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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11/17 08:11:22瀏覽29|回應1|推薦0 | |
一、我們是否低估了問題的嚴重性? 最近,我和一位昔日學生討論羅大佑的政治言論。他有些無奈地對我說:「老師最後都會回到抗中保台的論述,有點無言。」 我回應他:「抗中保台確實是我的核心關注議題。我認為你可能低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我自己其實大概不會使用「抗中保台」這種撮詞,我比較會說是「反中共!護台灣!」。這個細節暫不贅論) 事後,我反覆思考這句話。 我忽然想到,「低估問題的嚴重性」可能正是當前台灣社會一個非常值得重視的問題。 有些人主張兩岸和平,認為不必過度擔憂中共的威脅。我也希望和平,而且相信絕大多數台灣人都希望和平。 但是,希望和平是一回事,正確評估威脅則是另一回事。 如果我們因為渴望和平,就傾向相信對方不會採取極端手段,那麼,這種和平願望反而可能成為我們認識現實的障礙。 二、羅大佑對林宅血案的判斷,透露了什麼? 最近,羅大佑在接受訪問時談到1980年的林宅血案。他認為這起血案不是蔣經國所為,而懷疑是美國卡特政府及中央情報局(CIA)策劃的。 他的理由之一,竟然是認為「華人圈做不到這麼殘忍的事情」。 這個說法讓我相當驚訝。 林宅血案至今尚未查明真正的幕後主使。但是,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的調查發現,林宅當時受到情治機關嚴密監控,相關監聽資料遭到銷毀,當年偵辦過程也存在排除國家涉案可能性的重大問題。後來監察院的調查,更指出情治系統曾有阻撓偵辦、誤導調查等重大違失。 因此,我認為當年威權統治當局涉案的可能性極高(至於蔣經國本人是否下令,仍須有進一步證據才能確定)。也許我要進一步指出:我的這種判斷,是在我仍然算是泛藍成員的時候就已經形成。我是以一種無奈的心情準備接受這種殘酷的「事實」(這裡的殘酷,指的是對我這種當時親藍的人士來說,要承認這種殘暴行徑是源於國民黨政權,很殘酷)。 但是,羅大佑卻以「華人圈做不到這麼殘忍」作為排除蔣經國涉案的理由。 這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推理? 我想,它反映了一種值得注意的心理現象:人們經常以自己對人性的想像,來判斷別人可能做出什麼事情。 如果我認為某種行為太殘忍、太沒有人性,就可能進一步認為,某些我認同的人不可能做出這種事情。 可是,歷史上有多少殘酷的政治迫害、屠殺與暴行,不正是人類自己做出來的嗎? 納粹的大屠殺、史達林時代的政治清洗、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以及柬埔寨紅色高棉的暴行,哪一件不是人類所為? 難道我們能夠因為自己無法想像,就認為這些事情不可能發生? 問題不在於中國人是否特別殘忍,也不在於美國人是否比較沒有人性。問題在於:當權力缺乏制衡、意識形態凌駕人性、政治目的被視為高於一切或認為情勢到了徹底失控的時候,人類就可能做出遠遠超過一般人想像的殘酷行為。 這才是我們應該從歷史中學習的教訓。 三、善良的人可能特別容易低估邪惡 我想進一步提出一個觀察。 有些人並不是不關心政治,也不是不重視自由與人權。他們可能只是對人性抱持比較樂觀的想像。 他們相信,即使政治立場不同,人總還是有基本的良知;即使是威權統治者,也不至於毫無底線。 這種想法在一般人際交往中,未必不好。 但是,當我們面對的是高度集權、缺乏監督、甚至把政治鬥爭視為生存法則的統治體制時,這種想像就可能相當危險。 社會心理學有所謂「正常化偏誤」(normalcy bias),指人們面對重大災難的警訊時,往往傾向相信一切仍會維持正常,因而低估災難發生的可能性與嚴重程度。 我認為,政治判斷也可能出現類似現象。 我們習慣了和平生活,就以為和平會一直存在。 我們習慣了民主制度,就難以想像自由可能突然消失。 我們習慣了政府受到法律約束,就以為任何統治者都不可能毫無顧忌地濫用權力。 然而,這些想法可能只是把我們熟悉的生活經驗,錯誤地投射到另一種政治制度之上。 四、我們是否也在以自己的道德底線,想像中共的政治底線? 這正是我最擔憂的問題。 有些台灣人認為,中共雖然是威權政權,甚至是有極權傾向的政權,但總不至於對台灣人太壞。 有人認為,兩岸畢竟同文同種,中共不可能殘酷對待台灣人民。 也有人認為,即使台灣被中共統治,生活可能受到一些限制,但大致仍能維持正常。 我不能說所有抱持這種想法的人,都完全沒有理由。 但是,我想問:這些判斷究竟建立在什麼基礎上? 是根據中共的歷史紀錄、政治制度與實際行為?