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集體自欺

自欺，意味著集體對事物的認知、敘事與事物的真實性質有出入（或者說是認知、敘事偏離了理性的認知模式）；而且這種認知落差狀態至少部分是在集體成員知曉的情況下出現並且繼續存在。也就是說，這種認知落差至少部分是出於故意，所以是帶有自欺的性質。

“自欺”和社會心理學上經常討論的“認知偏誤”性質顯然有很多重疊。但是，使用自欺一詞意指這種認知偏誤帶有帶有如下性質：意識到既有的認知有問題，卻因故不改變這種認知。如此，意味著如果要他們改變此種認知會更加困難。

自欺和認知“盲點”在概念上大體是互斥的。認知盲點意味著看不見，而且對自己看不見的狀態無意識。而自欺則至少不是完全無意識的狀態。但是，在現實中兩者也許常是互相摻和的。人的認知盲點也可能是在部分故意的情況下形成的。反之，也可能因為某些認知盲點，因此導致（不必要的）自欺。譬如說，關於人體解剖學的知識，在很多社會裡似乎都發展得很晚、很慢。部分原因可能是因為人心中對此存有忌諱。是因為忌諱所以拒絕去探索相關知識，以致於形成了認知盲點。反過來，也因為缺乏人體解剖學的知識，而可能導出（或容許）一些關於人體的奇怪禁忌或迷信。

中國歷來有關於“氣功”的論述。氣功固然可以很科學，但顯然也夾帶著許多神秘的說法。結果，長期下來，究竟什麼是氣功的“氣”，也還是撲朔迷離。而且，始終有人相信氣功可能產生超乎生理學想像的能量；而有些人甚至持續練功，期望得到那種超乎尋常的能量。大陸上一些所謂抗日神劇中，往往就會出現一些神人，譬如能夠以兩手之力把敵人人體撕成兩半。估計電影觀眾多半不相信這種事情有可能。但是，很多人只是在程度上下修故事中英雄的能耐，而比較不會去質疑劇情的基本結構，包括其中英勇愛國事蹟發生的真實性。如此，實際上，集體其實還是會陷入某種程度的自欺中。

社會心理學者們強調“認知偏誤”的普遍存在，因為有太多的造成認知偏誤的機制。各種不同類型的自我防衛心理機制就很可能會導致不同的認知偏誤。而我們或許也可強調“自欺”的普遍存在，因為促成認知偏誤的原因也可能就是自欺的構成元素。自我防衛的心理機制可能促成認知偏誤，同樣也可能促成自欺。

認知偏誤與自欺兩者之間固然有分野，不過，知與不知其實很可能不是那麼截然二分的狀態。基於自我防衛，人可能有意無意偏誤或維持蒙昧狀態。在這種過程裡，意識介入認知活動的程度可能是浮動的、不是全有全無的。很多的認知偏誤可能都涉及某種程度的自欺成分。也就是說，當事人並非對事情完全無知，而且部分無知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意而為。所以，在“無知”的狀態下，人很可能還繼續在發展態度，態度方向則很可能是先前認知的導向結果。所以，整個態度方向其實還是可能帶有自欺的性質。人常會傾向要維持之前已經形成的態度，即使隱約感覺有問題了，卻仍然拒絕改變，而且往往也拒絕進一步去了解（因為擔心會因此面臨心理困擾）。這既是認知偏誤，卻也含有某種自欺。

個人會自欺，集體也會自欺。而且，集體自欺很可能比個人自欺更易固著，因為集體中成員會有彼此互相增強、甚至強迫的作用；也比較可能長期維持並發展成一整套的、帶有自欺性質的集體意識（collective consciousness）與相應的行動模式。說它是一整套的集體意識，因為其中各部分的認知、態度、行動會互相應援、增強，也包括規限、強迫。

“集體意識”，大體是指一整套由集體共有的思維與態度（說是共有，並不是說每個人都持有相同完整的整套思維，思維的完整性通常是依托於集體，而個別的人則可能只是整套思維的某些部分的載體）。法國社會學先驅涂爾幹首先提出這個概念（不過，此處只是粗糙應用這個概念）。重要的是，集體意識中也很可能就已經包含著某些集體自欺的成分。這意味著某些集體自欺可能長久存在、發展，並且普及，而對社會影響深遠。

