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田先生提出「工業革命前所有文明皆以人治高於法治」的觀點，這在人類歷史上確實有其普遍性。然而，我的重點從來不是要將人治視為中國獨有的問題，而是要指出：中國傳統文化中某些深層制度性傾向——例如對人格權威的順服、家國同構的倫理結構、個人對社會網絡的高度依附——如何成為中共極權得以延續與深化的重要文化資源。

這不是「抹黑中國」，也不是「美化西方」，而是針對文化中那些與極權互構的特質，做出必要而嚴肅的反省。

一、順服的對象不同，造就制度意識的差異

中國文化中的服從傾向，往往是指向具體的人（父親、長官、皇帝），而非抽象規則本身。對上級的順從，不是因為其行為合乎法理，而是因為他是「我父」、「我官」、「我主」。這種人格化的權威結構，使得制度與程序成為次要，進而削弱現代法治精神的發展。

而在西方，尤其是受基督宗教深刻影響的社會中，即便權威存在，順從的對象逐漸轉移到某種「超越社會」的抽象原則之上。這不僅限制了權力的濫用，也開啟了制度性法治、普世價值與社會契約的空間。

二、基督宗教與文化背景對制度的潛在塑形力

我之所以常談及基督宗教，並非出於傳教意圖，而是因為它對西方制度文化發展造成了兩項深遠影響：

第一，政治與宗教的二元分離。

在基督宗教中，「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這一命題開啟了一種權力結構的分層，進而防止了價值的全面一元化。宗教信仰與政權忠誠並非必須重疊，這對個人良知的獨立性產生保護作用。

第二，宗教信仰使人有可能超越社會網絡，服從更抽象的倫理律令。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倫理規範深植於親屬關係與人際網絡中，所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等格言，皆以社會角色為倫理出發點。而在基督宗教背景中，雖不否定社會倫理，但更強調人在上帝面前的獨立人格與責任。這讓人即便身處群體，也能發展出一種不依賴社會關係的價值判斷能力。而這種能力，是制度信仰的文化根基。

換句話說，西方的順服，更多是服從於抽象的、超越性的原則（如神、法、契約），而不是服從於具體的社會角色或群體壓力。這樣的文化心理結構，使西方社會更容易接受制度至上，而非人治優先。

三、美國縱容中共，是外因而非文化根源

我不否認，過去數十年美國部分資本家與政治精英為追求經濟利益，縱容中共壯大，這值得批評。

這裡也許應該注意一個關鍵人物，美國中國研究權威費正清。恐怕，美國政府對中國的立場，在相當程度上是受到了他的觀點的影響。多年來，我也持續在思考費正清教授的國共立場及其作用。費正清在美國的中國研究學術圈，有一言九鼎的地位，但是，他的觀點與立場究竟有沒有偏頗？他是否值當作為美國中國研究的權威？坦白說，我至今也沒有答案，但是，我還是偏向認為他錯估了中共的性質與存在意義。當六四事件發生以後，有台灣記者（大概是比較偏向國府的人士）問他是否仍然支持中共。這可能帶有質問的味道。而費正清的答覆是說，這就好像夫妻關係，難免會有起伏。換言之，他並沒有因此對中共產生徹底否定的評價。

總之，對美國政府人員來說，長期以來，並沒有一種徹底否定性的評價，因此也就當然可以策略性地處理雙方關係，當美國需要中國壯大時，就援助中國，設法使中國壯大。但是，是否因此培養了一個尾大不掉的敵對勢力，就很難說了。對我來說，我倒是不曾懷疑美國與中國大陸的合作關係。總之，這對中國人民有好處。我對此並不反對。當然，有些大陸人因此很快就開始耀武揚威，這就讓人遺憾了。


但無論如何美國提供的這種「外援」，其實無法解釋中共極權何以在中國社會內部根深蒂固。如果沒有中國社會內部文化上的順服性格、制度無意識、缺乏公民社會的傳統基礎，中共不可能靠外援穩固其權力結構至今。

美國菁英助力中共，是如風助火；但若中國文化中沒有助燃的材料，這場火也燒不起來。

四、文化反省，是真正的自由起點

我並不是全盤否定中國傳統文化，而是認為，若希望真正終結中共極權的結構性條件，就不能停留在表層的反共口號，而必須回頭檢視：是什麼樣的文化結構，使這個政權得以與人民長期共存、彼此適應？

這樣的反省不該被視為自我厭惡，而是對自身文化最深層的負責。畢竟，只有願意直面自己文化陰影的人，才可能創造出真正不同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