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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3/11 16:07:08瀏覽1218｜回應8｜推薦10 | |
我不是天主教徒，但是我對近代的幾位天主教教宗都懷抱崇敬。雖然我對現在的這位教宗方濟各並不熟悉，但我還是相信他是一個智慧而又仁慈的仁者。但是，他最近在接受瑞士電視記者訪問中表達的意見，讓我頗感困惑。他建議烏克蘭：勇敢地舉起白旗，和俄國進行談判。當然，理由是為烏克蘭人民著想。
呼籲和平，其實符合最多數人的期待。但是，這裡很可能有一些事關重大而又複雜、微妙的分辨工作要注意。
自從俄國入侵烏克蘭以來，就持續有不少人表達過類似的意見，大體就是要澤連斯基主動停戰，開始談判。不停戰，就罵澤連斯基，說他好戰、想做英雄、戲子愛演戲...。
我想我不必舉出實證，因為類似的論調太過常見；而且，提出類似批評意見的人還為數不少。有人嘲笑澤連斯基就是個演員，意思是他現在也是在“扮演”一個英雄領袖的角色。而為了個人要扮演英雄，於是犧牲烏克蘭人民的福祉，甚至是世人的福祉。
如果說，外人片面呼籲烏克蘭停戰、求和，其實主要是為了俄、烏以外其他人的福祉考慮，也就好比像如下設想的對話場景，A對B說：為了我們A群體的權益、福祉，你們B群體就投降C吧。這種主張恐怕完全談不上什麼正義、仁慈。如果有人以此強迫烏克蘭就範，那倒是會構成罪惡。而我相信，教宗的理由絕對不是如此。
那麼，教宗究竟為什麼要片面呼籲烏克蘭停戰呢？難道教宗認為，俄烏戰爭中，烏克蘭是罪惡的一方，所以被侵略是應該的？烏克蘭被侵略符合人間正義？
當然，這和我的認知完全逆反，所以，我無從理解這種說法。也許事情不是完全的黑白分明，也許烏克蘭不是完全無辜，而俄國發動戰爭也不是完全沒有理由（可歸責於他人的理由）。但是，無論如何，正義不會是在作為侵略者的俄國一方。
我估計教宗方濟各沒有要嘲笑澤連斯基的意思，也不至於認為侵略者的俄國是正義的一方，而被侵略的烏克蘭倒是不正義的一方。我相信他純粹是為了眾人的福祉，特別是烏克蘭人民的福祉而發聲，希望戰爭遠去，和平來臨。但是，這是不是就沒有問題了呢？
為了容易理解，我再從標題的提問切入：教宗為什麼不是呼籲普京停戰？
無論如何，普京才是俄烏戰爭的發動者、入侵者，也才是掌握著停戰行動主動性的一方。所以，論理，由普京主動停戰是最合情理的事態發展。所以，呼籲俄國方面停戰也當然有合理性。
那麼，教宗為什麼不直接呼籲普京、俄國方面停戰呢？我認為，教宗方濟各至少應該是同時呼籲俄、烏雙方停火、談判，而不宜片面呼籲烏克蘭主動求和（註一）。（教宗認為舉白旗不是投降。但究竟是不是，恐怕大家未必都會持相同看法。而一旦舉了白旗，會不會被逼投降、簽署不平等條約，更不好說。）
當然，如果普京在並沒有取得戰爭勝利，又消耗了大量的生命、財產及俄國在國際間的聲望的情形下主動停戰，很可能會遭到俄國人民的唾罵、逼他下台。弄不好，俄國人民還會把普京處死。總之，如果最後俄國在這場俄烏戰爭中沒有取得勝利，普京的下場都會很慘。而中途停戰的做法，更容易授人以柄。所以，要普京主動停戰，實際可能性極微。
但是，從教宗方濟各的立場，他應該片面主張烏克蘭主動求和嗎？坦白說，我還是認為不妥。
教宗方濟各片面建議烏克蘭主動求和，理由大概主要有二：一、普京極不可能主動停戰；二、烏克蘭不可能戰勝俄國，而如果戰爭持續，烏克蘭人民就會繼續受到戰爭的荼毒，甚至世人都會受到戰爭之害。
教宗不向俄國、向普京呼籲停火，隱含的思考可能是：呼籲絕對無效。但是，為什麼呢？如果教宗的聲望夠高，為什麼呼籲俄國停戰會無效？如果教宗自認為聲望不夠，那又為什麼要呼籲烏克蘭求和？是因為烏克蘭較弱勢，比較可能會因為戰爭繼續而受到更多傷害嗎？
教宗可能是因為同情弱者、與弱者共感，而首先為弱者思考可能的出路。是這樣嗎？
基督教曾經被尼采批評為是弱者的宗教。我並不贊成尼采的這種批評。但是，方濟各的表現會不會也就是一種自甘為弱者的思維？它的邏輯可能是：既然我們是弱者，是弱者就忍一忍吧！忍一忍，海闊天空！
但是，烏克蘭一定是較弱的一方嗎？是一定會失敗的一方嗎？當年中國的抗日戰爭，中國一定會是戰敗的一方嗎？
的確，當年就有些人認為中國最後一定是戰敗的一方。汪精衛就是持這種見解的人之一。客觀評量，當年中、日雙方的經濟、軍事、科技...實力根本就沒得比。中國與其戰敗亡國，還不如求和，好死不如賴活。所以求和是弱勢者的合理選擇。