譬如民族主義思想就可能是集體意識的重要內容，而其內涵很可能含有濃厚的集體自欺的成分。特別是民族的偉大，民族的世界使命…，這些都可能容易讓集體成員沉溺。而如果有人拒絕這種認知，或者拒絕依循因為這種集體意識而來的對行動的集體期望，這個人很可能會受到集體懲罰。對“漢奸”的處遇就是一例。

以上述民族主義為例，顯示含有集體自欺成分的集體意識其實可能有害於集體。當然，它也可能有助於維繫民族團結。自欺成分越濃厚，有害的可能性也越大。也可以說，當一個國家的民族主義思想內容越是背離真實，它的害處往往就越大。譬如宣稱中國是單一民族國家，就可能讓人忽略少數民族的立場與感受，而訂出不利於少數民族的政策，並且難以自覺。一個可能歧視維吾爾人的政策，卻可能有九成或更多的人叫好，因為他們絕大多數都不是維吾爾族。

關於自欺或集體自欺，我缺乏相關專業知識，很難做深入討論，但為了此處撰文的需要，只好不揣淺陋，試著從以下六個觀點來稍稍申論“集體自欺”的性質。

（一）集體自欺可能是集體有不符現實條件的期望，且又資訊不足或認知無法一致時可能出現的集體反應。

（二）集體恐懼也可以促生集體自欺。為免於恐懼，人們也許會拒絕此等訊息，或相信可能失真的訊息，乃至去編造失真敘事。

（三）集體自欺很可能與訊息操弄有關，譬如提供假訊息，或封閉訊息來源等，而訊息操弄則可能與權力有關，權力可能是操弄集體恐懼或期望的背後力量。

（四）雖然名為“集體”自欺，但成員中對訊息的掌握程度往往有異，所掌握的訊息內容也不同，而且對自欺行徑的捲入意願也不同。但集體的認知與行動卻仍然導向非集體所意圖的後果。

（五）成員未必完全不能察覺訊息被操弄或敘事失真的情況，但卻可能通過賦予不同意義的方式處理相關訊息、敘事，而緩和或抹去因失真而可能造成的困擾。

（六）訊息操控要產生集體自欺效果，未必要提供一整套的欺騙訊息，只要在一些較關鍵的訊息接收轉轍器上撥轉或開關某些個認知、情緒閘門，就可能引導或扭轉系列認知、情緒流向，從而影響集體的認知方向與態度。

集體自欺的情況很可能普遍存在，其普遍程度遠遠超乎想像。它可能是集體的期望的產物，尤其是期望難以實際被企及時，就更可能出現集體自欺。譬如許多關於國家或民族的起源、發展故事，就可能是某種程度的集體自欺的產物。對國家/民族偉大的期望往往被融入集體的歷史敘事中。真實的歷史很可能並沒有那麼偉光正，但是經由敘事，可以庶乎近之。加上資訊不足，往往只有一些殘缺的記錄，那麼只要憑藉一些想像力，就可能發展出接近期望的故事。

只是，在多個不同群體之間，卻可能對有重疊性的經歷發展出不同的敘事。通過細心對照就可能有助於分辨其中究竟有沒有或有幾分集體自欺的成分。好像抗日戰爭，國、共兩黨和日本方面的記述，乃至其他國家（如美、俄…）的記述，就可能出現顯著的差異。這時候就可藉比較、對照，覺察到某方記錄是否有失真的問題，乃至有集體自欺的問題。

集體願望可能扭曲集體認知，集體恐懼亦然。人們為避免恐懼也可能扭曲認知。而避免恐懼也可能成為一種願望。譬如死亡，可能是產生恐懼的原因，所以人們可能對關於死亡的訊息進行操弄，包括重新給予詮釋，如此，人可能就可免於直接面對死亡這件事。譬如死亡被說成“往生”，這簡單地字詞改變，其實就已經可以產生對死亡的不同感受。

