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在網路上貼文，持續批判中共與中國社會，近年偶爾也會批判台灣藍營，而對台獨運動則轉而表示了同情。因此這些年來持續遭到粉紅、五毛或藍營人士的批評與攻擊。批評、攻擊有各種不同的方式。我最在意的是：有人會說我總盼著中國崩潰、樂見中國不好。我申辯過幾次，但是，顯然沒什麼效果，罵我的聲音照樣繼續。

其實，無論如何，我對中國還是懷抱感情，不會希望中國崩潰或陷入大動亂。我對中國的批評，其實恰因為我還希望它變好。只是，對中國的現狀，我的判斷並不會很正面。而那些相信「厲害了，我的國！」的人，大概聽不進我的批評話語。問題是，我認為他們對我的攻擊其實是一種防衛結構的表現。這種防衛結構對中國尋求進步，其實是嚴重的阻礙。

那些會把批評中國視為敵視中國的人，其實內心深處對中國缺少真正的信心。他們並不那麼相信中國美好，而預期很多人（特別是提出批評意見的人）會抱持反中、仇中的心態。但越是這樣，反而激化更多人反中。

中國崩潰其實對誰都沒有好處，包括台灣。有人說，中國如果崩潰，無人能夠兜底。這話說得很好。其實，不只是沒人兜底，是周邊的國家都可能隨之遭殃。何況，像我這一輩台灣人，一直還保有某種程度的中國認同，又何忍見到中國崩潰。問題是，如果真有跡象顯示中國可能崩潰呢？要不要有人吹哨、敲鐘，提出預警？對那些吹哨者，是不是應該窮追猛打，務必讓他們噤聲？如此，中國就不崩潰、不動亂了？還是越可能陷入這樣、那樣的困境？

抵制批評、讓異議噤聲，或者把批評者視為危害顛覆國家、國家安全，這都是一種結構性的抵制改革力量。這對中國的長遠發展其實不利。但是，那些抵制者很可能並不會意識到自己究竟在做什麼，他們可能覺得自己是在維護中國。有一種可能性是批評意見是基於錯誤的事實認知或不當的因果推論，從而可能誤導人們，讓人們無端緊張，甚至因此做出不當反應。不過，這種問題其實不必以壓制異議的方式來制止。它正是理性溝通可以使力之處。

清楚意識到自己政治行動在整體結構中的意義，這可能並不容易，但是，又非常重要。這很需要通過理性溝通來改善。問題是，理性溝通本身也處於困境中，也成為被抵制的一環。這就讓事情給卡住了。所以，我會嘗試討論了理性溝通為何失敗的議題。

當然，我的意思是，相對來說，理性溝通可能在西方世界比較成功，在中國（或者許多第三世界國家）都遭遇到各種抵制。這裡，我打算拿台灣社會的各方政治對話為例，來檢視相關問題。會以台灣為主要討論對象，除了熟悉，以及台灣社會近年展現出政治立場之間的明顯矛盾，而值得關注外，台灣其實也屬於華人社會，也表現出某些華人社會的結構性特徵（比較是傳統文化觀念的部分）與問題，而也在政治對話中展現類似於前述的結構性的抵制行動。當然，在當前台灣政治議題的對話中，究竟摻和了多少大陸因素（大陸的人和訊息，乃至其他），很難清楚分辨。

在台灣的公共討論中，人們經常感嘆社會愈來愈對立：藍綠之間難以對話，統獨議題動輒升高情緒，對美國或中國的評價也常迅速分裂成兩個世界。許多討論即使引用資料、研究或國際比較，仍很快陷入僵持，最後只剩彼此的不信任。

這種現象表面上看似立場衝突過深，但更深層的原因，至少還有幾個可能。意義詮釋（概念混淆、詮釋偷換、語境適用...）的可能偏差、邏輯推論發生謬誤（多層次因果關係的跳躍推理或誤判...）、經驗資訊的局限（只接觸某類資訊...）...等都可能導致溝通發生困難。遺憾的是，各種不同性質的溝通阻礙，都可能被認定為是對方的惡意。必須能清楚意識到溝通中可能的錯誤環節，並且注意到溝通阻礙對互動關係的影響，才比較能夠免於因為溝通問題而導致互動各方彼此對立、衝突。

細分下可能影響溝通順暢、正確的因素很複雜。這可以作為學術研討的題目。這裡，我們不妨先把此處討論聚焦於互動過程中，從對於經驗命題的討論，轉化為對對方身份、動機的關注，這種可能最常見的一種誤導認知與阻礙溝通的現象。

簡單說，溝通問題往往在於討論結構的轉變：我們不再優先檢驗命題，而是開始審查發言者。當焦點從「事情是否為真」轉向「你為何這樣說」，理性溝通便難以持續。

一、問題的起點：我們真的在討論命題嗎？

在台灣的公共空間裡，許多討論本來都是具體命題。例如：某項兩岸政策是否提高安全風險、某個經貿協議是否影響產業、美國的安全承諾是否可信、中國制度是否存在特定社會問題。

這些理論上都可以透過數據、國際比較、歷史案例來檢驗。然而實際對話中，討論常迅速轉向：「你這樣說是因為支持某黨吧？」「你只是反中／親中。」「你是不是疑美／媚美？」

此時，討論的焦點已經從命題轉為發言者。命題本可透過證據驗證，但人的動機難以確定；於是原本可能收斂於事實的討論，轉為無止境的立場攻防。

二、從命題檢驗到動機審判：討論如何悄然轉向

理性討論的核心，在於主張是否能接受檢驗。然而在台灣的政治語境中，討論往往以另一種順序展開：先辨認發言者立場、再決定是否相信其證據，最後才（有時甚至不再）討論命題本身。