其實，在對日抗戰之前，中國也有人呼籲不戰，包括我所尊敬的胡適先生在內。也許汪精衛先生也可以歸入這類主張者中（而他後續的行動則是前期看法的延伸）。
對於胡適先生戰前主張不戰，我其實高度尊重。我可以接受：基於對廣大民眾重大福祉的考慮，稍微犧牲一點顏面或權利，特別是（領導者）個人的權力、顏面或其他利益，可能都值得。而要提出這種主張確實也是需要勇氣。因為會有一大群憤青出來罵人，甚至對他進行以“鋤奸”為名的肢體攻擊。
但是，當年的中國最後並沒有戰敗。而今天的烏克蘭又一定會戰敗嗎？美國、歐盟的支持，也許未必那麼堅定、充分。但是，當年美國對中國的支持，又何嘗堅定、充分？如果不是發生了珍珠港事變，美國會成為中國的堅定抗日同盟嗎？重點是，在事前，又怎麼知道後續事態會怎麼演變呢？
真正重要的是：人是主體，是可以自決的。蔣介石決定採取焦土抗戰政策。這個政策即使是同為國民黨高層的汪精衛也不以為然。當時的廣大中國人是否真支持焦土抗戰，是個大問號。看到汪偽政權轄下多數人民的順服態度，我相信，其他地區的中國人其實也是類似的心態。當然有些人是堅定、積極抗戰的。只不過，我估計這種人恐怕是少數。而真正在戰爭中仍然堅持抗戰，而且願意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人，恐怕又更少。
那麼，蔣介石堅持抗戰到底，究竟應不應該？
看到最後的勝利結果，可能多數人會贊成中國堅決抗戰到底。不過，在戰爭還沒有結束、還沒有看出勝利之機的時刻，又如何呢？
再從另方面說，我大膽猜測，中共建政初期發生的許多悲劇，甚至國共內戰這場悲劇，都很可能與前期因為抗戰遭遇到的苦難有關。集體苦難會促使集體心理失衡，並且又由此製造後續的集體苦難。我很相信存在這樣的因果機制。換言之，如果中國先前少受些戰爭的痛苦折騰，譬如像二戰時法國政府那樣投降，也許事後中國的整體國家發展也會比較平順，像二戰後的法國那樣。也許汪精衛當時的想法就接近於此。
不過，我終究認為，人作為主體，有權利做出選擇：是抵抗而受苦，還是投降而相對平順。當然，投降是否一定平順，其實事先並未可知。理論上，人們也可以做出巧妙的因應，化干戈為玉帛，只是這種高明因應未必總是能適時展現。無論所有這些理論可能性在實際上是如何，作為主體，人就是有權利做出選擇，只是後果也必須自負。
烏克蘭現在選擇了堅決抵抗。而我認為他們有權利做這樣的選擇，而別人沒有權利對此說三道四。如果有人抱怨說：就因為你們不投降，害得我們不相干的人也要受苦。我會說這種意見無關於正義。而如果這是一種抱怨，抱怨者恐怕太自私，而他們也只好承受因為自私、因為不顧他人苦難而只想自己過好日子，反而必須承受的苦難。誰說戰火還沒有波及的地方的人就對戰爭的發生與結果沒有責任呢？
說烏克蘭選擇了抵抗，也許還有語病。烏克蘭其實並不是鐵板一塊。裡面也有持各種不同心態、意見的人。有些烏克蘭人可能早就希望求和，而抱怨澤連斯基為什麼要堅決抗戰。所以，嚴格說來，澤連斯基並不完全能夠代表烏克蘭這個整體。就好像當年的蔣介石未必能夠代表中國整體。
不過，除非烏克蘭人民起來反抗澤連斯基，否則，我們還是會說：“烏克蘭”選擇了繼續抵抗俄國的入侵。而且，外人沒有充分理由否定他們的這種選擇權利。即使這種選擇會讓烏克蘭人民受苦，甚至讓世界上其他的人受苦。
其實，我還想到另外的一種可能劇情。如果教宗向俄國人民呼籲停戰，會不會促使俄國人民揭竿而起，推翻普京政權，從而也停止了這場俄烏戰爭，就好像1917年俄國人民推翻沙皇政權，從而也中止了俄國在一次大戰中的軍事參與？如果這是一種可能，為什麼教宗不去嘗試呢？
說到底，我還是無法理解教宗為什麼片面呼籲烏克蘭停戰、求和。如果這真是一種“弱者”的思維，這種思維是不是在潛意識裡對事情的各種定性與定位就已經弄錯了呢？
仁慈與正義之間，我們究竟應該如何安頓、抉擇？這是個大哉問啊！一個不慎，恐怕即使是仁者也可能會跌入罪惡的深淵。而主體，則意味著選擇與承擔。
註一：
教宗也許只是因為訪問者當時是針對烏克蘭方面提問，所以就只呼籲烏克蘭停戰。不過，即使是基於這個理由而順勢先呼籲烏克蘭停戰，那也應該在事後補充呼籲俄國停戰。事實上，俄國才是掌握著停戰行動主動性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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