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貼出“高壓環境下非理性反應習性的形成——自欺，如何從防衛機制變成文化習性？”一文，藍田先生立即提出了他的反駁意見（如附件），認為我所說的「自欺」並不是某種文化現象，而只是普遍的人性弱點，因此不應特別指向中國文化。

他這個說法表面上看起來很寬容，但其實存在兩個根本問題。

第一，人性的普遍性並不能解釋群體差異。

如果某種現象只是「普遍人性」，那麼它應該在不同社會之間大致相似。然而，歷史與社會科學研究一再顯示，各社會在面對壓力時的集體反應其實差異極大。

例如：有些社會在壓力下會產生制度改革（如戰後日本、德國）。有些社會則更容易走向陰謀論與替罪羊機制。有些社會會形成制度性反省文化，有些則更容易形成集體自我合理化。

如果只用「人性」來解釋，這些差異就無法理解。

社會學與政治學之所以討論「制度文化」「政治文化」，正是因為人性在不同制度環境中會被塑造成不同的行為模式。

換句話說，人性是基礎，但制度與文化會放大或抑制某些人性傾向。

我文章討論的，正是這個問題。如果把所有差異都簡化為「普遍人性」，反而會讓我們失去理解社會問題的能力。

第二，藍田先生其實也沒有真正採取「普遍人性」的立場。

如果一切行動都只是普遍人性的作用，那麼他就不應特別指責「台獨支持者」---那不也是普遍人性的表現嗎？

但他在論述中卻又說：「很多台灣人尤其台獨支持者們在中共武統威脅下無條件相信美國如同信仰上帝」。

這其實已經不是「普遍人性」，而是把某個政治立場的人當作特殊心理群體。

因此這裡其實出現一個邏輯矛盾：一方面說「不要把問題文化化」，另一方面卻又把問題「政治群體化」。

第三，把安全依賴視為“自欺”，其實忽略了基本的國際政治常識。

歷史上，弱國尋求強國支持是非常普遍的安全策略。例如：二戰期間中國依賴美國、冷戰時期西歐依賴美國、今日韓國與日本依賴美國。這些都不是「把美國當上帝」，而是現實主義的安全選擇。

如果要說這是一種心理防衛機制，那麼幾乎整個冷戰時期的西歐與東亞都在「自欺」。這顯然並不符合歷史事實。

第四，「台積電變美積電」本身也缺乏清楚證據。

台積電在美國設廠，本質上是一種全球供應鏈重組與地緣政治風險分散。類似現象在半導體產業中並不少見，例如：英特爾在以色列設廠、三星在美國設廠、台積電在日本設廠。

如果把這些都解釋為「被某國控制」，那麼幾乎所有跨國企業都可以被說成「變成別國企業」。

這樣的說法其實比較像政治口號，而不是嚴格分析。

最後，我想澄清一點。我討論「自欺」問題，確實是以中國作為批評的主要對象。但是，這與其說是一種指責，我還是比較會說是一種「批判」。如果其中含有情緒，毋寧說是「哀其不爭」或「恨鐵不成鋼」的一種心情。

我比較遺憾的是，這裡指責我的人可以很輕易地指出我的惡意動機，說我是攻擊中國、反中國、為台獨張目、為台獨找合理化理由。這種個人動機判斷，是比較不妥的，因為動機是無法直接觀察的，容易掉入主觀詮釋。而且，我已經一再否認過，卻也不被接受。這些主觀詮釋甚至不引用我的文字（或者只是抓住我的幾句話，而不管全文邏輯為何），就可以逕行猜測動機。

我懇請大家想想，如果中國社會真有我提出的這些問題呢？在長期高壓與資訊扭曲的制度環境下，某些原本屬於個體心理防衛的機制，逐漸變成群體習慣性的認知模式，中國究竟有沒有這個問題呢？難道只要其他國家也有這種問題，問題就不再是問題了嗎？

這種問題當然並不只存在於中國。但在中國長期的專制體制環境下，它確實可能表現得比較強烈，至少是相對於西方國家而言。我們如果關心中國，難道不希望中國能夠從這些問題中解脫出來嗎？

附錄（藍田先生的回應）：

問題不在於中國文化有病而是普遍人性的弱點，版主一系列文章不斷強調所謂文化病識感是把全世界人性的普遍弱點當成中國文化的特有病症，若說中國人情況特別嚴重也不是中國文化有病因為真正的中國傳統文化早在1949年中共建政前已死亡，這篇文章標題「高壓環境下非理性反應習性的形成——自欺，如何從防衛機制變成文化習性」可適用於全世界所有國家民族一般人民包括台獨支持者們而不僅限於中國人，例如版主之前文章「讀劉寶傑評韓院長貼文之我見」提到韓國瑜院長願意支持執政黨軍購政策應被肯定時沒想過一個最根本的解決方法：若賴清德政府願以台積電變美積電為籌碼換取修改台灣關係法規定台海戰爭爆發後美軍立即參戰的承諾也就不需要沒完沒了買武器，版主如同所有台獨支持者們一樣沒想到這根本解決方法是不是「高壓環境下非理性反應習性的形成——自欺，如何從防衛機制變成文化習性」？很多台灣人尤其台獨支持者們在中共武統威脅下變成無條件相信美國如同信仰上帝 ，甚至連跟美國稍微討價還價都會被當成私通中共的疑美論，無視於美國未來參與台海戰爭可能性愈來愈低是不是自欺？無視於台積電變美積電後反而讓美國參與台海戰爭可能性變得更低仍大力支持台積電變美積電，這種愚蠢心態是不是「從防衛機制變成文化習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