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貼出“從台灣赴陸藝人所面對的「PUA處境」，論其政治與文化認同的形成——以羅大佑為例”一文，從前曾經的學生WJ做出回應，提出幾點商榷意見。

我對WJ的思考深度與態度的誠懇，沒有絲毫懷疑。但是，我的一些重要的想法確實和他有相當出入。而我認為，WJ可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反映某些泛藍人士的想法，一種批評綠營、批評台灣現狀的想法。我覺得有必要再做出我的商榷性回應。

下面是我的幾點相應的想法。

一、現在的台灣變得是非標準不一？

WJ在回應中提到：“在賴清德主政以及「洋流」的聲勢下，台灣似乎變得是非標準不一”。我確實相信，當前台灣社會存在「是非標準不一」的問題。不過，這個問題的成因，恐怕被誤認了。它不是綠營單方面造成，和賴清德的關係也有限。

是非標準不一，具體來說，核心爭議涉及要不要維持某種中國認同、中國中心主義思維，及與此相關的天朝上國思維。

有人提倡台灣中心思維，迄今未能成為台灣的普遍共識。至少，藍營民眾對此抱持強烈反感。這也就是是非標準不一的根本問題所在。

我以為，中國中心思維、「天朝上國」思維其實會傷害中國廣大民眾。且不論這種看法是否屬實，近代中國確實曾經強烈宣揚夾帶天朝上國思維的中國中心主義思想，以此教化大眾。兩蔣時期的台灣，也以類似的思維教化台灣民眾。而且，那是藉著威權統治，把這種思維以「文化專斷」(cultural arbitrary)的形式來推廣。是嘗試把可能的異議強力壓制，把所要推廣的思想強行刻印在大眾的心中。也就是說，大家可能感覺當時社會的是非標準很單一、很統一，問題是，那是威權統治下的結果。異議並非完全不存在，只是難以冒頭。

威權時代塑造的統一思想，至今仍然在部分台灣民眾心中存在。也許事實上是普遍存在，只是深淺程度不同。當然，在藍營民眾心中很可能最濃厚。而當綠營嘗試提出新的、不同的思想觀點時，就激盪起爭議、衝突。重要的是這是真實的爭議，是真實的基本價值衝突。但是，爭議不能由藍、綠片面承擔責任。

現在的我，對「中國中心」思維是反感的，對「天朝上國」思想也是反感的。我認為這種思維不只是危害台灣福祉，也危害廣大中國人的福祉。（當然，一般中國人大概不接受我後面這個說法。這需要做深入的討論）

總之，當前台灣會出現是非標準不一的問題，是一個從思想壓抑到解放而缺少適當收束所衍生的問題，比較比較是屬於變遷過程中呈現的問題；而也是因為真存在價值爭議，且問題容易被表面化的結果。而不是誰製造了爭議、誰讓是非標準陷入混亂。

我們應該是要去釐清這個是非爭議，而不是要求抑制相關的爭議。

二、台灣現在的氛圍下大家不敢說真話？

我同意，民主社會不只是容許人民投票，更應該保障不同意見的自由表達。

如果有人因為政治立場不同，就遭到網路霸凌、人格羞辱，甚至受到不合理的職業壓力，當然值得批評。

但是，我們還需要區分兩種不同的情況。

一種是有人因為發表政治意見，而受到其他人的批評甚至圍攻。

另一種則是國家利用公權力，限制人民發言，或透過行政與經濟手段迫使人民服從。

兩者都可能產生寒蟬效應，但制度性質與嚴重程度並不相同。

而且，言論自由也包括他人反駁我們的自由。不能因為自己的言論受到批評，就直接認定言論自由遭到剝奪。

我們需要檢驗的是：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誰施加了壓力？使用什麼手段？造成什麼後果？

我確實也相信，台灣社會可能存在某種寒蟬效應。最明顯的事實是，我們許多網路群組裡，大家相約不談政治。我自己所在的多個群組就都有這類禁忌。我常常是那個打破（或應該說是違反）禁忌而被警告的一員。

不過，不同的群組，其實各自有不同性質，有些比較多偏藍，有些比較多偏綠。這是從日常的言行觀察而得。總之，大家是為避免傷害和氣而避諱談政治，而不是因為談政治會觸犯權力者的忌諱。

同一個群組內部卻存在議題禁忌，這多少表示群組不是完全水乳交融。但是，值得慶幸的是，並不是因為單一權力者的壓迫，才造成言論禁忌。

我其實不敢說台灣社會究竟有沒有某種程度的言論立場禁忌，是在法律之外的無端壓迫。但是，至少我自己不曾感受到。

這個話我也許要再稍加澄清。在我讀大學的時候，有時候，我們和大學老師們談起現實政治時，老師會壓低聲量說話；常常還刻意伸出一根手指，壓著嘴唇說話。這是在告訴我們，這些話不能外傳，怕出事。這是戒嚴時期的狀態，是真實的禁忌。而我也有幾個學弟，真的遭到過警總打壓。那是實實在在的政治禁忌。