當然，恐懼的作用形式遠不止此。更典型的是統治者藉著操弄可製造恐懼的訊息，來維護其統治權正當性。譬如讓民眾認知到敵人的邪惡與威脅，從而，為共同對抗敵人，就必須維護或加強擁護現在的統治者。至於敵人的威脅究竟是不是真的有那麼嚴重，是不是真那麼邪惡，則可能是另外一回事。

專制統治者操弄訊息，自古已有，但恐怕於今為烈，至少是在操控技術上有了長足的進步。如果統治者有強烈的操控欲望，可能就會有明顯的效果。譬如北韓，即使外界對北韓金家的統治極不以為然，但是，他們的統治權卻始終未倒。這當然主要是因為他們把最大的心力用於維護統治權力。但是，顯然也有一定的效果，使得反叛的行為始終無法達到一定規模，而我們也會看到一些北韓民眾宣示出對統治者的無比忠誠。我們可以懷疑這裡面可能有人作假。但是，如此集體表忠的結果顯然會讓一些可能心存叛逆的人不敢妄動。對於那些想要反叛卻不敢反叛的人來說，他們可能陷入了由集體自欺所造就的心理牢籠裡了。

在出現集體自欺的狀態下，成員們的認知失真的程度可能有很大的變異。簡單說，統治者常常是操控訊息的主使者，提供假訊息或塑造訊息封閉狀態，以便藉此獲得或維護其統治權力。廣大民眾由於訊息來源被控制，所以容易被欺騙。不過，部分成員可能可以突破限制，減少或免於被欺騙。問題是，這些人如果是極少數，可能因為力量微弱，所以無法對大眾揭露假訊息，或者傳播真訊息。故整體可能仍然處於集體自欺的狀態。

在上述情況中，統治者理論上應該是不會被訊息蒙蔽的人，他有權去獲得真訊息。所以他理論上應該不會陷入這個集體自欺的困境中。但事實上卻未必然。集體自欺的群體有可能形成一種互相欺騙的狀態。如此方便保護自己。統治者可能努力告知臣民，外部世界多麼貧窮、混亂、落後、危險…。臣民也可能反饋這種訊息給統治者，否則，他們可能會受到統治者的懲罰或壓制。久而久之，統治者自己也可能遭到蒙蔽。其實，問題可能還有更深一層。統治者有可能是基於一種落伍的思維去進行專制統治，所以認為需要操控訊息。他自己就害怕外界的訊息傳給大眾，他這種落伍的統治思維本身很可能就是先前訊息被限制的結果。也就是說，統治者本身其實也常常已經是假訊息或訊息封閉狀態的受害者。

即使是在訊息不足或訊息被操弄的狀態下，人們未必完全不能察覺訊息蒙蔽或敘事失真的情況，但集體可能通過賦予不同意義的方式處理各種訊息。人在認知中關切的主要是究竟要如何從紛繁且未必一致的訊息之海中捕捉、建構一個有主線、有結構的敘事，而讓這套敘事能夠嵌合於主觀意義的網中。過程中，他會排除各種“雜訊”，包括一些與主線相矛盾的訊息。所以，他在排除或接受各種訊息的時候，未必是以訊息是否失真為準。只要能夠嵌合於既有的主觀意義網中，人就比較容易接受這樣的訊息；反之，某些事實陳述卻可能被視為雜訊而予以排除。

人可能有意識或下意識地去扭曲訊息判斷或去肯認、否認訊息，以便產生被認為有意義的敘事，也就是容易嵌合於既有主觀意義網的一組陳述。好比說，人會相信自己所做的事情是對的，甚至是好的；如此，對自己的行為就比較能夠接受。人甚至可能說服自己相信，某人的死亡訊息是假的，他其實沒有死；如此，自己就可以覺得比較安心。

