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貼出「家國同構的倫理結構與對人格權威的順服：再論中國文化傳統」一文，網友藍田先生一如既往地提出了反駁意見（見附錄。由我代為分段）。他提到中國社會早期比較是「族天下」的聚落狀態，而家庭並非基本單位，似乎暗示說「家國同構」之說與早期中國的實際歷史發展並不相符。我的回應如下。

即使早期中國社會確實是「族天下」，也不影響我們指出後來歷史發展中，家族倫理逐漸轉化為國家治理邏輯的事實。換言之：他講的可能是歷史起源（起點），而我講的是文化結構（現象）。兩者層次不同。

而藍田先生似乎避談當代極權與文化心理間的關係，這可能會把問題重點模糊化。

現在的問題不是「孔子怎麼想」，而是現代中國人是否仍以孝道式的倫理順從權威、把國家當父親。中共正是利用這種情感，使「不愛國（黨）=不孝」的情緒動員變得有效。

孝道被內化為倫理義務，其核心是「服從長輩」；若國家象徵為「父」，則對國家權威的批判容易被視為道德上的叛逆。這正是極權體制得以穩固的文化條件。

藍田先生引述了許多人類學、歷史學的資料，展現其博學多識，我很佩服！但實際上他還是可能犯了幾個邏輯謬誤與論點錯置。

我從未主張中國家庭倫理是極權統治的唯一或直接根源，也沒有要簡化歷史演變過程。我關心的重點是：儒家孝道文化與社會結構塑造出了一種「服從權威者即是道德」的心理傾向，而這種傾向如何在中共統治下被重新編碼與強化，導致「愛國」與「愛黨」高度重疊，甚至被視為一種孝順的延伸。

他從舊石器時代談到族群、再談孔子與貴族宗法，這些當然在史學上有討論價值，但無論孔子的孝道最早是否主要針對貴族，它都已經歷了長期的制度化與普及化，尤其從漢代以後，孝道就被國家政權有系統地普及到庶民社會，成為中國人倫理人格的核心組件。這個歷史演變是真實的，不可能用孔子時代的原初背景來否定後世形成的文化心理。

此外，家族、宗族、家庭，無論其起源多麼複雜，事實上在中國社會都內化為一種以血親和長幼為中心的倫理秩序模式，而這種模式在歷代王朝治理中被用來作為人民服從國家、百姓服從君主的情感與道德基礎。這才是我在談論「家國同構」時的重點。

他提到「家庭並非最早的社會基本單位」，但這其實與我論點並不衝突。我的重點是：中國文化中的政治想像，習慣把國家視為一個大家庭，把君主視為父親或祖先，這種家國類比正是極權主義能夠在中國文化中找到情感與道德共鳴的原因之一。這不是抽象的人類學問題，而是政治文化與權力意識形態的問題。

藍田先生的回應其實並未正面回應我文章所談的核心問題——也就是中國人心理文化中「家國同構」的內在邏輯如何與極權主義共生的問題。

我很樂見繼續這個討論，但也希望大家能聚焦在這裡問題的核心：為什麼中國社會中服從權威的倫理傾向如此強大？而這種文化心理又是如何被歷代政權，特別是中共，利用來維持統治正當性的？這恐怕比追溯孔子所處的「族制」是否是最小單位來得更具現實意義。

附錄：藍田先生的回應文

版主這篇文章把中國式家庭倫理當成中共極權的心理根源，這說法可能最早來自於某些早期西方漢學家所說的中國人把父母當成上帝，然而這觀點過度簡化了儒家孝道思想的歷史演變過程，「把父母當上帝」大概只適用於滿清皇帝教育皇儲卻不適用於歷史上大多數中國人。

首先必須釐清一個人類學最基本觀念，家庭成為人類社會最基本單位並非出於人類生物本能，多數動物都有的此項生物本能卻在史前人類大腦進化過程中被抹除掉，史前人類甚至不了解性交與生小孩之間的關聯，新石器時代母系社會採取對偶婚制(大家用google查詢即可得知恕我不多做解釋)，六千年前進入父系社會後大家所認知的家庭才真正出現，在此之前人類社會最基本單位是舊石器時代漁獵生活的「隊群」，進入新石器時代農業生活後「隊群」轉為定居的「部落」，「隊群」和「部落」的人數上限是150人，150人正是人類團體不必依據強制規則例如法律光憑人際關係情感就能維持社會秩序的上限。

解釋這一堆人類學理論是為了說明已進入父系社會的上古中國直到孔子時代以前最基本社會單位仍是「部落」而不是家庭，所以中國不同於古埃及和古巴比倫一進入文字時代就以家庭為最基本社會單位，殷商王朝稱「部落」為「族」，這不是說當時中國不存在家庭而是說家庭只是基本社會單位「族」的一部分，後人說西周到春秋時代周天子封建制為「家天下」其實應稱為「族天下」，周公建立的宗法制度是在基本社會單位「族」的背景下為了強化貴族家庭政治權力繼承關係所定的制度，孔子正處於最基本社會單位由「族」轉變為家庭的春秋與戰國之間，孔子維護周公的宗法制度反對當時正發生的最基本社會單位由「族」轉變為家庭的傾向，所以孔子所強調的孝道僅適用於貴族而非秦朝以後適用於所有平民百姓的孝道，而且孔子的孝道也不是主張家庭為最基本社會單位而是主張為了強化貴族政權繼承必須強化「族」裏頭的家庭。今天時間有限先到此為止有空再繼續。(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