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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01/24 15:24:47瀏覽713｜回應7｜推薦3 | |
“革命”，這個詞在近代世界已經是大家耳熟能詳，而且，在許多語境中都被暗示是一種積極的行動。但是，革命一詞，從中文的措詞上似乎就可以嗅到幾分血腥味。雖然革命的“命”應該是指天命，是上天賦予的使命。但是，它更常讓人聯想到人命的死傷。而事實上，革命也幾乎總是帶著幾分血腥氣息。法國大革命據說過程中死了約50萬人。中國近代的革命，那更是死亡不計其數。如果太平天國也算是一場革命，這場革命據說帶走了約一億的中國人。
1960年代的文革，如果按照葉劍英的推測，可能有兩千萬人因此殞命。而前面的大躍進，其實也是中共革命過程的一環，則被指非正常死亡約三千多萬人。而在中共建政的更前期，甚至在未建政時期，都陸續有不少人因為共產革命而非正常死亡。總之，中國近代的共產革命過程，血腥氣味極濃。革命為什麼總是帶來大量人命犧牲？革命就不能不和死亡相牽連嗎？
革命通常意味著集體生活的劇變，有不少人支持革命，卻也總是有人反對，反對者有可能是更多的一群人，卻可能是平常較沉默、較不活躍的一群。兩邊的激烈對立，難以理性調和，於是就只能暴力相向，那就不免會帶來人命犧牲。像英國的光榮革命，還有之後的工業革命，似乎並沒有造成大量的人命犧牲，這在人類歷史中似乎很少見，屬於特殊的經驗。
革命會激起嚴重的群體對立，造成血腥悲劇，這是最常見的歷史情景。可以理解，在革命過程中，會出現新思潮或形成新的利益團體；但是，他們和舊勢力、持舊觀念的群體往往水火不容；而且，無法理性調解，於是釀成血腥悲劇。
革命之所以引發嚴重的群體對立，我們不妨從以下幾個角度來分析：
1. 利益分配的衝突
革命本質上常涉及社會資源的重新分配，無論是政治權力、經濟財富，還是社會地位。當舊的權力結構被挑戰時，受益於舊體制的群體自然會本能地捍衛其既得利益，而受壓迫的群體則會極力爭取變革，這種零和博弈式的對立，極易引發暴力。
法國大革命中，第三等級要求打破特權結構，但特權階層堅守既得利益，雙方的不妥協使暴力不可避免。同樣，中國的共產革命，對舊有土地制度的徹底挑戰激化了矛盾，暴力成為解決利益重分的唯一選擇。
2. 價值觀與意識形態的衝突
革命通常帶來新舊思想的激烈對抗。一方可能主張解放、自由、平等等新理念，而另一方則堅持傳統秩序或宗教信仰。這種對立往往具有排他性，雙方難以找到共識，最終演變為非理性的敵意與鬥爭。
例如，俄國十月革命後，布爾什維克推行無產階級專政，與傳統貴族和宗教勢力形成水火不容的對抗。同樣，文化大革命中，持「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新思潮者，視傳統知識分子為「牛鬼蛇神」，這種極端的意識形態對立，導致大規模的人身迫害與流血。
3. 大規模動員與情緒煽動
革命往往通過群眾動員來凝聚力量，而動員的過程中，情緒化的宣傳策略常會被用來激化群眾的對抗心理。革命領袖為了鞏固支持，通常會選擇將對立群體妖魔化，使得敵我分明，從而合法化暴力行為。
如文革中「階級鬥爭」的放大與「敵人內外有別」的論調，使得群眾之間的信任崩潰，人人自危，最終導致大量冤案和慘劇。
4. 無法預測的權力真空與失控
革命過程中，當舊體制被瓦解，新秩序尚未建立時，社會往往陷入權力真空狀態。在此情況下，權力的爭奪與失控的暴力頻頻發生。
例如，法國大革命期間，國王被推翻後進入恐怖統治，因權力真空而導致政治清洗和大量人命損失。太平天國運動中，內部權力鬥爭與外部戰爭交織，也造成了難以控制的死亡規模。
5. 文化與制度的制約
有些文化與制度更傾向於使用暴力解決矛盾，這也加劇了革命的血腥程度。相較之下，英國的光榮革命之所以被視為「和平的例外」，一部分原因是英國已有相對成熟的議會制度，革命的進行得到了法律和制度框架的約束。而在中國、法國等地，當時缺乏穩定的民主機制，社會矛盾只能通過武力解決。
上述的幾點比較是促成衝突的直接原因。不過，我其實更在意另外一個影響層面，就是人們在“詮釋意義”中的主觀習性。
容我先舉個較極端的事例。譬如我們偶爾會看到報導如下的社會犯罪事件：某甲因為看了路邊的某乙一眼，結果某乙憤而持刀刺殺了某甲。經查，兩個人可能先前並不相識；而且。某甲看某乙，也只不過是多瞄了那麼一下。結果卻爆發了嚴重悲劇。如果進一步追問某乙為什麼要刺殺某甲，某乙的回答可能是：他太傲慢，看我的眼神充滿不屑。哼！他敢瞧不起我？我就要讓他瞧瞧我的厲害！
某甲的眼神究竟是什麼意思？某乙有其主觀的詮釋。重要的是，這個主觀詮釋和某甲真正的意思未必一致；或者，所要表達的“不屑”的程度，和某乙的詮釋在程度上有很大出入。只是，某乙可能認定事情就是這麼回事，並且因此做出激烈回應動作。
不同的意義詮釋，會導出不同的行動，並可能產生很不同的後果。而意義詮釋其實可能牽涉事情的多個不同層面，而且都可能影響相關的行動。當詮釋陷入極端化或彼此差異被擴大時，暴力便可能被合理化，成為不可避免的選擇。
清末的秋瑾，因為提倡革命，結果遭清政府處斬。其實，過程中也有人嘗試庇護秋瑾（如知縣李鐘嶽），只是她最後還是不免於刑戮。顯然，清朝廷內部，大家意見也未必都一致。有人認為是可忍孰不可忍；而也有人認為和為貴，並且較願意同情地去理解革命行動。
