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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07/01 13:29:51瀏覽549|回應4|推薦5 | |
當代社會之所以在人權保障、公共理性、民主深化等方面屢顯停滯,除了制度與結構的因素外,也深受人們行動習性中兩種傾向的阻礙:其一是對意義詮釋的率性(arbitrary interpretation);其二是強制遂行意志(voluntaristic aggression)的傾向。這兩種傾向看似心理特質或語言行為的問題,實則在群體互動中發揮出強大的社會作用,削弱了理性討論的空間,也妨礙了制度改進與價值演進的可能。
一、意義詮釋的率性:傾向將一切簡化為「敵我對立」
在許多政治與社會場域中,我們不難見到一種現象:人們傾向以己身立場出發,使用自己習慣了的思考框架,率性詮釋現象,包括他人的話語與行動,而非依據對方的本意或語境進行理解。例如,一個人若對中共提出批判,往往立刻被某些人標籤為「1450」、「綠營」、「塔綠班」、「綠qu」或「賴清德的打手」。這種意義詮釋既跳躍、又未經求證,背後不是對他者立場的理性推論,而是急於將對方納入既定分類體系中的一種行為。而且,對於異己者、異議人士,往往是歸類為負面評價對象。
這類詮釋的問題,不僅在於不準確,更在於其抗拒反思與修正。當被指控者試圖澄清、解釋自己的立場時,詮釋者往往拒絕傾聽,堅稱「我知道你是什麼人」,並將詮釋當成事實本身。如此一來,溝通即失去意義。這是一種對話的「預設暴力」:我不再允許你自我說明,而是用我的話語決定你的身份與意圖。
二、強制遂行意志的傾向:從主張走向壓迫
與意義詮釋的率性密切相關的,是另一種更加激烈的傾向:將個人或群體的意志視為絕對正當,強制要求遂行意志,並不吝於對不服從者施加語言或行動的暴力。這種傾向普遍存在於許多政治與道德討論中。小則是父母打罵孩子,強迫孩子依照父母的意志來行動。大則可影響集體的行動。譬如當某人認為自己的立場具有「歷史正義」、「民族大義」或「捍衛傳統」的高度正當性時,便容易將反對者視為罪惡之源。事實上,從父母打罵孩子,到統治者採取專制統治模式,思維邏輯上是一貫的。有了前者,就很容易有後者。
當然,我們更關心的是集體行動的傾向。我們隨時會看到、聽到有人罵人「漢奸」、「賣台」、「辱華」、「綠qu」...。這些幾乎成了日常。而群起攻擊、網路出征、取消言論也就變得理直氣壯。有些時候,甚至進一步演變為肢體威脅與政治暴力。例如,抗議者因理念不同而遭襲擊、記者因報導立場而被追打、社運者因揭弊而被人肉搜索。更令人憂慮的是,這些暴力往往被支持者合理化:「他們活該,是自己挑釁在先」、「對這種人就該教訓一下」。
三、行動習性的普遍化與制度化危機
這兩種傾向其實並非極端例外,而是普遍滲透在社會日常之中,成為許多人的「反應模式」。它們來自於一種深層的不安全感:在價值多元、真相難辨的時代中,人們渴望快速劃分陣營、建立清晰的敵我邊界,以尋求自我定位與心理安穩。而暴力的施展,則是一種補償性的行為:透過對異見者的壓制,來維繫自己世界觀的穩定。
長期下來,這樣的習性將造成結構性後果。首先,它削弱了社會的理性溝通能力。公共討論變成了意識形態的喊話大賽,而非問題解決的協商平台。其次,它壓抑了多元觀點的發聲,使得批判性思維受到懲罰,創新與改革的空間也被壓縮。最後,它使制度改革停滯不前,因為一切合理的質疑與建議,都可能被視為「敵對勢力」的滲透與破壞。
四、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