人會自欺，這在相當程度上大概是一種本能。在某種程度上，自欺可能有益於心理健康。心理學的研究就告訴我們，適度的自我防衛有益於心理健康。自欺其實通常也就是一種自我防衛。譬如面對求職面試失敗，人會告訴自己，不是自己不夠好，而是對方有眼無珠、不識英才。但是，心理學也指出，過度的自我防衛可能是一種心理、精神問題。譬如有人認為死去的親人其實並沒有死，他們只是往生到另外一個世界。人在過度受打擊的時候，偶爾可能會出現思覺失調，這會不會其實也是在進行某種自我防衛呢？是不是某種自欺的特殊形式呢？

不過，使用“自欺”一詞可能產生某種並不貼切的理解。人們應該不會告訴自己說我要自欺，然後就開始自欺的行動。如果意識到是自欺，人很可能會對該行動遲疑，甚至拒斥。重要的是，人很可能是在不太有意識的狀態下，潛意識下撥動了某個（或是一系列）思考行動轉轍器，而接受某一套思維行動方式，並且拒斥了其他的路徑。這其實是很關鍵性的動作，但卻未必是很有意識的抉擇行動。

由於是一整套的思維行動方式，所以它龐雜且抽象。其中很可能有些是聽起來很合理的，另外有些是不容易理解的，還有更多內容是自己根本不曾知曉的。或許，中間也有些內容是讓人疑慮的。這裡，一個起著決定性作用的因素可能是量的因素。某些可能促成A選擇的訊息會被淹沒在大量促成非A選擇的訊息之海中。好比據說美國總統在珍珠港事變發生前，其實就已經得到日本方面有此項偷襲行動的情報（據說其中也有來自中國的相關情報）。但是，他們最後否定了日軍東向偷襲美國的可能性。誤判的原因可能是，從邏輯推斷認為這無論如何均對日方不利。另外，他們可能得到了大量的相關情報，而且彼此不一致，甚至矛盾。那麼，究竟要相信哪一個情報來源呢？這時候，被認為最合情理的邏輯推斷就決定了他們的判斷。真實的情報被龐大的其他情報淹沒了，從而不能引導出正確的判斷。（究竟該行動是否對日方不利的判斷，其實也是以既有訊息為判斷基礎。）

事實上，在日常生活中，人也常常會面對著這種被情報海洋淹沒的處境。只是，人的大腦很可能“聰明“地快速排除了大量”雜訊“，也快速整理、排比了許多”有意義的資訊”。如此，人就能夠比較簡單地而快速地對日常生活中發生或可能發生的事情做出判斷；而且，大腦在進行這些工作的時候，很可能並不曾告知主人，也就是人的“意識”，很多資料處理過程是在潛意識過程中處理的。從而，我們未必有機會審慎地去衡量所有這些資訊。當然，事實上，我們的理性意識無力長期維持如此審慎的行動模式。問題是，人的認知、判斷也就很可能在這樣的過程中（不自覺地）被誤導了。

這裡，我只是籠統套用“潛意識”概念，使用並不嚴格。而且，人的資訊處理過程並不都是在潛意識層次，也沒有理由說意識會固定被隔絕在某個堅硬牆壁之外。意識很可能隨時可以穿透、介入大多數的資料處理過程。關鍵是意識也會做最初的簡單歸類，而在不同的意識狀態下，人會讓意識做出不同的介入選擇。從而也就可能有不同的認知判斷結果。

意識介入人的心理選擇過程，是不是一定會提升人的理性認知與判斷，恐怕仍然是個問號。我以為，意識也有可能誤導人的認知與判斷。尤其是在某些強大的恐懼或壓力的情境下，這種可能性或許會更大。當然，誤導認知、判斷的機制與其作用過程本身未必能被當事人意識到，或者應該說很可能是不被意識到的。

在心理學的研究中，有一項關於“順從”（或“從眾”）的研究，由心理學者Solomon Asch率先提出。研究顯示，人會因為從眾的心理傾向而誤導認知，而且造成認知扭曲的程度可能超乎想像。

顯然，人必須先意識到眾人的認知或態度，然後循此來調整自己的認知。這裡面已經涉及人的意識層次。但是，人會被眾人態度所影響，這一點卻未必是很有意識的過程。被眾人影響了的個人很可能還認為自己的認知、判斷是自己獨立進行的。