衝突悲劇通常是源自較缺少同情理解的詮釋模式。改革主張得不到同情，於是改革者就只好承受被嚴厲懲罰的命運。
西元1600年2月17日，布魯諾被活活燒死在羅馬的鮮花廣場。
之前，主教質問他：布魯諾，你知道你犯了什麼罪嗎？
“主教大人，我從來沒有寫過或說過任何異端觀點吶！是裁判所內的哲學家錯誤的解釋了他的觀點。我只不過是稍微往前站了一點……。”
經哲學院人士說：“今天你不弄死他，將來就被他弄死...。”
“布魯諾，你說是地球在旋轉，那麼雲彩應該向相反的方向運動，不是嗎？”
“雲彩和風在其中流動的大氣，都是地球的一部分，當地球轉動時，會帶動雲彩一起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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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勃然大怒說：”燒了他！燒了他！燒了他！‘於是，熊熊的烈火映照天空...。
“很痛苦吧，布魯諾！如果你願意承認你的邪說是錯誤的，那我倒可以賞你個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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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主教可能認真認為布魯諾傳播的天文學說（主要是哥白尼的日心說，不過可能視野更廣）是錯誤邪說，而且布魯諾可能是出於惡意要破壞基督教才會這麼做。於是，主教決定把布魯諾送上火刑柱。我猜想，那位主教平時未必總是這麼野蠻、兇暴。只是，在面對像布魯諾這麼“邪惡、可怕”的人物時，他認為自己必須殘忍，因為那是維護“正義”的不得不的辦法。
主教詮釋了什麼才是天文真理，又什麼才是維護正義的手段。當然，他也詮釋了布魯諾的行為動機。通過這一系列的詮釋，他產生了他的決定。這個決定，從今天的世人眼光來看，當然是錯誤的、不應該的。問題是，從當時的這位主教的觀點，他是在維護正義，是在做不得不做的事情。
布魯諾被送上火刑柱，不僅源於他提出的天文學見解，更因其挑戰了當時藉著地心說而被增強的宗教權威。這與革命中的敵我分立如出一轍：當某種詮釋被絕對化、排他化，反對者就可能必須被清除，而這種排他性正是流血的根源。
類似的故事其實一再上演。當早期的中國共產黨員在共產革命過程中遭到逮捕、殺戮的時候，從共產黨員一方來看，這是讓人無比痛心的事情。但是，從那些殺戮者來看，卻也可能是不得不的作為。台灣發生的白色恐怖，其實也是大體類似的故事。
認為殺戮是“不得不”的認知，背後其實有許多的襯墊，是有一套結構性的支撐力量，否則它就會比較容易被改變、被說服調整。但是，因為有一整套的思維習性，乃至利害關係支撐，要調整就很難了。
再舉例來說，父母打孩子，往往也是認為：不打怎麼行，不打孩子就完蛋了。於是，就只好打。問題是，同樣面對孩子的調皮、搗蛋，現代化社會裡，特別是西方社會裡，往往採取不同的對待模式。簡單說，不太用打罵，而採取說服，或者暫時聽之任之，寬容以對；只在適當時機再說之以理。重要的是，如此一來，孩子比較不會因此形成一種自我否定的態度，變得頹廢、消極。
我們知道，邱吉爾青少年時期表現就很“頑劣”，而希特勒則曾經是個很“正經”的青少年。只是，他們在歷史上得到的評價卻似乎恰相反。那麼，面對頑劣的邱吉爾，中國家長們又會怎麼去教育呢？又會作何感想呢？
不同的文化習性，會對事情的“問題性”做出不同的詮釋，也有不同的反應模式。而事情的結果也會因此很不同。
傳統中國社會傾向僵硬、狹隘地看待事情的對錯、善惡，並且因此做出傾向嚴厲的處理，包括傾向嚴厲的懲罰。而在面對政治異議者的時候，中國人也會傾向嚴厲以對，缺少寬容，缺少人道精神。由此，遂使問題的處理常常偏於過嚴。但是，卻往往並不能帶來對社會整體的長期效益。
我們知道，在清末太平天國之亂最末的1864年，清朝軍隊在進入南京城的時候，接到了曾國藩的屠殺命令，造成南京城再一度遭到大屠殺的悲劇。曾國藩會這麼做，很可能也有其“不得不”的理由。這種思維模式可能有其生成的理由，甚至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它至少反映出這樣的社會的弊病：讓大殺戮顯得不得不，必然反映社會結構存在嚴重的矛盾。結構矛盾是殺戮的成因，也使殺戮變得“合理”。但是，殺戮本身很可能又使結構矛盾深化，而需要未來再做“平衡”。
結構矛盾需要通過理性批判來及早指出並及早調整，否則就會是未來衝突悲劇的潛在成因。問題是，如果理性批判被詮釋為詛咒或反叛，是不可容忍的行為，那麼，通過理性批判進行結構調整的希望也就會落空。從而，血腥革命也就只能是必然。
革命，在人類歷史中似乎總是交織著希望與絕望。它常被視為改變命運的契機，但也經常以流血為代價。革命的歷史教訓讓我們認識到：只有在矛盾激化前，以開放的態度包容異議、用理性的詮釋化解分歧，我們才能避免血腥的宿命。願未來的改革不再以生命為代價，願人類的進步在和平與理解中得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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