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北市士林「文林苑」案中反抗台北市府與建商都更計畫的王家人之一王耀德，最近主動拆除組合屋，並發表聲明，文中說：

「自文林苑強拆發生以來近兩年時間裡，有人是為了反抗現行都更制度而來；有人是為了替弱勢發聲而來；有人是為了公平正義而來；也有人純粹是為了挺王家而來，每一個人每一份力量我都看在眼裡，記在心裡，即便是這一個月來，那些會令王家死無葬身之地的盲目借款出借人，依然點滴在心頭，我永遠記得每一顆願意幫助弱勢的善心。」

「雖然原地重建的目標失敗，王家打輸了這場仗，我相信順利蓋成大樓的建商跟同意戶也不會有勝利的雀躍，這是一個讓所有當事人都輸的慘痛經驗，今天我是出自於自我保護的原因，而跳出來終止了這一切的紛爭，只有我是為了苟活而不顧他人感受，應該被大加撻伐，希望日後所有的矛頭指向我就好，每一個文林苑事件中的當事人都已經承受了太多的折磨，各方人士請放下心頭上的執念，不要再對文林苑的任何當事人有漫罵，也不要再互相攻訐。」

讀王文全文，感觸甚深。他的文字功力恐怕不是一般市井小民所能到達，如果不是有人代筆，那麼王耀德這個人必是個知識與才華相當出眾之人。他把事情交代得條理清晰、完整，而又有相當的說服力。王家能引來這麼多人的同情、支持者，顯非偶然。

我們也看得出，王耀德雖然決定放棄抗爭，但是並不表示他覺得王家與那些支持者們的抗爭有錯（至少在抗爭初期），而是因為他付不起持續抗爭的代價。他似乎認為這是一場極不公平的戰爭。

說實話，我也對王家有一定程度的同情，因為整個事情中他們是被迫捲入，被迫接受他們不想要的都更計畫，而失去自己原有的家園。不過，我也並不認為相對的他方，包括同意戶、市府或建商等是不正義的一方。也許在過程中，有些操作過於粗糙，不夠細緻、委婉。但是，也並不表示行動（提出文林苑案都更計畫與拆除王家等動作）有本質錯誤。這裡，顯然存在著因為社會變遷而帶來的利益、價值等的矛盾問題。

為了集體的較大範圍的效益，是否應該犧牲少數人的局部效益？這樣的問題大概從來就是個持續困擾人的問題，而且很難有簡單答案。即使我們接受社會總體的效益高於個別人的效益的原則，也還需要再問：怎麼去衡量那對社會的總效益？所謂集體的利益究竟對社會產生了多少總效益？而個別人的利益對社會的總效益的貢獻又為何？

我偏向強調「社會總體效益高於個別人的效益」的原則，雖然這種原則在個人主義價值逐漸高漲的時代也可能遭到譏嘲，但是我仍然相信事情應該如此，實際上最後也必然如此。我們當然也應該同時考慮尊重個別人的自由、自主與利益，不宜輕言犧牲後者以成就社會總體效益；尤其在未經精確衡量、考慮各種矛盾效益以前，更不宜輕言犧牲何者。但是，在效益大小差異明顯的時候，我們終究還是必須有所抉擇，並且是以總體的效益為先。

事實上，文林苑王家本來未必會有實質經濟利益上的損失。一般說來，多數參與都更的家戶都有可能在舊屋換新屋的過程中獲利。獲利包括新屋市價一般較舊屋高，而且，新屋可能設備新穎、舒適、美觀。再者，新屋的防震安全設施較舊屋要好。特別是就整棟大樓來看，新屋也明顯有較美觀與較安全的優點。王家參與都更的損失與其說是物質或經濟上的利益，主要是主觀感情割捨（失去舊家園）所造成的損失。如果這個說法成立，那麼，如果王家願意在主觀上多些自我犧牲的想法，犧牲小我主觀感情上的滿足，而滿足更多數人的需求，那種怨憤的心理或許就會少了許多。