當年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紅衛兵小將，那些紅衛兵們明顯是非常激動的。但是，見到了毛主席，這件事究竟意味著什麼呢？是如同見到了真神嗎？自己的生命將因此迎來一場大變革，如同浴火鳳凰？還是將被煽動而成為一股無可阻擋的、帶來浩劫的破壞力量？這件事的意義究竟如何被界定？是由自己獨立進行的解釋過程，還是由群眾成員彼此強烈暗示而來？在群眾中普遍出現的那種激動、興奮情緒，有多少是來自群眾的影響？在某些人身上，這種影響會不會一生都持續？

社會學裡有“集體意識”(collective consciousness)這個概念，主要是由法國社會學先驅涂爾幹提出。他這個概念很可能和更早的法國哲學家盧梭的總體意志(general will)可能有關。集體意識是在社會中起統一力量作用的一組共同的信仰、觀念和道德態度。這個概念可能比總體意志更具有涵蓋性，也更包含有心理內涵的縱深。重點是，涂爾幹強調集體意識力量的強大，與對個人意識的強制力。

雖然集體意識概念經過不少討論，但是，其究竟性質為何，仍然讓人困惑。後續的社會學發展，似乎很少人跟著講“集體意識”概念。不過，如果我們只是強調一種集體對個人的意識的強大影響力，倒不難有所領會。總之，人們會意識到周遭的人所抱持的普遍（或主流）認知、態度，而且自然會傾向要默認其為自己的認知、態度。反之，如果要拒斥，則可能會感覺到有很大的內在壓力。

盧梭在提出”總體意志”概念的時候，曾經指出，總體意志和所有個人意志的加總未必相同。他這個話，我認為可以有多種不同的解讀，而且，盧梭自己也未必全都能夠掌握。我會認為，總體意志之所以可能和所有個人意志的加總不一致，不僅是因為個人的認知可能存在成見、偏見、扭曲、盲點、誤區、心障…，更重要的應該是總體意志或集體意識應該比較是一組意識/意志結構，是有有機性的、有縱深的一組心態、想法、感情，而不只是針對某件事的直接意見反應。個別的人未必能夠掌握這種有機性或完整結構。個人意識可能只反映這個集體意識結構的局部，甚至只是其中的一個點。個人通常無力看清楚整個集體意識結構。

上面的說法並不暗示說集體意識必然是一組正確的或內在合邏輯的思想、情感。它很可能能夠對各種不同情境、事件提供解釋或反應，而且有某種程度的相對合理性。但是，它終究也還是可能誤導集體的認知，或表現為非理性反應。只是，即使可能非理性或誤導認知，卻因為它自具合理化解釋的功能，錯誤有可能被化解或掩蓋。舉例來說，當義和拳之亂興起之時，精明如慈禧，竟也接受了義和拳的作為，特別是他們“扶清滅洋”的主張。當然，最後卻因此讓清朝面臨八國聯軍的悲劇。慈禧和義和拳之間，可能共享某種集體意識，譬如仇洋。而仇洋的背後，很可能是一套由我群中心思維與自我防衛心理所導出的心態。問題是，這種心態極不利於中國與外部世界交流；而且，事實上它也會直接造成對內的傷害：義和拳殺害的對象其實絕大多數是中國人。這還不算動亂所造成的損害。

集體意識不但不必然是正確思想，而且，當它產生誤導效果的時候，很可能很難被遏阻或被指正。恰因為它對個人意識具有很大的強制力。就好比文革浩劫發生時，很少人能夠去阻擋或改變群眾的鬥爭行動。想想看，連國家主席都無法免於紅衛兵的群眾鬥爭，何況是其他人。

尤其是在群眾行動中，人們容易陷入集體激情，從而很難冷靜思考，做出理性反省與選擇。他們的行動背後有沒有論述依據呢？可能有。而這些論據又是不是正確呢？這恐怕就有相當的模糊性。不說很多事情的正當性、合理性往往缺少明確答案，就算有答案，究竟是否正確，也可能有複雜、冗長的爭議。這種情形難免會使得群眾情緒更無所忌憚。只要是群眾擁護的說法，誰敢說不？“指鹿為馬”的故事大概也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成為可能。

