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政權雖源於西方馬克思主義，卻在實際運作中深度吸納了中國傳統極權文化的資源，完成了某種文化政治的混血結構。這些文化元素不是純粹的歷史遺跡，而是被重新激活、利用，構成一套新極權的合法性話語。

我試著指出以下幾方面的傳統文化可能與中共極權體制之間存在關係：一、皇權主義與中央集權的傳統；二、士大夫菁英主義與庶民政治排除；三、倫理本位的集體主義與個體抹消；四、群體懲罰與鬥爭文化的歷史遺緒。下面再就此稍作鋪陳。

一、皇權主義與中央集權的傳統

中國自秦以降建立起「皇帝專制」與「中央集權」的政制傳統，是世界歷史上最早、也最持久的中央集權體系之一。這種制度不僅表現在行政架構上，更滲透進人民的政治認知與文化心理。

文化心理方面：民眾習慣將「天下」視為由一人主宰的整體，將權力集中等同於秩序與安定。

語言上的慣性：如「治亂興亡」總是圍繞「君主是否英明」而非制度本身。

政治習慣：強人崇拜與「天下歸一」的理想，使得「分權制衡」、「在野制衡力量」難以在歷史上生根。

中共如何繼承與利用：毛澤東本身就塑造為類皇帝的「萬歲」領袖，其後雖經改革，但集權傾向仍持續存在。

習近平時期取消任期限制，復辟個人崇拜，更直接呼應了傳統皇權模式。

地方政府仍然「層層服從」中央，「命令－服從」結構強烈，難以形成地方自治或政策多樣性。

二、士大夫菁英主義與庶民政治排除

中國傳統政治以科舉與儒家學養為主導，形成「士大夫治國」的文化。這種制度看似開放，但實則形成了一套嚴格的菁英過濾機制，將庶民排除在政治話語之外。

士大夫菁英意識：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自居，對庶民有強烈的「教化－服從」階級意識。

知識與權力壟斷：政治判斷與公共決策只屬於少數「有德有才」之人。

「庶民無政治」的傳統：百姓只能是「順民」或「刁民」，不具「公民」身份。

中共如何繼承與利用：中共建政後雖表面推翻舊菁英，實際上建立了新的「黨內士大夫」：靠黨校、內部升遷、意識形態忠誠來篩選統治者。庶民仍缺乏制度參與管道，人大代表與基層選舉幾近形式化。當代知識分子也多被納入「體制內」，維持政治與意識形態的精英壟斷。這使得「民主參政」、「公共監督」等概念難以生根於人民文化中。

三、倫理本位的集體主義與個體抹消

中國傳統社會並未發展出強烈的個人主體觀，而是以家族、宗族、群體為倫理單位。這是一種「關係式倫理」：個人的道德與價值，必須依附在某種集體角色中才有意義。

孝道為中心：人需首先對父母盡孝，對宗族盡責，對君主效忠。個人不能脫離關係而存在。

羞恥文化壓力：不僅對自己行為負責，更對「讓家族蒙羞」負責。

服從為美德：忠誠、服從、合群勝於獨立、創新與反思。

中共如何繼承與利用：中共以「集體利益」之名要求個人服從國家，革命年代更進一步要求個人「犧牲一切」為黨而生。今日依然強調「國家整體利益高於個人」，例如疫情封控時的「大局為重」，就直接動員此文化心理。批評政府被視為「背叛群體」、「不愛國」，個人良知與集體一致之間沒有對話空間。這也導致言論自由、個人權利等「自由主義式價值」難以與傳統文化兼容。

四、群體懲罰與鬥爭文化的歷史遺緒

這是指中國歷史文化中，對待衝突、異見與權力鬥爭的方式，往往傾向於『整體連坐』與『消滅異己』，而非依法處理、保障個體權利、尊重異議。這樣的傳統模式，深深影響了中共極權體制的運作邏輯。

「群體懲罰」的文化根源：中國古代法律長期有「連坐制」，也就是一人犯法，親族、村落、同僚都可能受罰。例如秦朝的「株連九族」，明清科舉作弊者，家族也遭連累。這種做法背後的邏輯是：要建立對全體的「預防性恐懼」，讓人自我約束並互相監控，維持統治秩序。

這種思維在中共政權中延續。例如：反右運動中「牽連家屬」：一人被打成右派，配偶、子女都會被「戴帽子」。文革中的「破四舊」「揪家庭出身」：地主、資本家子女即使沒有個人問題，也要被鬥、被限制升學。今日新疆維穩體制：只因親屬在國外或使用WhatsApp，就可能全家進再教育營。這種「以族群關係而非個體行為為懲罰依據」的模式，正是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倫理本位 + 官本位 + 安全本位」混合出的結果。

「鬥爭文化」的歷史延續：中國歷代改朝換代幾乎都是暴力革命式政權更替（非選舉），不講妥協、不講協商，而是講「你死我活」。從楚漢相爭、五胡亂華、南北朝互殘、唐武宗滅佛、明清黨爭，一直到清末戊戌政變、辛亥內戰、國共內戰，鬥爭、清算、肅清，成為政治常態。

