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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12/07 19:09:02瀏覽490｜回應9｜推薦4 | |
留美華人經濟學者許成鋼教授對於中國共產黨作為一種極權體制，進行了深刻的分析與批判。我自認為無法達到他的討論水準，所以在此引用他的相關討論。（我特別認為台灣的親共藍、小粉紅們需要聽聽許教授關於共產極權的說法！）
許教授對於中共意識形態中的共產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混雜關係，做了清楚的解析。另外，許教授強調社會“共識”相對於制度條文的重要性，我覺得見解非常精闢。不過，也許我們還需要對於共識究竟如何形成，或為何不能形成，做出更深入的討論。 以下就是許成鋼教授關於中國共產黨極權體制的相關討論，由AI幫助所做的摘要。 許成鋼教授（Xu Chenggang）是美國史丹福大學經濟學者，他對中國的經濟制度及其與政治體制的關係有深入研究，特別是對中國共產黨的極權體制特徵有許多獨到的見解。以下是許成鋼教授在相關討論中的重要論點摘要，並以較詳盡的方式鋪陳：
全面滲透的統治結構
極權體制的核心在於國家控制所有重要的社會資源和機構。中共通過黨的組織深入滲透到每個社會層面，從基層社區到企業和學校，黨的控制無處不在。
單一意識形態的壟斷
許教授強調，中共強調馬克思主義和其中國化理論作為唯一合法的指導思想，並通過教育、媒體和宣傳系統實現對公眾思想的統一。
強大的監控能力
中共的極權特徵還體現在技術監控能力的運用上，例如“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被用來對公民行為進行全方位的監控，實現比傳統極權體制更高效的控制。
2. 極權與經濟的聯繫
經濟增長與政治合法性掛鉤
許成鋼指出，中共依靠經濟增長來鞏固其政治合法性，這是極權體制的關鍵策略之一。中共的執政合法性不再依賴於傳統的意識形態說教，而是強調“績效合法性”，即用快速的經濟發展來贏得民眾支持。
國有企業的特殊角色
許教授認為，中共的國有企業不僅是經濟機構，也是政治工具。國企既服務於經濟發展目標，又充當黨對經濟控制的延伸，確保黨對關鍵資源和行業的壟斷。
私人經濟的黨化趨勢
雖然中國改革開放後私人經濟發展迅速，但許成鋼指出，中共近年來逐步強化對私營企業的控制，例如要求企業設立黨支部，並強調黨的領導在企業決策中的作用，這在本質上是極權統治模式對市場經濟的干預。
3. 極權模式的長期穩定性問題
內部矛盾的積累
許教授指出，極權體制往往難以適應複雜的社會和經濟需求。在經濟增長放緩和社會矛盾加劇的背景下，中共的統治模式面臨內在穩定性的挑戰。
對創新和效率的抑制
許成鋼認為，極權模式下的高度集中決策機制對創新和效率產生了不良影響。由於信息的單向流動和對異議的壓制，許多地方的決策缺乏靈活性和合理性，這在長期內可能削弱經濟發展。
社會控制的成本增加
隨著監控和鎮壓手段的強化，社會控制的經濟和社會成本不斷增加。例如，大規模的監控技術投入雖然提高了控制效率，但也會削弱資源配置到生產性領域的能力。
4. 與其他極權體制的比較
技術優勢的運用
許成鋼認為，中共的極權統治在某些方面超越了傳統極權主義國家的模式，尤其是對新興技術的應用，使其能夠更有效地實施控制。例如，通過“社會信用系統”和算法監控，對個體的行為進行細緻化管理。
與蘇聯模式的對比
許教授特別指出，中共的模式不同於蘇聯的計劃經濟極權模式，而是混合了市場經濟與極權控制的特徵，形成一種更靈活但控制力更強的治理結構。
5. 對未來的展望
許成鋼對極權體制的未來走向持審慎態度。他認為，雖然中共的極權統治在短期內看似穩固，但長期來看，其內部矛盾和外部挑戰可能使其面臨變革壓力。這種壓力可能來自於以下幾方面：