這裡，“群眾運動”和“集體意識”的關係很可能需要稍作申說、辨明。這兩者當然不是同一個概念。不過，理論上群眾運動應該是集體意識的某種具體實踐，是群眾基於其集體意識而對特定情境做出的反應。就好比義和拳是一些中國人認為西洋人欺凌中國，導致中國人受到迫害而受苦，所以要出來保衛國家，打擊西洋人。至少，這可能是明的合理化論述。最內心深處的驅力，則也許是一種因為生活困難而生出的仇恨意識，而思發洩仇恨；並且將仇恨對象設定為西洋人。後者不是完全沒有理由，至於理由是否充分，則另當別論。

直到晚近，大陸上還是有歷史學者，在記述義和拳故事的時候，認定那些西洋傳教士做了許多欺壓中國人的事情，包括殺死中國嬰兒以取其胎胞之類。我不敢說當時的西洋傳教士沒有做過傷害中國人的事情，但是，恐怕許多惡行事蹟是被編造出來的。重要的是，有不少中國人願意相信這種敘事。如此，仇恨、攻擊西洋人就可以變得合理。西洋人對中國人如果有傷害，很可能是以遠為微妙的形式來進行的。這種肆意攻擊的行動，其實更多是情緒發洩，而不利於中國自身。重要的是，當時有許多中國人有這種情緒，甚至至今也還有許多中國人抱持類似的仇恨情緒。這種仇恨情緒很可能是中國人集體意識的一部分，它未必和中國人其他部分的集體意識完全相容，但是，顯然還是有某些共同基礎可以來維持各個集體意識部分得以共存。

這裡面很可能也存在某種集體自欺的成分。慈禧看不出義和拳運動的問題嗎？我相信不是。她只是自己也陷入類似的仇恨情緒中，所以願意接受或利用拳運（當然，也可能部分是因為暫時無力去消弭拳運，於是打算一石兩鳥）。問題是，她不知道可能的惡劣後果嗎？我認為她不會完全沒有預料到。只是，她可能也已經感覺絕望，想要做出決絕的行動，而由上天來給出結局：也許事情就兩清了呢；如果不，那是上天要滅亡清朝，我慈禧又能奈何？至於義和拳組織所宣稱的種種奇幻功法，估計慈禧未必相信，只是也不戳破，而任其繼續鬧事。或許，她也盼望義和拳能夠帶來奇蹟，趕走西洋人。總之，整個義和拳運動因此也就得以持續肆虐數年之久，直到釀成大禍。

絕望與自欺很可能常常是互相滋長的心理狀態。因為絕望而自欺，但也可能因為自欺而陷入絕望。自欺會導致絕望，可能有兩種途徑，一則因為自欺，使局面更糟糕，以致絕望；但是，也可能因為自欺，使思維更容易陷入困境，也容易導致絕望。

綜上所述，就好像自我防衛機制一樣，自欺現象的存在其實並不奇怪，而集體自欺亦然。但是，任集體自欺存續、甚至肆意發展，對集體卻是危險趨勢。它很可能是與一種不合理卻難以調整的結構共存。因為要維護不合理的結構，所以要自欺，而集體自欺也得到不合理結構的支撐。集體繼續自欺，不合理結構也就得以繼續。而這將意味著集體中的眾人將因此持續受苦。

要從集體自欺中脫困，不是不可能，人們對這種自欺情境也不是完全無意識，而可能只是有意無意保持模糊。一旦認識到集體自欺帶來問題的嚴重性，集體自欺狀態是可以被揭破的，從而就有了集體新生的契機。比較難的是，統治者會藉著權力、藉著操作恐懼感與各種控制手法，壓抑民眾清楚認識的可能性；而群眾中如果多數人不但不傾聽少數清醒者的聲音，還順著統治者的要求去壓迫少數清醒的人，要讓他們閉嘴、噤聲，甚至也停止思考，問題就嚴重了。所以，社會需要更多的獨立反省機制，包括市民社會的形成。而壓抑這種機制的統治者或勢力，應該被揪出、被揚棄。為了眾人真正的福祉，大家必須對抗自己內心的荏弱，以及可能與之起化學變化作用的貪念，睜大眼睛，為集體的未來尋找脫困的路。