中共承襲這套鬥爭邏輯更是變本加厲：毛澤東說：「與人鬥，其樂無窮」；政治上依靠「整風」、「鬥爭」、「清洗」來維持純潔；文革時代學生可「革命造反有理」，暴力批鬥老師、父母。今天的體制內，仍存在激烈的內部競爭、相互監視與政治鬥爭文化。這種文化並非憑空生成，而是歷史上長期以來對衝突「以敵我劃分、零和對抗」的制度性學習結果。

這樣的文化遺緒讓極權主義的運作更順利：「群體懲罰」讓人害怕說真話，因為會牽連家人；「鬥爭文化」使社會無法產生信任與合作的民主土壤。

五、結語

若不指出並反思以上這些傳統文化的陰影，我們就很難理解中共極權為何在中國得以運行，也難以想像未來中國走向自由民主需要克服什麼結構性障礙。

至於中共在執政前呼籲的「民主」與「平等」，乃至「翻身」…等的訴求，現在顯然都已經被束之高閣。「維穩」似乎成為第一要務。而維穩的進一步深意，是不是維持中共的統治政權呢？但是，無論如何，中共顯然已經變質、已經放棄當初在野革命時提倡的諸般理想，卻仍然能繼續維持其統治政權。這依靠的又是什麼呢？還是共產主義原則嗎？恐怕更多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維繫力量。利用上述那些傳統文化特質，讓中共能夠維繫起碼的統治正當性。當然，也許同等重要的是中共在「經濟上的成就」，儘管這種經濟成就潛在有很多問題。

譬如說，中共地方政府靠土地財政維持其運行與發展。這種土地財政事實上在一定階段也可能促進了地方的繁榮景象。所謂基建狂魔的成果，部分也與這種土地財政有關。問題是，土地財政之所以有效，重要的是「土地國有」的基本結構與允許政府賣地的做法（說是賣地，需要更準確的定義。此處不贅）。但是，政府賣地的做法不可能長久持續。而資源分配的明顯不均，導致產生廣大貧困工農大眾，他們極度缺乏購買力。這又導致供需失衡，供過於求，以致經濟萎縮，而且是通縮型的萎縮。此刻的中國大陸正在面臨考驗。中美貿易戰爭和新冠疫情的影響其實只是加速中國經濟萎縮的速度。中共能不能渡過這次的經濟危機，很難樂觀。而當經濟下行的時候，中共的統治正當性會面臨遠更嚴峻的考驗。連傳統文化也很難為這種局面進行辯護。

在上述傳統文化與中共專制統治模式關係的討論中，我並沒有特別點出儒家思想的作用。儒家思想在傳統文化中可能扮演著微妙的角色。如果傳統文化對專制體制有維護的作用，儒家思想在其中當然也有作用。不過，儒家思想可能有點像是傳統中國社會結構的潤滑油，可能避免專制制度淪於過度高壓，過度粗暴，而激起被統治者強烈的反抗、抵制。如此，卻可有利於專制體制的延續。而儒家的正面形象，在面對對傳統中國政治制度的批判時，也可以產生緩頰或美化的效果。在相當程度上，儒家被專制皇權所利用，甚至被扭曲。而陽儒陰法中的「法家」權術操作則隱於儒家身後，可減少被論者指摘，或者被人民察覺，而激起反感。

再跳開來看，傳統專制體制也可能部分是由於統治者在缺少關於統治模式的想像空間的限制下，基於舊路因循(path-dependence)原則，自然選擇的統治途徑。也就是說，他們想像不出，除此以外還有什麼真正好的統治途徑，所以「自然」選擇了專制統治。

但關鍵是，也沒有任何傳統中國思想家嘗試提出專制統治以外的可能模式。大概清朝初年的黃宗羲算是少數較例外的一位。但是，那也只是曇花一現，轉瞬即逝。要等到清末西學漸行，少數中國人才開始有了比較明確的民主制的觀念。而別看五四運動時「民主」一詞好像喊聲震天，這也就像八九民運一樣，其實也就是知識菁英們的呼聲。在廣大的人民大眾中，仍然只是少數人的觀念。而且，即使是在中國知識分子中，民主制也未必就真的普遍獲得肯定。中國知識分子中，任何時候都不乏仍然堅持傳統中國政治模式的人。所以，六四槍聲一響，民主呼聲瞬間熄火。民眾中當然有人不服，但是，不服的人口比例顯然只是少數。所以，鎮壓顯然有效。很多人也輕易就被說服，相信當初的鎮壓帶給中國日後三十多年的好光景；似乎多數中國人也被說服相信當初中共的做法是對的。

傳統文化成為維繫中共當前統治正當性的重要槓桿。這是很弔詭的一件事。中共其實是以反傳統文化起家的，現在卻靠著傳統文化續命。

現在的中國人既不需要像當初魯迅那樣，激烈反中國文化傳統，卻也沒必要為了維護中國文化傳統而（在無意間）肯定中共的統治正當性。趁此機會，深入檢視中國文化傳統中的弊病，理性檢討，尋求改進，這應該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義不容辭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