國際壓力：極權體制與國際社會間的摩擦可能加劇，尤其是在經濟和技術領域。
內部經濟放緩：經濟放緩將削弱中共的績效合法性，進而威脅統治穩定性。
社會需求變化：隨著人民對自由和權利的訴求增加，現行體制可能難以滿足公民的期望。
許成鋼教授認為，中共的極權體制具有高度集權、全方位滲透、並依賴技術手段加強控制的特徵。儘管這種體制在短期內顯示了高效治理的能力，但長期來看，其內部矛盾和經濟增長放緩將構成重大挑戰。這些論點提供了一種獨特的視角，幫助理解中共治理模式的本質和未來走向。
我閱許教授的書和視頻節目，有以下的一些相關想法。我會建議許教授考慮把社會學的一些理論也納入來建構所使用的理論框架。譬如許教授強調的“共識”(consensus)概念，就是法國社會學先驅孔德(Auguste Comte)最先做出系統討論的。而共識如何產生，或者為何不能形成所需要的共識，也可能可以從社會學的一些相關討論中取得養分。 對於許教授使用制度“基因”一詞，我也有些商榷意見。基因固然是有意強調因素的恆久性與根本性的影響力，但是，畢竟可能過於強調其不可變性。這對理論本身希望促進的改革意願可能會產生不良影響。而作為基因的實質指涉，卻又並不充分明朗。那是指文化嗎？某種集體意識嗎？集體的價值觀嗎？或者是結構主義者喜歡說的“深層（文化）結構”？許教授特別提到了“共識”，共識究竟是基因的部分事例？還是就是基因的確切指涉（基因=共識）？ 我偏向認為，共識應該只是所謂制度基因的可能成分，也會像基因一樣，影響事態的發展、演變。那麼，基因的究竟指涉為何？ 我的猜測，所謂制度基因，比較可能是指深層文化結構，類似於結構主義的用法，不過也許不必完全依照結構主義那樣嚴格的定義。因為是深層，所以人們常常依循這些行動原則卻不曾意識到自己在依循。說是文化“結構”，因為它是各部分互相緊密聯結、互相支援的狀態。“文化”則可以泛指生活方式，特別是生活方式的指導概念與符號。越是深層，不被意識到，所以，人們也比較不會去檢討其作用，也少針對其做批判。越是結構性的，也就越堅固、難以撼動。而且，作為深層文化，往往是普遍的，深度被人們內化的，所以，它會影響到人們的各方面行為，最後當然也影響到制度本身，制度是否能夠被適當實踐，或者只是掛羊頭賣狗肉，就會有截然的不同。 關於中國人是否有民族主義傳統一事，我也有些不盡相同的想法。我以為，傳統中國人很可能有我群中心(ethnocentrism)思維，也有很強的文化認同，但是，除了知識菁英，一般人恐怕很少國家意識，也對與國家意識重疊部分的所謂民族主義並不很有概念，也遑論擁抱。明朝末年，清軍入關，明朝人的抵抗意識似乎並不很強，而且，幾位明朝降將倒成了清軍的前驅。所謂“反清復明”似乎只是少數知識菁英的事情。而也因為只是少數人的心願，所以並不能產生顯著的影響力。這似乎就可反映傳統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意識是微妙的，需要更細緻定義的事情。 無論如何，我對許教授的思想非常佩服，認為足以發人深省，對中國社會的改革大業也會有重大的影響，值得大家關注、閱讀、觀看、思考。 參見“制度基因：中國制度與極權主義制度的起源”（2024）一書。 或閱覽下面的視頻節目“EP-126 许成钢：习近平如何扼杀中国的新制度基因？”：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vmU0YyYQKE&ab_channel=%E4%B8%8D%E6%98%8E%E7%99%BD%E6%92%AD%E5%AE%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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