如果我們大家都憑藉個人主義價值而拒絕犧牲小我，社會整體恐將更難進步。

我不是說我們應該隨時犧牲個別人的權益以成就社會整體，畢竟這兩者未必總是互斥的利益。理性的衡量與協調、溝通當然是必要的。但是，文林苑案未免付出太大的代價，不但讓另外36戶同意戶等待4年而仍無新居下落，未來王家可能也將要付出不小的賠償費用。而後者正是現在讓王耀德先生放棄抗爭的主要考慮理由。

在此，那些幫助王家爭取「居住正義」的抗爭者又代表什麼樣的角色？有什麼社會意義？

雖然在王耀德的文中對這些人表示感謝，但是字裡行間卻隱然也有些不盡以為然之意。他說：「有人居然極力鼓吹持續抗爭，無視於即將來到的天價般損害賠償官司，都更受害盟持續運作的慘痛代價，將完全由我與父親兩人承擔，這焦土作戰的代價真是極度不平等！」。他還表示：「一群人未經我同意擅自幫我向另一群人借一筆我可能要花上20年才能償還的款項，將這筆錢提存法院，然後以不負任何責任的保證，及似法院是他們開的、法官是他們管的姿態昭告天下，這筆反擔保金一定會返還！？」

王耀德先生顯然還頗有現實感，不敢樂觀期待將來官司能贏（因為據說官司已經連輸11場），可不必賠償建商求償的損失。而這些賠償金額可是天價，到時候會有別人代為償付嗎？恐怕不可能。而真要賠償，按照現在的說法，金額可能是二億，王家能還得起嗎？王家以外的抗爭者到時候很可能抽腿走人，由王家自行尋求解決，而賠償金的問題未必真能有解。那可是逼人的現實困境，不是呼叫「正義」就能自然化解。

其他抗爭者又是什麼心態？有沒有不顧別人死活而只欲藉機凸顯自己的正義使者角色的意味？

爭議的各方，有時候開始的時候資訊並不充分，而所選擇的支持對象可能是基於不充分訊息下的不當理由。但是，往往在爭議中人們反而益發堅持一開始的立場，甚至即使已經有愈來愈明顯的證據顯示支持未必應該。這有可能部分是出於所謂的「自我肯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的心理，也可以說是一種不願意認錯的心理。前面的支持或許有一定的理性理由，但是後續的繼續堅持卻未必有充足的理性理由。只是很多人不會就此認錯、改變。特別是，抗爭究竟是為凸顯正義，還是為凸顯自己正義使者的角色，這恐怕是很難分清楚的一點，也是一般人不願意自我檢視內心的一點。

扮演正義使者不應該嗎？大概不是。真正要檢討的是：是否為了找到扮演易於引人注目的正義使者的機會，而主觀地評價了何種行動較為正義？是否對建商與政府進行抗爭者更容易成為引人注目的正義使者，所以也就有人願意扮演這樣的角色？這裡面，有沒有其實是西瓜偎大邊的心態？仇商、仇官，這是很多人都有的心態，所以與之抗爭較易獲得多數人的同情、支持，並承認其正義角色。也就是說，正義角色也可能有便宜貨。

我無意全面反對各種「人民」抗爭行動，人民的抗爭也可能有其必要性與效益。但是，抗爭者的隨時自我檢視或許也有同樣的必要性。我們固然很難知道什麼叫做適可而止，那個界線很可能永遠是模糊而浮動的，而且永遠有賴通過互動過程來找出那個界線。但是，對自我內心深處心態的檢討卻應該隨時進行，包括互動各方皆然。

最後，我要表示我對王耀德先生最後抉擇的支持與同情。我也呼籲，王家以外的那些支持者與抗爭者，適可而止吧！如果建商與市府能出於諒解而協調撤回對王家的賠償聲請，也會是仁者襟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