改變政策路線沒有那麼困難，再不行，大不了執政者下台換人。 但是，專制體制下，統治群通常不甘或不敢放手權力，從而統治正當性問題始終成為一個最大的顧慮。他們很難不讓統治群成員享有特權，但是統治者又必須為統治群的貪腐問題及形成的貧富不均問題承擔責任。另外，甩鍋、仇恨外國，固然可以緩和內部不滿情緒，卻讓對外關係惡化。而會需要甩鍋，恐怕也是因為要維護統治者的權力正當性。統治者必須是英明偉大的領導者，是不可以犯錯的。所以，如果有問題，那只能是別人的錯，特別是外國人的錯。

 

在過去新冠疫情期間，中共的一個主要政策是清零政策，直到去年底，又忽然放棄了清零政策。這其實都造成了一些問題。但是，中共並不公開討論這中間的問題，似乎也不允許人民來討論這些問題。問題當然並不因此而不存在。最明顯的是，中國大陸外移人口因此增加，甚至出現所謂“潤”出、“走線”等新詞。另外，資金據說也有外流現象。澳洲宣稱中國人在澳洲買房的資金近年明顯增加。

 

難以客觀面對問題，並且透過開放性溝通，理性尋求問題的有效解決之道。這就是專制體制的問題。但是，這些又都是忌諱。連在中共高層內部也未必肯進行討論。

 

在2020年5月，中國前總理李克強在全國人大閉幕後的記者會上說：“中國…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千元（人民幣）”；“1千元在一個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難，現在又碰到疫情，疫情過後民生為要“。我猜想，李克強在說這段話的時候，恐怕心存忐忑，因為不知道習主席會作何反應。這些話顯然不是習主席樂意聽到的，後者在隔年年初就公開宣稱，說中國已經全面脫貧。兩者的說法顯然就大相徑庭。這是個很微妙的情況。可能反映中共中央內部存在不一致；而且，有些敏感的議題連在其內部也未必能夠充分先做溝通。顯然，溝通其實有困難。我們甚至可以說，專制體制很容易進一步演成獨裁制。想想看，中共高層內部經過了多少腥風血雨，又犧牲了多少個國家的二號領導人。這很可能不完全是權力鬥爭的問題，而是加在統治者身上的擔子太沉重了，而限制又太多了。

 

常常陷入兩難處境，卻又很難開誠佈公，理性溝通，尋求問題解決途徑。這種困境，在專制體制下很可能是常態。所以，民國初年，胡適就曾經在一篇討論民主制的文章裡表示，民主制國家比專制體制國家更容易領導。大概就是基於此處這樣的考慮。胡適說：“有些幼稚民族，很早就有一種民主政治，毫不足奇怪。民主治政的好處正在於不需要出類拔萃的人才；在於可以逐漸推廣政權，有伸縮的餘地；在於集思廣益，三個臭皮匠，湊成一個諸葛亮；在於可以訓練多數平凡的人參加政治。民主政治只需要那些有選舉權的公民能運用他們的選舉權，這種能力是不難訓練的。凡知道英美政治的人，都知道他們的國會與地方議會都不需要特別出色的專家人才”。

 

上面是一系列中國大陸作為專制體制國家因此可能存在的問題，特別是統治/領導上的困難問題。那麼，為什麼不蟠然改變呢？中共或其最高領導個人很可能都有某種程度騎虎難下的困擾，尤其中共這個統治群體為然。但是所有這些困難問題可能都被掩蓋住了。中共努力表現出泰然自若狀。他們也必須這麼做。必須如此才足以安人心。但是，這裡面不免就有自欺的成分，而且還是集體自欺的情況。因為要對他人進行欺瞞，就不免變成集體自欺。就好像國王的新衣那樣。因為窘迫而又拿不出辦法來，結果就要靠欺瞞，到最後，其實大家可能都有一定程度的問題意識了，卻還是彼此心照不宣，繼續堅持那套欺瞞說法。並且依照這樣的說法採取後續行動。問題什麼時候會爆雷，大家就只好碰運氣，看誰倒霉。

 

其實，我大膽推論，中國有長期的專制體制傳統，中國人的“集體自欺”問題恐怕也是源遠流長的歷史了。這種自欺行徑特別是在對外關係中容易露餡。常常在對外關係中實際吃癟了，卻還要擺出一派威風凜凜的樣子。到了清乾隆朝，英國特使馬嘎爾尼來華，乾隆皇帝也還是要堅持上國皇帝的威儀，特使必須依照規定禮節拜見。最後結果，卻是雙方談崩了，無法會見。但是，上國威儀對兩國交流真的有積極意義嗎？不到50年後，清朝就經歷了鴉片戰爭，接著與西方開始了一連串的羞辱性交流。那麼，何不早些平等交流呢？甚至更誠心、謙虛地開始學習西方，也許能少受些羞辱與傷害。日本就比較能誠心學習西方，結果進步快速，在和中國的各項競爭中屢屢領先。中國抹不下臉面，無法誠心面對自身的問題，也無法謙虛學習西方，結果屢屢顛踬，人民受盡苦難。問題是大家的痛苦歸因迄今主線仍然是向外求索，歸咎他人，或者是歸咎於內部的“壞分子”、非我族類。

 

集體自欺的事情其實到處可見。舉例來說，疫情期間中共的“清零政策“很可能也帶有集體自欺的意味。簡單說，這政策其實太過僵硬，缺少彈性，對經濟發展非常不利，並且會造成其他民怨。但是，顯然整個中共統治機器很可能並沒有就此進行什麼理性討論，特別是相關專家群的討論，政策是由極少數人逕行定奪。但是，底下的人還是努力去執行這個政策，結果很可能造成了嚴重的問題。我估計，去年（2022）春上海的封城動作，對上海經濟的打擊，甚至對全中國經濟的打擊，會長久難以消除。

 

偏頗、不合理、會有後患的行動性質被隱諱，大家仍然像是在執行一套非常健全的政策那樣去執行它，這其實就是我所謂的集體自欺。像大躍進、文革政策，其實都有集體自欺的性質。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對大躍進政策提出質疑，結果被與會眾人群起抨擊，直到彭失去幾乎所有的職務，幾年後抑鬱而終。與會諸人真那麼擁護大躍進政策嗎？或者真了解政策的可能後果嗎？其實未必，但是，大家就是必須擺出萬眾一心的樣子，跟著領導去冒險。這就有集體自欺的意味。

 

集體自欺很可能是與專制體制互相影響、滲透，而又一起作用的一種社會機制，而讓中國社會遲遲難以自我提升、向前邁進。我認為這個議題至關重大，但是，卻也敏感、忌諱；而且，與所有宏觀敘事類似的一個基本問題就是實證資料不足，辯者完全可以否認最基本的相關事實的陳述，而讓討論完全失去意義：中國人哪裡有什麼集體自欺的問題？分明就是你在自欺，是你自己癔病發作、胡言亂語。

 

專制體制是不是容易促成集體自欺的非理性集體行為呢？我們不妨試著再做些嘗試性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