四、當前中國大陸社會的集體自欺困境

有人把今天的中國大陸形容為西朝鮮，當然是嘲笑今天的中國大陸在向朝鮮的模式靠近。如果朝鮮是處於一種集體自欺的狀態，譏者可能認為現在的中國大陸在這方面的表現也好不了多少。

中共在控制言論、控制媒體、控制網路聯通方面，做得非常嚴密。這大概讓大陸民眾在訊息獲取方面達到一種高一致性與單純性。由此，中共的統治權也得到高度正當性，許多民眾肯定中共的統治。國家領導者雖然號稱也是由選舉產生，但是，能夠全票同意，這當然是西方民主國家做不到的。重要的是，誰來投票，說是代表民意，其實是由領導者圈選決定的：是我讓你們這些人來投票，而且只有我是候選人。

當然，大概沒有多少人會認為這是一種民主選舉（雖然有人會強調這是反映真正的民意）。重要的是，有相當比例的人認可這種體制，甚至認為這種體制優於西方民主選舉的體制。這種肯定中共統治正當性與優越性的認知，很可能也有集體自欺的成分。這種“自欺”，或可從牆內、牆外的認知差異來推論。特別是，在海外有數不清的自媒體在對中國大陸進行時政批評。這些人幾乎都是中國大陸的異議份子。這種異議份子的數量很少有哪個國家可以比擬。 其實，在牆內一定也有很多人持政治異議。但是，即使這些異議聲音尺度遠遜於海外異議人士，卻也幾乎都會遭到懲罰。譬如高智晟、劉曉波、許志永、阮曉寰…等人就是異議份子中較知名者。牆內異議學者被噤聲的也所在多有，如許章潤、張千帆…等。近年甚至連在海外的異議人士都可能被恐嚇或修理；最近還有一些華外的抗議者則是遭到毆打。從這些跡象，我們不難想像，其實對中共統治不滿的情緒已經相當普遍而且嚴重。但是，為中共專制統治辯護的人還是很多，足以在權力的支持下形成主流聲音。至少，從外界能夠聽到的聲音來看，情況是如此。

儘管有許多的異議聲音，也有不少較具客觀性的全球性評比（如聯合國委託“永續發展方案網路”（SDSN）機構辦理的“全球幸福指數”排名、IMF等機構辦理的“全球競爭力”排名…等）顯示中國大陸民眾的生活水準在全球各國中表現並不突出，但是肯定專制體制或認為中共的統治模式較為優越的聲音在牆內仍然最大。我以為這已經足以顯示一種集體自欺的狀態。

中國大陸現在的貧富不均情形非常嚴重，按照甘犁教授的研究，中國大陸的吉尼係數在2012年時應該是.61，是財富分配非常不均的情況（北京大學其實還得到過比此更高的數據）。但是，中共官方公佈的數字則始終是點4幾。儘管官方試圖掩蓋，但是參照許多其他資料可見，中國大陸的貧富不均問題確實非常嚴重。李克強總理之前就表示中國大陸有6億人口月人均所得約為1千元人民幣。有一些學者的相關研究得到近似的數據，足以大體支持李克強的這種說法。另外，也有些關於退休人員安養的金額分佈數據，也顯示資源分佈極不公平。中共作為統治群體，佔去了極大比例的財富資源。這其實是很嚴重的問題。理論上，共產黨應該是最強調財富分配平均的政黨，結果現在情況似乎恰相反，貧富不均問題幾乎是全球最高的水準。由此也可以知道中共現在為什麼不得不積極肅貪、打富。不如此，則難以服人心。但是，已經形成的嚴重不均情況卻並不會就此消失。而中共的最新經濟政策卻還要“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堅持黨中央對民營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把黨的領導落實到工作全過程各方面。”而外界卻也還是很難聽到牆內的任何反抗、不滿的聲音。白紙運動轉瞬即逝（“白紙”運動其實已經是不敢放言高論的一種沉默抗議形式，卻仍然明顯遭到打壓）。而且，明顯還有很多人在為中共的統治正當性發聲辯護。

