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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6/13 14:15:36瀏覽957｜回應4｜推薦12 | |
有朋友跟我談起大陸異議人士、旅外歷史學者劉仲敬先生，問我對劉氏的歷史論述有什麼看法。我其實之前寫過“對歷史學者劉仲敬”文明西來說”的一些感想”一文，嘗試表述我對他的主要論述的一些看法。下面，我再補充一些相關商榷意見。
一、 劉氏強調“大一統”帝國的弊端，而主張小國的相對優勢，也實質鼓吹中國應該分裂成為幾個小國。我則認為，“大國”本身未必是最根本的問題所在，大國也還是有其重要優點（譬如有廣大的市場；可以藉著中央調控，輸通有無；理論上也較容易集思廣益，發展創新；或者是操縱國際市場，為己所用）。美國也算是大國（相對於古代中國的大多數時候，現在美國的人口都多於彼時的中國），卻並不會因為整合困難，而讓文明進步明顯遲緩。可見體制本身才是最主要的關鍵所在。古代中國的法家專制統治體制，是造成進步遲緩的重要因素。
話說回來，中國可能確實也因為要整合龐大國家的壓力而犧牲了很多其他可能的發展、進步；如果讓中國變成較多、較小的國家，很可能有利於各地的獨立發展。不過，前提是中國人能夠以開闊的胸襟看待中國分成多個小國這件事（否則至少在分裂過程中可能就出現嚴重的衝突悲劇。香港、台灣的困難處境其實就是這種衝突的一些跡象）。
二、 我也相信當代西方文明較當代中國文明要先進，中國應該學習西方文明，特別是其民主、人權、人道、科學等的特質。但是，劉氏的“西方”概念可能過於籠統、模糊。再者，西方文明本身其實也需要繼續再被改進、完善，也需要被檢討、批判，乃至引進異文化；而中國文化中的某些內涵，也可能有益於西方文明。太偏執於西方先進說、西方文明輸入說，可能會忽略中國自身的優點，以及內在的有機整合需要。
“多元文化價值”的信念還是有意義的。文明之間的互補可能性，似乎被低估了。當然，也許這是劉氏的一種策略，或者一種階段性的主張（現在不忙著強調互補，先推翻中國現在這種體制再說？）。問題是，過度片面重視策略性，是很容易出問題的。共產革命帶來的災難其實就是這種問題的一例。
三、 我還是覺得劉氏可能還是受到馬克思或共產主義思想的影響，太唯物論傾向，而對某些精神層面的事物過於忽視。雖然我個人對宗教信仰也是若即若離，心態矛盾。但是，我以為，沒有宗教信仰，集體的道德自律習性就是難以培養。而集體道德自律習性培養不足始終會是社會進步的最大阻力。民主憲政本身並不足以克服上述社會條件所產生的問題。
四、 “社會關係”在馬克思的論述中很重要，劉氏也強調“社會關係”的重要性。問題是，社會關係不是“物”，雖然和物有關，但社會關係就不是物質。社會關係有意識、心理的成分。譬如說，大家信服某個人，這個人就可能變成有權力、有地位的人；而如果喪失了他人的信任，個人權力也可能泡沫化。很重要的是，社會關係不是個人的屬性，不是個人所具備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那種事物。個人權力好像可算是個人屬性，甚至可以明白載入文書、法規中，但權力主要是依托於社會關係，而當社會關係改變，個人權力也就隨之改變。
社會關係必然涉及人際關係，是人與人互動、發生關聯所形成的彼此相關、相聯繫的狀態，特別是彼此如何看待對方。而一方看待對方的方式很可能會影響對方看待自己的方式。一方如果改變，對方也很可能會有改變，彼此互相牽動。總之，任何社會關係都不是就單一個人來說的，不是某個人一己所擁有的特質。從而，社會關係也是一種流變不居的事物。王朝之所以會有興衰，恰是因為社會關係會流變的結果。
劉氏的論述中，隱隱然暗示出身家庭背景（作為一種社會關係）對個人具有長久持續的決定性影響（包括對愛情的影響在內）。但是，我認為事情不完全是這樣的。雖然愛情確實會受到家庭背景等社會關係的影響，但是，愛情也很可能是打破家庭背景等社會關係影響力的重要元素。而也可能恰是因為人間有愛情，所以社會關係並不是不可改變的事物。“麻雀變鳳凰”，就暗示了愛情可改變社會關係的逆向因果。事實上，很多因素都會影響社會關係，包括資本。財產多寡不完全是社會關係的結果，而也可以是影響社會關係的原因。
