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網路上浪跡多年，坦白說，我有時也不太確定自己究竟在做什麼。身邊的同事大多對網路敬而遠之，有些人從不發文，有些人甚至連「讚」都不點。相比之下，我早已成了網路成癮者，每天黏著螢幕，吸收訊息、和人辯論。這是浪費時間嗎？我倒也不這麼覺得。相反地，我覺得自己的智慧也因為網路討論而成長。當然，難免繞了不少冤枉路，也打過一些泥巴戰，但也因此激盪出一些想法。

網路貼文最大的好處就是「自由」。不用像學術期刊一樣層層審查，可以隨心所欲表達。有時候即便被反駁或攻擊，仍可能意外擦出火花。這種自由與碰撞，或許比專業學術體系更能孕育出新鮮的觀念。以下，就列舉幾個我自己覺得「異想天開」的想法，拋磚引玉，看看大家怎麼看。

一、兩蔣之於台灣，猶如摩西之於以色列

幾年前，我忽然冒出一個想法：兩蔣對台灣的意義，或許就像摩西之於以色列。摩西帶領猶太民族（註一），訂立律法、建立秩序，雖未必原本打算創建獨立國家，卻實際上奠定了以色列的獨立基礎。兩蔣的處境似乎也類似：他們原意也許並非要把台灣建成一個獨立國家，但歷史發展的結果卻使台灣走上了這條路。

從這個角度來看，即便兩蔣的統治有不符人道或不合民主的地方，他們至少維持了台灣免於赤化，並在名義上維持民主制的旗幟。若沒有這個歷史環節，今日台灣的民主化可能也難以落實。這點，即使是台獨主張者，也許都應該客觀看待。

我這個看法，也許已經有人提出過。不過，無論如何，我沒看到過；且這種說法就算有，顯然也並不曾被認真討論。倒是有人說李登輝是李摩西。我的想法也許部分受到這種說法的影響。當然，兩者畢竟還是有很大的不同。

二、遠離「大陸糾結」，台灣更能自主發展

英國因遠離歐陸而得以制度創新，日本因遠離東亞大陸而走上現代化，台灣過去七十年則因未被納入中共體制，得以建立民主治理與產業優勢。歷史似乎告訴我們：遠離龐大「社會網絡」的糾結，反而能獲得更大的自由空間。

事實上英國美國當前的發展瓶頸，似乎也與上述網絡束縛有關。例如，當英國成為龐大帝國後，反而被自身網絡束縛而開始衰落；美國近年陷入全球事務泥淖，也可以說是一種網絡束縛的困擾。

不過「網絡」可能既能促進發展，也能拖累發展，是有兩面意義的。問題是，中國社會的發展固然可能受到龐大、複雜社會網絡的束縛，而中國社會的「中國中心思維」更是社會束縛衍生出來的一種更深的內在束縛力量：使錯誤難以及時修正，公民社會難以成長，精英陷於「順從—迎合—內卷」的循環。這種結構性問題，很可能比外部壓力更具殺傷力。台灣也許應該特別是在這種「中國中心思維」強大的時刻，刻意與中國大陸保持距離。

三、人際關係取向 vs. 人神關係取向：對誠信人格的影響

華人社會普遍強調「別人怎麼看我」：做人要有面子、不可丟家族的臉、不要讓人笑話。個人的價值往往依附在他人眼光裡。這使得我們的人格發展偏向「向外求證」。

西方社會雖然也在乎社會評價，但同時有一個超越性的倫理框架：即便沒人看見，人也要對上帝、對良心負責。這讓「誠信」具有內在的約束力。於是，我們看到西方文化中常出現「違背良心而自責，最後選擇坦承」的角色，而在華人社會，更多的是「怕丟臉、怕被發現」的懊悔。

這種差異，延伸到家庭教育與公共生活：父母責怪孩子作弊時，不是因為「損害誠信」，而是因為「被老師發現丟臉」；企業或官員爆出醜聞時，也多半是因「失面子」而懊悔，而非因「違背良知」而痛悔。這正是韋伯所暗示的宗教文化差異。要建立健全的誠信人格，或許必須先面對這種文化上的缺口。

神，至少可以有多重不盡同的意義，可能是代表內心最深處的、有某種神聖意義的聲音，也可能是不可名狀的強大外力…。有意識地去傾聽內心深處的聲音，與之對話，很可能是一種好習慣。可能因此帶來對自己、對人性的深層理解，也可激發人的內在力量。

四、耶穌的人道主義精神的普遍啟發

我認為，耶穌與保羅所傳的福音，不只是宗教信息，更是一種精神革命：它把「人的苦難」放在核心，把「悲憫」與「救贖」結合成一種宗教性人道主義。

與佛教的慈悲相比，基督信仰的「悲憫」更帶有積極的救贖意涵──不只是同情，而是要翻轉苦難。這使基督教走出了一條與佛教不同的道路，對歷史與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

我並非主張華人社會必須複製基督教，但我相信耶穌的人道主義精神──尤其是那份積極的「救贖」態度──值得被重視。即使不信仰基督教，我們仍可以從中得到啟發，去反思如何建立更具人道精神的社會。

華人社會有著很強的「人文精神」（註二）。許多人為此而對中國文化自豪。但是，也許這還需要做進一步細究。譬如我們熟知的王陽明與曾國藩這兩位儒學大師，但是細查他們的功業，卻會讀到一些令人驚悚的細節過程，簡單說，這兩位都曾經大量屠殺過他們的敵人。他們的人文精神的表現形式，似乎有特定局限，也許可說是某種欠缺人道精神的人文精神。問題是，很少持中國中心思維的華人願意面對這種欠缺問題進行深入討論。這會不會是中國社會的一個值得檢討的面向呢？

以上就是我的幾個「異想天開」的想法。也許有些太過天馬行空，很可能也還很不嚴謹，但我相信，正是這種自由的發言與碰撞，才可能激發出真正的新思維。

註一：

關於摩西，我傾向接受佛洛伊德的相關推測，特別是他認為摩西並不是猶太人，而是猶太人族群中的外人（埃及人）。就此而言，我認為兩蔣在台灣的處境，可能也有幾分近似之處。從而，佛洛伊德推測猶太人有弒父情結（殺死摩西）；台灣人之於兩蔣，是不是也有些類似的情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