中共沒有走向早年高喊的反專制路線，也沒有實現社會主義的平等理想；雖然有提高經濟成長，主要的利得卻集中於共產黨這個特權階級自身，而讓廣大的工農群眾仍然處於低所得的困境中。尤其是疫情後的此刻，失業問題嚴重惡化，房地產也有崩盤趨勢，還有地方政府負債等問題，中共似乎也拿不出什麼好辦法來。有人憂慮中國經濟未來會重蹈日本泡沫經濟的覆轍，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在紐約時報上的文章則表示「可能不會」，因為中國的情況會更糟。

當前中國正在走向更嚴格的控制，更獨斷獨行的統治，而經濟也在惡化中。這樣的狀態下，卻很少看到牆內有人做出公開的問題檢討，而仍然一如既往地歌頌著中國的美好、成功。其實，現在有一個很好的檢驗事項，就是關於中國大陸的經濟現狀，可能的指標如經濟成長率，還有失業率…等。最近中共國家統計局( 7月17日)公佈第二季經濟成長率對比去年同期成長 6.3%。而關於失業率，中國官方公布6月份青年失業率是21.3％。而北京大學張丹丹教授的研究則指出，如果將約1600萬名躺平、啃老、全職兒女等不工作者均視為失業，中國3月份青年實際失業率最高上看46.5％，遠高於官方公佈的19.7％。

重點就是，這時候民眾會有實際的感覺。經濟是不是還是如以往那樣成長，大家是有體會的。工作是不是如以往那樣好找，人們也會有感覺。帳面上好看，但是和親身感受差距太大，人們自然會質疑，甚至會不再相信，會發現被欺騙了。

前不久，美國決定將不再視中國為開發中國家時，中國官方卻嚴正駁斥，表示中國是不是開發中國家，不是由美國說了算。如果情況是美國認為中國仍然屬於第三世界國家，而中國官方則嚴予駁斥，我們大概會比較覺得這種反應正常。但是，顛倒過來的立場，實在會讓人困惑：這是在否定中共之前宣稱的高速進步成果嗎？

綜合以上所述，我的觀察結論就是：中共持續在自欺欺人。這似乎是他們統治的重要技巧之一。而且越是統治出現危機，就有飲鴆止渴、越演越烈之勢。而也有不少的中國民眾在中共營造的氛圍下半被迫、半主動地學著自欺欺人。集體自欺成為一種政策路線。這會讓人想起當年的德國納粹。納粹也努力要宣示並證明日耳曼人的優越，以及當時德國的強大。結果卻為德國、乃至全球帶來一場浩劫。

最近有一首刀郎的歌，歌名叫“羅剎海市”，在大陸上受到熱烈歡迎，據說網路點閱人次迄今已達到15億。歌詞內容似乎是在痛罵某個國度裡的人顛倒黑白、以賤為貴；無恥之徒得勢猖狂。他究竟在罵誰，有不同的說法。但是他的這首歌受到大眾熱烈歡迎，這卻可能有另外的意義。人們可能各自想像這個顛倒黑白的國度和那些無恥之徒，而這種對顛倒黑白的世道不滿的情緒顯然普遍而強烈，所以這首歌才會這麼受歡迎，顯然大家在歌裡找到了自己想要抒發的心聲。這種情緒的普遍或可聯結到此處關於集體自欺的議題。顛倒黑白，其實就是集體自欺的狀態。其中的人可能感覺到有問題，甚至很痛苦，只是可能只有少數人清楚意識到問題是在於這種黑白顛倒的集體狀態，更多人則可能看不清事實或不敢面對真相。這個國度究竟是哪個國度呢？無恥卻猖狂者又是哪些人呢？刀郎自己未必想要藉此表達反共立場，但是，這個國度難道不就是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嗎？

認識到集體自欺現象的存在與嚴重性，是集體脫困的第一步。中國人其實很聰明，達到這一層認識並不那麼困難。而對抗自己內心的荏弱（以及可能與之起化學變化作用的貪念），也許是更關鍵的下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