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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03/11 11:40:32瀏覽679｜回應5｜推薦5 | |
對人文社會學科的輕蔑由來已久，而在當今世界或許更為明顯。這一現象的部分原因在於科技發展的突破，使得人們對科技的崇拜日益加深，而這種崇拜態度也進一步強化了對人文社會學科的輕視。此外，科技產業的興起與快速發展，導致職場上對科技人才的需求激增，相對而言，人文社會學科畢業生的就業機會則受到擠壓，進一步加深了這種社會偏見。
中國大陸的情況或許比台灣更加嚴重，因為其社會變遷速度極快。據我所知，數十年前，中國大陸對人文社會學科仍存有一定程度的尊重，部分原因在於“體制內”工作的優勢，而這類職位往往適合人文社會學科的畢業生。同時，由於當時高學歷人口相對較少，社會對於這些領域的專業人士仍懷有一定敬意。然而，隨著高等教育的普及與科技產業的崛起，人文社會學科畢業生的就業環境日益惡化，社會對其價值的認可度也隨之下降。
此外，中國大陸的狹隘唯物論思維加劇了這種輕視態度。在這種思維模式下，社會對實用科技的崇拜達到了極端的程度，而對人文價值與相關思想則普遍忽視。然而，這種對科技的過度推崇可能對社會發展帶來負面影響。這是一種狹隘且可能扭曲的價值觀，而其可怕之處部分在於它往往難以被自覺。人們在不知不覺中忽視、甚至蔑視某些重要觀念，而這種輕視態度本身可能被視為理所當然，使得反思與批判更加困難。
在這種背景下，即便是具有獨立思考能力、博學且富有見解的學者，也可能受到狹隘唯物論思維的影響。例如，我敬佩的大陸歷史學者秦暉與劉仲敬，儘管他們都已移居海外，且都屬於中國異議人士，他們的思維方式仍帶有一定程度的唯物論傾向。他們似乎不太關心社會是否需要某種具神聖性或超越性的觀念，甚至可能認為這類“信仰”對社會有害。但我認為，社會需要某種超越性的共識觀念，否則社會將難以凝聚，也難以形成朝向善美的共識與集體動力。
當然，這類超越性共識是否可能誤導，甚至引發集體歧視與偏見，確實值得進一步討論。然而，直接唾棄或排斥這種觀念，恐怕也是一種過於簡單的態度。至於這些議題應由誰來討論，雖然科技界的人才也可參與討論，但畢竟還是人文社會學者最適合深入探討這些問題。科技人才的專業訓練主要集中於技術與實證分析，而在人文思想的探索與社會價值的建構方面，相對較為不足。
有些人甚至會主張科技人才的資質較高，而人文社會學科的學生資質較低，因此後者無法提出具有價值的思想。我自己就曾幾次遇到有人拿這種觀點來批評我。但這種論點的短視與偏見顯而易見。試想，亞當·史密斯的《國富論》影響有多深遠？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又改變了多少世界格局？這些偉大的思想家並非科技人才。更早之前，許多影響世界的思想來自哲學家與宗教家，而他們的思想無疑具有深遠的價值。
有趣的是，一些大陸粉紅一方面嘲笑人文社會學科的學者，另一方面卻崇拜毛澤東這位「思想偉人」。這種內在矛盾似乎從未被意識到。當然，也許他們的想法是：只需有毛澤東這類偉人的思想即可，其他人則不夠格談論思想。然而，這種想法無疑是短視的，因為思想需要不斷推陳出新，誰也無法壟斷思想的發展。哈伯瑪斯提出「理性溝通」主張，正是希望思想能夠持續發展，而不陷入僵化，並在此基礎上追求更高層次的社會美善。
或許，一些不世出的思想家未必來自人文社會學科，但即便如此，他們仍需要站在人文社會學者的肩膀上，才能看得更遠、更清晰、更細緻。缺乏人文社會學科的長期研究與知識積累，即便是天才的頓悟，也終究有其局限。
以毛澤東的思想為例，儘管其中確實包含某些突破性的觀點，但在全球思想史的框架中，其影響力遠不及亞當·史密斯或馬克思的理論。這很可能反映了毛澤東成長環境中的人文社會學科整體水準較低。反觀亞當·史密斯與馬克思，他們的思想成就與當時西方人文社會學科的發展密切相關。
人文社會學科的發展不僅是為了開啟最高層次的思想境界，更是為了提升一般人的知識與思考能力。科技領域的學生，除了少數人外，大多數人由於專注於科技技術，往往忽視人文社會學科的學習，導致其在人文與社會價值領域的認識相對貧乏。他們對人文社會學科的輕蔑，正是這種知識貧乏的表現，因為他們缺乏理解這些學科的真正價值。
因此，重視人文社會學科，不僅關乎個體的思維廣度，也關乎整個社會的文化與價值建構。唯有科技與人文並重，社會才能真正實現均衡發展，避免陷入極端功利主義的陷阱。
話再說回來，我並不反對重新思考大學裡的科系配置、部署。未來的大學科系組成，未必要如從前那樣，大家各自為陣，各擁地盤。這種模式可能已經不合時宜，而可能需要有新的佈局。某種跨學科整合的做法如何在大學的學習部署上展現，是我們大家應該重新思考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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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教育文化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