無論如何，現在的台灣比從前的台灣（兩蔣時期的台灣），氣氛上已經放鬆了太多。但是，在我看來，現在反而是藍營很喜歡攻擊綠營政府，說他們獨裁、壓迫...。我與其相信這是在描述當下的客觀真實，我毋寧比較相信，那主要是一種政治對抗的手段。

一個最簡單的道理是：現在的國會掌握在藍營手中，如果綠營有任何非法壓迫的事實，都可以在國會中反映，讓大眾知曉。這就相當程度排除了存在明顯違法操作的問題。

台灣的外省人和藍營人士，很多人現在可能有一定程度的不平心理，或憂慮被綠營歧視或不公平對待。我甚至會大膽估計，這種不公平對待的問題很可能存在。但是，處理的方式，應該是針對確定的個案事實，做出改正。籠統、抽象地否定，對台灣社會的和諧、福祉，恐怕沒有好處。

三、台灣存在領袖崇拜？

政治人物受到歡迎，是否就代表社會出現領袖崇拜？很可能是未必。把「洋流」受到歡迎的現象，與過去高呼萬歲的領袖崇拜相比較，恐怕是過度推論。

領袖崇拜的潛在可能性是一個值得警惕的問題，但不能只憑政治人物受到熱烈支持，就認定已經形成領袖崇拜。

政治人物受到歡迎，可能出於個人魅力、政治理念、選民期待，也可能出於對其他政治人物的不滿。

真正值得警惕的領袖崇拜，應該是支持者逐漸失去獨立判斷能力，不願檢驗領袖的言行，甚至認為批評領袖就是背叛群體。

因此，我們應該進一步觀察支持者是否具有這些特徵，而不宜只憑支持熱度就作出判斷。

四、一點感慨

WJ的這些留言，最值得深入討論的，其實可能不是他對「洋流」的好惡，而是他如何從個人對政治人物的負面印象，進一步推論整個台灣社會出現「集體迷失」。

這中間存在一個很大的推論跨度。

他可能確實觀察到某些支持者缺乏批判精神，但要把這種觀察擴大為整體社會的問題，還需要更充分的證據。

而且，他使用「領袖崇拜」、「小丑」、「集體迷失」等語言，可能反映了他對政治現象的強烈不滿，卻不能代替對具體政治表現的分析。

我認為，最有意義的對話，不是誰要說服誰改變政治立場，而是雙方能否共同檢驗自己的論證方式。

我想問如下的問題：說「洋流」的支持者可能因為政治認同而失去批判能力，我們是否也可以反過來問：反對「洋流」的人，會不會同樣因為政治認同，而傾向把他的言行都作負面解釋？

這個問題不預設任何一方必然正確，卻能把討論帶回我原文最重要的主題：政治認同如何影響我們理解現實，以及如何透過自我反省，避免被自己的認同所支配。

附錄——WJ的回應：

昨天我也聽了羅大佑的這場專訪。不過，他並未討論藝人赴大陸發展的問題，而是指出，在賴清德主政以及「洋流」的聲勢下，台灣似乎變得是非標準不一，而且出現了一種讓人不太敢說真話，還有只要提出不同的看法，就可能遭到出征的氛圍。

平時我也對政治不太有評論，但藉老師的這個版面，說說我對洋流的看法。請老師不要介意。

這幾個月以來，隨著洋流聲勢崛起，一時之間，舉國上下似乎都在為這股「溫暖的洋流」歡呼雀躍。

但在我眼中，那裡站著的不是一位暖男在展示自己溫暖、親切的新衣服，而是一位即使脫光了衣服，也要堅持維持暖男人設的政客。

儘管高舉一塊又一塊民主與理性的遮羞布，試圖掩蓋自己在城市治理論述上的空白，卻絲毫掩飾不了自己以前把不同意見者打成敵人的攻擊性。

他花了五個月的時間投入這場選舉，從頭到尾似乎只做了一件事：表演。表演自己的暖男形象。至於一個重要的問題，他始終沒有好好回答：如果當選臺北市長，究竟打算如何治理這座城市？

臺北市長不是一個只需要展現政治立場、經營個人形象的職位，而是一個必須處理具體城市問題的事務型公職。市長需要公共治理的經驗，需要處理具體而微觀問題的能力，也需要知道如何運用公共政策，把理念轉化為實際行動。

然而，從他過去的政治經歷與公開論述來看，他在這方面究竟提出了哪些具體主張？對於大型城市治理，又有多少理解？似乎還未看見他展現這方面的能力。

說到底，暖男的人設可以包裝一個人的形象，卻不能代替治理城市的能力；政治表演可以吸引目光，卻不能當作市政藍圖。

我從這股政治熱潮中看到的，恐怕不只是市長人選的問題，而是一個更大的危機。

當人們只為政治人物的形象歡呼，當掌聲取代了思考，甚至對荒謬的言行視而不見時，你願意成為這場集體迷失的代價嗎？而當代價真正降臨，你還能從夢中清醒過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