還是根據我們對人性的期待? 我們不妨回顧中共建政以來的歷史。 從土地改革、反右運動、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到1989年的六四事件,再到近年香港政治自由受到大幅限制,以及新疆的人權爭議,中共的統治紀錄,難道還不足以提醒我們必須謹慎? 說到香港,下面這個情況可能很值得注意:有人以香港為例證明中共不足以賦予信任。但是也有人拿香港為例,試圖證明:看,中共統治下的香港,不是照樣繼續繁榮,人均所得還是那麼高,哪有什麼問題?只要不像黎智英那樣專門搗蛋怎麼會有事? 香港的例子是可以再做深入討論。不過,此刻香港的繁榮,會不會是刻意被堆高起來的呢?又或者,它會不會因為是樣板,又是主要外匯來源,甚至是重要的洗錢場所,所以必須維護它的經濟優勢?重要的是,原本的香港人,現在究竟做何感想? 以上這些事件的歷史背景、發生機制與責任程度固然各有不同,但是,它們至少顯示了一個共同問題:當政治權力缺乏有效制衡時,統治者可能為了維護權力與實現政治目標,讓人民付出極為沉重的代價。 我尤其在意的是,中共並不是一個可以由人民透過自由選舉和平更換的執政黨。 在民主制度下,政府即使犯下重大錯誤,人民仍然有機會透過選舉、司法、新聞監督及公民運動加以糾正。 但是,在中共的政治體制下,這些糾錯機制受到根本性的限制。 這意味著,一旦台灣失去民主自主的地位,人民將很難再憑自己的力量恢復原有的自由。 五、最大的危險,是錯誤發生後已經無法挽回 我並不主張中共必然會採取最極端的手段,也不認為兩岸戰爭不可避免。 我所強調的是:面對如此重大的政治風險,我們不能只考慮自己最希望出現的結果。 這裡涉及一個重要的風險判斷原則。 某種災難即使不是必然發生,只要它發生的可能性不可忽視,而且一旦發生便會造成難以挽回的後果,我們就有充分理由及早預防。 譬如,一棟建築物可能發生火災,我們不會因為相信火災不一定發生,就認為不必設置消防設備。 一個國家可能遭受侵略,我們也不能因為希望和平,就認為不必建立國防能力。 對台灣而言,這種風險尤其嚴重。 因為我們所面對的,不只是某一次政策失誤,也不只是某幾年的經濟衰退,而是整個民主政治制度與人民自主權利可能遭到根本改變。 我最擔心的是:有些人直到失去自由,才真正理解自由的價值。 但是,那時候恐怕已經太遲了。 六、不要把警覺誤認為敵意,也不要把樂觀誤認為理性 我知道,「抗中保台」這四個字,在某些人聽來,可能已經變成一種政治口號。 我也承認,台灣有些政治人物可能過度使用這個口號,甚至將它當成政黨鬥爭的工具。以我個人來說,其實我會比較考慮使用「反中共!護台灣!」這種口號。不過,這是另外一個較細的議題,此處暫不多贅。 無論如何,政治口號可能被濫用,並不代表它所指涉的問題就不存在。 我們不能因為不喜歡某些人的表達方式,就忽略了真正的政治風險。 同樣地,我也不認為凡是主張兩岸交流、反對戰爭的人,就是親共人士。 相反地,我相信其中許多人是真誠希望台灣和平、安全與繁榮。我尊重這種願望。但是,我想提醒的是: 和平不能只建立在我們對對方善意的期待上,更必須建立在對現實的正確認識,以及足以防止侵略的制度與力量上。 我們可以對中國人民懷抱善意,可以欣賞中國文化,也可以期待中國社會有一天走向民主自由。 但是,這些善意與期待,不應該妨礙我們清醒認識中共政權的制度特徵與歷史紀錄。 七、結語 真正的理性,不是相信災難不會發生,而是有能力防止災難發生。 回到我和學生的對話。他覺得我最後總是回到「抗中保台」,似乎有些無奈。我能夠理解他的感受。但是,我也希望他能夠理解,為什麼我如此在意這個問題。 我並不是認為台灣所有問題都可以歸結為中共威脅,更不是認為只要主張抗中保台、反共護台,就可以不必檢討台灣自己的政治缺失。 台灣的民主制度當然仍有許多問題,執政者也必須接受嚴格監督。但是,這些問題與台灣是否能夠繼續維持民主自主,並不是同一個層次的問題。 前者是民主制度內部需要持續改善的問題;後者則涉及我們是否還能保有民主制度本身。 我希望台灣人不要因為厭倦政治爭論,就逐漸失去對重大威脅的警覺。 更不要因為自己心地善良,就相信所有掌權者都會遵守同樣的道德底線。 人類歷史一再告訴我們:有些災難之所以發生,不只是因為有人蓄意作惡,也因為太多人不願相信災難真的可能發生。 我當然希望自己的悲觀判斷是錯的。 如果中共未來放棄武力威脅,尊重台灣人民的自由選擇,我會非常高興。但是,在那一天到來以前,我寧願保持警覺,認真防範可能發生的災難。 因為,對於可能失去自由的風險,過度悲觀或許會讓我們多做一些準備;過度樂觀,卻可能讓我們失去準備的機會。 而有些錯誤,一旦發生,就不再有重新選擇的餘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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