上述的兩種態度傾向,其實很普遍,也是激發各種社會衝突的重要源頭。但是,相對於近代西方文化,傳統華人文化中,對此處所述的兩種問題(對語意詮釋的率性與遂行意志的暴力傾向),似乎較少有意識的克制。這不是我們的主流文化中講究的重要功夫。但是,這種有問題的、會阻礙理性溝通的態度,激生出較多細思其實無謂的衝突,而也會阻礙總體文化的進步。
傳統中國社會的專制統治,與這些特質有密切關係。特別是強制遂行意志的普遍態度,容易塑造專制統治;而專制統治也培養強制態度。
強制遂行意志的傾向,問題較明顯,其與專制統治的關係也較直接。但是,率性的意義詮釋的問題,其實很可能更普遍存在於生活的各個層面,影響也至為深遠。重要的是,當事人通常並不自覺。即使人們學到區分主觀、客觀認識之別,但是很多時候,人們會強調:我客觀、你主觀。換言之,你的認識與言說是錯的,我認識到的和言說的才是對的。
意義詮釋的偏頗,背後往往有社會心理學上說的各種認知偏誤,包括自我肯定傾向,以及否定異己者、異議者的傾向。當然,這些傾向都是造成無謂衝突的可能原因。無謂衝突則不但是悲劇結果,而且會讓專制統治獲得合理性。專制統治又維繫著這裡討論的問題傾向。
五、走向成熟社會的關鍵:擁抱理性與自我節制
要克服這種局面,唯有強化兩種文化能力:一是「解釋的謙卑」(hermeneutic humility),即在詮釋他人時保留空間、接受多義與修正的可能,不輕易對他人貼標籤,不急於將對方納入敵對陣營;二是「意志的節制」,即在主張理念時尊重他人不同的價值選擇,不將自己的信念當成壓迫的武器。
一個成熟的公共社會,必須奠基在彼此承認、共同尋求真理與正義的基礎上。這並不意味放棄立場,而是意味著在堅持立場的同時,也願意傾聽、對話、修正。我們要的不是一個只有「我群」可以發聲的社會,而是一個即使「異己」也能安心說話的社會。唯有如此,社會才可能從暴力與誤解的泥沼中脫身,走向真正的自由與尊嚴。
五、結語
以上的感慨,當然其實有具體的指涉,我主要想指的就是粉紅,也許是兩岸的粉紅。在網路上,兩岸粉紅的人數、聲勢都不小。很足以讓與其異議者受到極大的壓力。只是,這種壓力,如果照我的推論,適足以阻礙中國社會的真正進步。有可能促進社會改革、進步的創意意見,被他們視為洪水猛獸而予以壓抑、排斥。這是很讓人遺憾的事情。
也許我還是應該要平衡一下上述的說法。也就是也檢討相對一方的可能問題。譬如台灣綠營、獨派人士也可能犯以上的錯誤:任意主觀詮釋、強行要求遂行意志。在台灣內部,這種問題確實可能存在。所以也應該進行檢討。在之前黨產會的鬧劇中,部分黨產會的幹部就表現出一種「我執政,我張狂」的姿態。這是需要節制的地方。
不過,總體來說,對於綠營、獨派,我會有較多的同情。在兩蔣時期,綠營、獨派的聲音是受到強力壓制的。這一點毋庸多贅。而在後兩蔣時期,綠營、獨派也未必就能夠強力反壓藍營。這涉及一些複雜的因素。其中的一個環節,譬如對軍隊的控制力,似乎並未能完全轉移到綠營之手。而人心中潛存的警總,也很可能還在繼續作用,因此抑制了可能發生的報復行動。再者,和藍營民眾較多軍人背景人士,也較多知識分子的家世不同,綠營、獨派人士中工農人口比例較高,可能因此較少政治激進者或積極發聲者。
我還有一個大膽猜想,是現在的藍營可能藉重中共的威壓作用,來壓抑綠營、獨派。事實上,我認為這是有效的一招。想想看,即使是賴清德總統,要公開宣布與中共是敵對關係、台灣是獨立國家,都會遭到嚴厲恐嚇,其他一般人是不是能夠閃就閃,不敢碰觸敏感議題?
跳開這種黨派的對立,認識到此處所述的兩種態度傾向問題,認識到它們會阻礙理性溝通、造成無謂衝突,也會阻礙文化的進步,這種認識很重要。我們需要深入檢討、深思這些問題面向,以圖改進。也請看客們不要基於對我的類型化的不滿,就逕行否決了我的這種善意檢討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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