劉氏說：“只有你生下來就糾纏其中的社會關係與人際網路，才能夠決定婚戀的發生與存續。所謂愛情，本質上僅是人類在性別生態環境裡的「求生策略」”。這話可能過度誇大了社會關係的決定性角色。劉氏又說：“金錢只是核心權力的暫時性代幣，如果你沒有權力，那口袋中辛苦賺取的票券隨時會一夕貶值、化為廢紙”。這又可能過度低估金錢、資本作為影響因素的作用。這一點，他顯然已經偏離了馬克思的基本觀點。馬克思強調“資本“的重要影響性。資本雖然不完全是指金錢，卻還是以金錢為主要指涉（至少馬克思是如此。社會學者韋伯（Max Weber）與布爾迪厄(P. Bourdieu)則希望加上社會資本與文化品位等其他元素。）。
“社會關係”可能是個被忽略後又被扭曲誇大的事物。重要的是，它雖然影響很大，但是並沒有那麼固定，而是隨時在改變的事物。就好像選舉，究竟誰會當選，其實也可以說主要是社會關係的結果。但是，很難預測誰會當選。預測之所以困難，正是因為社會關係的無形、不確定、不固定的性質有以致之。
話再說回來。“社會關係”之前很可能是常常被忽略的一個理論因素。因為社會關係是無形的、流變不居的，在研究中難以被控制觀察；同時它對其他事物的影響也通常是無形的，所以也就常常在社會現象的研究中被忽略。馬克思點出了“社會關係”的重要性，劉氏也相繼做出對這方面的強調。這仍然是很值得肯定的見解。另外，上面雖然強調社會關係的流變性，但實際上流變性在一定期間內很可能是有變異限度的。換言之，社會關係也不是完全不具有穩定性，社會關係的穩定性不是全有全無的兩種極端。傳統社會裡，家世可能更具有影響力，部分就是因為家世、家庭地位可能有相對的穩定性。在當代社會裡，家庭地位的流變性可能增加，卻也不會是瞬間傾倒的狀態。
以上是我對劉仲敬先生論述的幾點補充意見。不過，我還是對劉氏的論述有很高的評價，我認為他堪稱是當代華人歷史學界的天才學者。他的觀點很新穎，見解很獨到，視野很遼闊，更重要的是對現實世界具有強大的衝擊力。他對傳統中國歷史觀點做出了重大的解構式的分析。也因為他的這些論述特質，他的文章對讀者應該很有吸引力。不過，他當然也很可能因為理論的新穎、特異，乃至強烈的批判性而受到某種保守派的強烈排斥。他的文章的一個重要為文宗旨似乎是要解構中共所提出以正當化其統治地位的論述，而這也就容易遭到中共及其附從者們的反擊。這種反擊顯然會非常強有力，有力到讓劉氏真正成為眾矢之的，連一些並不親共產黨的人士也可能對他產生反感。從而，他的史實分析、批評意見與改革主張也就自然不被人們重視。
我也曾在網路上貼出一些批判中共的貼文，也常常會被粉紅（和所謂“赤藍”）痛斥。粉紅們無法接受我的論點。即使我自認為對中國大陸其實懷抱著較體諒的、較友善的態度，而且是為整體中國的未來在嘗試找出路，結果也還是會受到粉紅、赤藍們的強烈斥責或譏嘲。其實粉紅們可以主動自問，是不是過度自我防衛了，是不是拿既有的偏見來衡量別人的意見了。如此自問，其實是會有好處的，免得自己在無意間成為了保守、固步自封勢力的一部分，乃至成為了惡勢力的幫兇。
我們其他的人也許沒有像粉紅那麼嚴重的問題，但是，實際上每個人都可能在無意之間站在了並不（完全）正義的一方，卻又非常堅持己見、排斥異見。社會上的保守勢力之所以頑強，正是因為多數人其實都有上述的行動傾向。所以，少數新穎主張往往承受到不應該承受的壓力，而整體社會則往往因此進步遲緩。傳統中國社會也許已經就經歷了這樣的事情：因為守舊勢力強大，以致於整體難以改革、進步。近代中國也許進步了，但是，進步的代價實在太大了、犧牲太慘烈了。這意味著改革面對著各種各樣太大的阻力或衝突。這種阻力、衝突甚至來自以改革為名的群體成員自身。實際上，不同的改革勢力之間的衝突，造成了最慘烈的犧牲。
“講理”是個很平常的詞彙，而且，中國人大概素來都直覺自認為中國社會是比較講理的社會（而其他族群、國家成員則比較不那麼講理）。但是，中國人真的喜歡講理嗎？習慣講理嗎？還是實際上常常是自覺理所當然、自以為是？而視異議者為非、為惡？異議群體之間，往往無法通過講理取得理性共識，而往往是我是你非，乃至你死我活。改革也就變成格外困難的事情。劉仲敬的主張，能不能免於被碾作齏粉或冷藏於書庫中的命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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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政治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