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長期困擾一個問題：儒家人本主義是否缺乏一種超越精神？這個問題的背後，牽涉到我對於人類思想與制度的根本信仰。對我而言，單純以人為尺度、以現世為限的人本主義思想，我仍然會感到某種不安。因為我偏向認為，人若缺乏一種指向更高境界的超越精神，其思想與行動將容易陷入封閉與庸俗。

在這方面，基督教中「上帝」的概念或許是超越精神的一種典範。上帝不僅是一種道德權威，更代表著人對無限、對真理、對善的想像與嚮往。這種超越性的設計，讓信徒不斷地對自我提出質疑與要求。但問題是，我又無法全然接受基督教。尼采對基督教的批判，特別是其壓抑生命意志、製造罪感與依附的部分，我也大體認同。因此，我陷入一種尷尬的位置：既無法認同儒家的世俗限界，又對基督教的神學體系有所保留。這使我一直無法為自己的思想找到一條清晰的出路。

在觀察當代華人思想界時，我非常佩服一些來自中國大陸的學者，特別是那些身處異議位置、流亡海外的人士，如秦暉、劉仲敬、許成鋼等人。他們學識淵博，富有勇氣與創造力，具備開創新思想體系的潛力。但遺憾的是，他們中的多數似乎仍深受唯物論與經濟決定論的影響。在他們的理論中，對於宗教倫理或人的精神特質的重視顯得相當薄弱。他們難以接受像社會學先驅馬克斯・韋伯(Max Weber)那樣的觀點——認為某些宗教精神或倫理想像可能對制度與社會發展有根本影響。

韋伯指出，制度的形成與演化，不僅來自經濟條件或外部衝突，也來自深層的文化想像與倫理精神。這種觀點也可以從愛默生的一句話中得到呼應：「在藝術中手所能完成的，永遠不能超越心靈所能想像的高度。」這句話其實可以更廣泛地應用在制度的建構上：一個心靈無法想像自由與尊嚴的人群，也無法建立起真正的自由制度；一個未曾想像要超越物質境界的人群，也難以創造超越物質的文明。

部分西方學者曾經以為，中國大陸如果經濟繁榮了，就自然能夠走向民主化。但是，這種觀點此刻顯然受到了極大的挑戰，甚至是已經被認為落空了。也就是說，中國大陸雖然有了經濟上的進步，達到了一定的繁榮程度，但是，民主化卻未見有任何進展，甚至還在進一步萎縮。這即使不是否證了經濟決定論，也可能是意味著某種因果環節被忽略了。

關於宗教倫理可能具有重要的社會影響，韋伯這樣的思考觀點，我曾在一次江宜樺教授的演講中提出。我試著引申韋伯的理論，認為中國社會可能因為缺少某些宗教倫理，而影響到中國社會民主化的發展可能。令我驚訝的是，江教授否認了宗教倫理與民主化之間的關聯。他的觀點與我在社會學中受到的訓練幾乎是背道而馳。而在閱讀《國家為何失敗》（Why Nations Fail）這類當代主流著作時，也會發現：經濟學界普遍對精神文化的重視程度極低。

但我相信，這些看似嚴謹的因果分析，其實可能忽略了自身思考中的「空白地帶」。他們或許在內部邏輯上是精密的，但在更深層次的前提與價值假設上，卻可能遮蔽了關鍵環節。這讓我聯想到漢娜·鄂蘭所揭示的「惡的平庸性」的論點：不是所有惡都來自極端的仇恨或瘋狂，有時，惡的根源是思考的停滯，是未曾反省的順從與機械執行。這些微妙但關鍵的「空白」，往往藏著最根本的問題所在。

因此，我仍然想強調：人不能只被物質侷限，也不能只服從社會結構的邏輯，更不能被現實的功利主義框架所綁住。人，必須追求一種更高的價值，那是一種面向無限、面向尚未實現的理想的想像力與責任感。

這就是我所說的「超越精神」。它未必只能透過宗教獲得，但必須具有宗教性的質地；它未必固定為某一神明，但必然指向某種不可計算、不可化約的真理。唯有此，我們的思想才不會在現實中乾涸，社會才有超越現狀的力量，而個體，才能在現代的碎片中重新尋得生命的重心。

回到關於儒家思想。儒家的人本主義思想，無論如何值得肯定。但是，這種人本主義思想似乎終究還是少了對超越人倫、社會網絡境界的追求。而也可能正因為少了這一環，結果就讓世俗權力的宰制得以滲透進入儒家倫理，乃至利用儒家倫理來統治。儒家倫理遂實際上成為了專制體制的白手套、緩衝劑，乃至續命丹。而民主制也始終難以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得到良好的開展。而且，實際上社會也始終難以真正展現出儒家理想治世的模樣。儒家可以辯護說，這是客觀條件不佳的阻礙有以致之，但是，主觀上不鼓勵朝向民主化的思想，又如何能促進客觀上的良好民主化條件呢？所以，我並不認為儒家思想只要再補充民主化（及科學），就能夠成就一個近於完善的社會。儒家思想與民主化之間的隔閡如果未能釐清、修改、化解，民主化之路恐怕仍然遙遠。而這也許需要做出某種思想解構與重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