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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2/09 16:02:34瀏覽280|回應1|推薦7 | |
“訓成失能”(trained incapacity,譯為“訓練成的失能”語義較完整,此處簡化)是20世紀初美國社會學家托斯坦·韋伯倫(Thorstein Veblen)提出的概念,大意是指:企業中由於教育或慣性的操作,使員工習於已知之事卻難以超越已有的知識和技能。 “訓成失能”這個概念現在廣泛被使用在管理學等領域。而且,這個概念顯然並不只是適用於企業中或適用於管理學的領域裡,而是可廣泛適用於人們的日常生活中。 每一個人的專長,在不斷的聚焦與深化之後,容易形塑成狹窄的視野,於是碰到任何問題時,很自然地就以自己的專長及專業作為切入點,或作為操作的模式。久而久之,人就容易出現見樹不見林的弊病;又或者是如拿著慣用的刀劍去對抗敵人的槍砲,而結果只能是丟盔棄甲。 由於訓練使人反而變得無能,這種情況其實應該是非常普遍的。我們接受了A訓練,結果在B領域就可能變得無能。問題在於,B領域可能先前並不重要,後來卻變得重要、變得高報酬了,這時候接受A訓練的人可能就因為無法有效執行B領域的工作而自覺或被認為無能。當然,也可能B領域始終不被重視,沒有高報酬,那麼,這種無能的感覺就比較不會出現。 在魯迅的書裡,描寫一位孔乙己先生,他食古不化,無法因應現代社會,總是抱著古人的書袋,在面對新世界時,就只能是不斷鬧笑話。這其實也是一種“訓練成失能”的現象。他被訓練成滿腦子仁義禮智、忠君孝親,卻發現在這個世界裡,靠這一套根本就行不通。 “訓成失能”的概念也許還可以適用於如下的狀況:譬如學習天文學,但是接受的是傳統地心說的訓練。結果,當日心說成為主流的時候,之前的訓練倒成為發展的障礙。或者,傳統中醫學的陰陽五行模式的生理學(?)理論框架,可能成為後續經驗研究的障礙。 不過,話說回來,“訓成失能”的狀態並不總是“落伍”的代名詞。反之,理論上也有一種可能是知識、思想被訓練得太過超前時代,有時候也可能因此顯得無能。社會學背景的人也許就會面對這種困擾。 社會學思想先天帶有左傾的味道,也就是習於從宏觀層次對社會中既有的價值、觀念、行為模式進行批判,而主張採取另外的一套模式。譬如說,社會學者會強調社會對大眾、特別是對底層民眾提供福利服務的重要性與應然性。社會學者也常常會特別同情社會中較另類的、弱勢的次群體,譬如LGBTQ群體(另類性取向群體)。這種態度很可能與社會中的主流意見群有出入,並且因此被排擠、甚至被攻擊。 接受過社會學訓練的人,也許也接受了社會學的這種左傾價值觀、行為模式,結果,卻因此遭到社會上主流群體的排擠。這種情形也可能被看待為“失能”(包括社會學系的學生本人也這樣看)。企業可能會認為,你們受過社會學(專業?)訓練的人,專門喜歡在組織裡搗蛋,批評組織文化、責備管理模式,總是不務正業,我們企業幹什麼要用你們這種人。結果,社會學系的學生們就被當作無能之徒而被許多企業拒斥。他們也就真徹底被認定是無能之輩。 社會學者也常常被認為是特別缺乏現實感的人。常常有人會對他們說:你們專門搞理論,根本不了解現實社會,虧你們還自稱是研究社會的人呢!當然,理論與實際/實踐之間的關係,常常被簡化、二分看待,從而,“搞理論”就更容易被認為是無關實際的工作。 社會學者確實可能習於套用理論來認識社會。甚至是套用西方理論來認識東方社會,或依此來擬訂一些新政策,結果還真可能會顯得與現實格格不入。即令未必格格不入,也還是可能被認為過於激進,不合時宜。 社會學者提供的政策意見究竟是不是過於激進,是不是不合乎現實需要,其實很難說。審視者使用的評斷標準本身有可能未必公正,很可能是採取傳統的價值標準來衡量新的事物,而覺得新事物有問題(而不是傳統標準本身有問題)。 社會學者確實也有可能就是蛋頭學者,就是孔乙己那樣的不識時務的人,這種可能性確實是有。但是,社會對社會學專業(?)的看法,很可能也不公平。而且,這種不公平最後很可能是以社會本身的進步遲滯為代價的。也就是說,拒斥社會學觀點的意見,可能使社會本身可能的進步更為遲緩,甚至僵滯。 “訓練成失能”,可能是一種客觀問題,但也可能是一種社會不公平對待的結果。好比說,上層社會會定義某些文化特質作為階級表徵,也作為精緻度的表徵。缺少這種“精緻”文化特質的人往往會被歧視,被認為資格不夠,於是得不到某些升遷、重用、被看重的機會。早年台灣,如果國語說得不標準,就可能失去某些工作機會,也可能會被嘲笑或歧視。這就是類似的例子。等到時代改變,國語是否標準卻又根本不是問題了。 社會學專業者的處境會不會也是被不公平對待的事例呢?這種社會的不公平對待,會不會其實非常普遍而不限於社會學專業者呢?這對社會本身的發展,會不會帶來遺憾呢?我的答案並不樂觀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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