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田兄提出了許多值得深思的歷史與文化觀察，我非常感謝，也樂於在這裡略作回應與補充。

首先，我並非一位基督教信徒，雖曾正式受洗，但因對神的存在始終抱持懷疑，未能真正進入信仰的實踐之中。然而，正因如此，我對耶穌與保羅所傳福音的價值評估，並非出於信仰的義務，而是來自一種文化與歷史的理解與心靈的共鳴。對我而言，福音的意義，不在於教條或宗派的權威，而在於它所帶來的人類心靈的昇華與倫理意識的革新。

我同意，耶穌歷史形象與聖經中的耶穌形象可能有落差，不同福音書之間也存在觀點與詮釋的差異。但正因如此，我們更能看出：耶穌的形象從未只是一位「成功宗教創辦人」，而是在不利處境中堅持某種信念與姿態的歷史人物。他不是制度化宗教的建築師，而是其原初的火種。而保羅，則是那位將這把火延燒至整個地中海世界的人。

耶穌的革命，不在於他建立了多少教規，而在於他提出一種截然不同的「看待他人」的方式：他走向病人、稅吏、妓女，說神愛他們如同愛祭司與拉比。他挑戰了律法與聖殿壟斷救贖資源的模式，將「救贖」與「神的愛」帶向普世。即使我們從非信徒、學術立場看待這些行動，也無法忽視其道德力量與象徵深度。正如你提及孔子，即使人不奉為聖人，也能在其中發現文化啟蒙的價值，耶穌與保羅的思想貢獻，亦當如此看待。

至於基督教歷史中的諸多問題，我不否認，反而認為正視歷史錯誤是對信仰與文化最基本的尊重。基督教在歐洲歷史中的反猶傳統、宗教戰爭、殖民共謀等，都是不可逃避的陰影。然而，我主張的是：我們不能將制度化宗教的後果，等同於耶穌與保羅當初所傳的福音本質。福音，是一種針對權力、律法、冷漠的挑戰；制度化宗教，有時卻反而成為那個被挑戰的對象。

至於伊斯蘭教是否比基督教更「純正」的獨一神教，這其實涉及宗教分類的哲學與歷史複雜性。穆罕默德確實留下了明確宗教架構與政治建制，這與耶穌被釘十字架、從未掌握過政權的歷史命運極為不同。耶穌若未死於十架，其思想是否會有後來這般的宗教影響力，確實是歷史難題。但歷史的弔詭正在於此：他的失敗成就了另一種勝利——不是政權上的勝利，而是一種心靈姿態的長久存續。

你提到伊斯蘭教社會對猶太人更寬容、以色列與西方聯手對抗伊斯蘭教世界的現實，這些歷史確實令人感傷。但宗教與民族政治之間的歷史糾葛，除了史實部分還有待進一步釐清（譬如說伊斯蘭教對猶太人更寬容，是不是每個時代、每個地區都如此），重要的是不能回溯性地歸咎給耶穌本人。耶穌在歷史中所做的，是對他所處時代中強權的挑戰，而不是為未來兩千年的民族對立鋪路。他的行動與話語中，核心是一種轉向個體、肯定被排斥者、追求仁慈的精神，而這樣的精神，正是我所認為最值得人類文明珍視的部分。

總之，我並不主張基督教必然優於其他宗教，更不想陷入文明競技式的「比較宗教論」陷阱。我無意傳教，更無意勸華人國家建立基督教國度，我的論點只是指出：耶穌與保羅的福音，無論在何種宗教框架內理解，皆標誌著人類心靈關注由「律法」轉向「悲憫」、由「集體神意」轉向「個人救贖」的歷史轉捩點。這樣的啟蒙，縱使發源於宗教，也早已超越宗教本身。若我們以開放的文化視野看待，就更能超越信與不信的二元對立，而接近那份跨文化、跨時代的深刻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