例如，在討論兩岸關係時，若某人指出中國制度的問題，回應可能不是檢驗事實，而是先質疑：「你是不是支持台獨？」反過來，若有人批評美國政策，回應也可能先問：「你是不是在替中國說話？」

一旦討論走到這一步，命題是否成立已不再是首要問題。

三、動機審判的顯性形式：直接否定發言者

最明顯的形式，是直接以政治標籤否定對方。例如：把對中共的批評視為「反中情緒」、把對美國的疑慮視為「親中立場」、把對某政黨政策的質疑視為「替另一黨助選」。

這種回應的特點，是命題尚未被檢驗，就已因發言者的可能立場被宣告不可信。討論於是從事實問題，轉為身份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提出更多資料，也難以改變結果，因為討論的判準早已不在證據，而在立場。

四、動機審判的溫和版本：以「補充現實」之名撤銷命題討論

然而在台灣公共空間中，更常見的是較溫和的形式。例如：「你只看到負面案例，應該多看看另一面。」「網路影片不代表真實生活。」「你應該親自去看看，才知道實情。」

這些說法本身並非錯誤，但若被用來取代對命題的直接回應，討論便會被無限延後。

例如：討論中國社會現象時，提出統計或案例就回應：還有很多不同情況。討論美國安全承諾時，引用歷史案例則回應說國際政治很複雜。討論台灣政策效果時，提出數據則回應說現實不能只看數字。

在這些情況下，命題並未被反駁，而是被推遲。討論不再朝向真實收斂，而是在「是否全面」的問題上反覆打轉。

五、層級錯置：當社會命題被迫以個人標準接受審查

這種現象之所以普遍，還涉及一個更深層的問題。對社會現象的批判，例如評估中國制度、評估美國外交政策、評估台灣政黨治理，本屬於結構性命題，可以依據統計、研究與國際比較進行檢驗。然而公共辯論卻常把它轉換成個人問題：「你是不是討厭中國？」「你是不是盲目相信美國？」「你是不是支持某黨？」。

於是，原本可以用資料討論的社會問題，被轉換為對個人動機的推測。

弔詭的是，評論一個社會往往只需要足夠資料而評論一個人的動機卻需要高度個人了解，但在實際討論中，人們卻常對前者要求無限證據，對後者卻能憑印象迅速下判斷。

這種層級錯置，使理性討論的基礎逐漸動搖。

六、當討論從真實問題退化為立場審查

當這種互動成為常態，公共討論便逐漸形成一種新邏輯：先判斷你站哪一邊，再決定你的論證是否值得聽。於是身份先於證據、信任先於事實、陣營先於論證。

在這種環境中，即使資料再充分，對話仍難形成共識，因為討論的基礎已從共同事實，轉為彼此的立場判斷。

七、重建理性討論的最低條件

若要讓台灣的公共討論重新具有建設性，也許不需要消除立場差異，而只需要回到幾個基本原則：先討論命題，再討論立場；先檢驗證據，再評價動機；允許資料補充，但要求直接回應；把對人的判斷，留在對事的討論之後。

這些原則並不理想化，而只是理性討論的最低條件。

八、結語

理性溝通的困難，往往不是理性本身被逕行否定，而更多是被日常互動架空。

台灣社會並不缺乏資訊，也不缺乏表達自由。真正的問題，是在無數次日常互動中，討論的焦點一次次從命題滑向動機，從證據滑向立場。理性並未被公開否定，卻在這樣的過程中逐步被架空。台灣社會內部的溝通問題很可能早已有之，不過，很可能拜中共認知作戰之賜，所以於今尤烈。事實上，中國的存在，對台灣社會而言，就好像是一個有強大引力的外物，會讓台灣社會隨時偏向。

要讓台灣社會在上述的處境下建立起更好的理性溝通，也許不需要更激烈的辯論，而需要一個更謙卑的共同約定：讓命題回到證據之前，讓論證先於立場，讓我們在判斷彼此之前，先一起判斷事情本身。

公共討論的成熟，不在於我們是否沒有立場，而在於我們是否仍願意，先檢驗命題，再判斷彼此。

當前台灣社會面臨著相當風險。一個明顯而重大的風險當然是兩岸關係。台灣顯然有一批人站在親共或親中的立場，對台灣主流派反中共、拒斥與中國統一的立場背離，而在言語上與政策立場上極力抵制政府的路線。雙方存在巨大的認知、立場的差距或對立。而理性溝通原則在其間也很難產生作用。如何讓理性溝通更順暢、更有效，需要大家針對理性溝通本身做出努力。

台灣的風險並不完全來自兩岸關係緊張、對立，台灣內部的不同認同與政治立場之間的摩擦，就已經足以造成問題。而在各方對話中，理性溝通的各種阻礙因素也會扮演促進熵增的力量。如何減少、化解這些理性溝通的阻礙因素，同樣是大家需要思考的議題。

撇開台灣社會，中國大陸當然也存在溝通困難問題。而且，我有很強的理由相信，中國大陸對內對外的溝通問題比台灣更嚴重。專制體制就是破壞理性溝通的最重要理由。而理性溝通的阻礙，很可能也為中國社會帶來嚴重的不良後果。如何改善，其實很值得大家投入心力。但是，大家會不會做出這種改善溝通的努力，這就已經是需要有心人去思考、去推動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