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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10/09 22:21:01瀏覽509｜回應6｜推薦8 | |
據我觀察，我以為中國人/華人其實普遍有一種秩序崇拜的偏好。即使是高壓式的、粗暴的秩序，人們也還是願意遵循，願意給予肯定評價。近代歷史學者們常常談論的所謂“秦制”，可能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幾千年來，廣義的秦制被持續沿用，而很少有人倡議要推翻秦制。只要國家夠強大，不受外侮，甚至還能夠揚威國外，大家對秦制壓抑、剝奪人權的問題似乎並不在意，而會把這樣的統治時期稱為盛世中國。當然，這裡可能有但書，這一點容後再說。
中國人的秩序崇拜，可能也展現在民主先進的國度裡。許多華人在先進民主國家裡，被認為是表現良好的一群，包括他們的守法、守紀的精神。
也許新加坡是個更值得討論的例子。新加坡是個比較不那麼民主的國度，但是法律嚴明、社會秩序良好。很多華人都對這樣的國度深有好感，並且對其政府管理績效給予極高的評價。而後續移入新加坡的華人顯然也多半樂意遵守相關的法規，成為其守法國民。從這個角度來說，華人基於秩序崇拜習性而來的具體表現值得肯定。
當然，我們也可能有幾分遺憾地發現，即使是當今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國民也普遍接受由中共統治所建立的秩序形態：高壓式的、粗暴的秩序。不但是接受，很可能許多人自然成為了這個秩序的踐行者，為其存續而做出種種努力，包括壓迫其他的人民。
秩序崇拜也可能發展出一種心態，就是只能接受較簡單的秩序狀態，而較難接受多元、異質、流變性的世界，容易把社會的異質、流變狀態視為病態，而難以容忍。對於混亂、失序，特別是對於異己的價值，往往會樂於用強制的方式來壓制或排除。這種態度有可能進而演成對民主化的低容忍度。因為民主化往往帶來多元化、異質化與高流變性。而這可能會讓一些人覺得難以忍受，並且因此歸咎於民主化，認為這是民主化的問題、缺失。這種評價也許有道理，但也可能是反映一種不夠包容的心態。
上面的討論主要反映的是中國人對秩序的偏好或崇拜。我們或可轉而檢視另外一種問題。
我們也聽過一種說法是：（中國人）一放就亂。清末以來的中國，長期陷入混亂、失序狀態，這成為中共實施高壓統治的重要理由。不是說中國人傾向秩序崇拜嗎？那又為什麼會一放就亂呢？
我的一個解釋理由是，因為中國社會在百餘年前經歷了數千年未有的巨變。中國社會很難快速自我調整，重立規範、重建秩序。各期政府想要立下規範，但是，人們短期間還是難以內化這些規範。而且，匆匆定下的規範也未必合理。特別是長期以來，中國人普遍缺乏對公共規範的尊重與遵守習性。中國人習於以私領域的規範延伸用於公共領域。而這在現代社會裡可能難以契合。而在規範混亂的狀態下，人們莫知所從，也容易各自跟定同溫層裡的權威。而在異質社會裡，這就容易形成許多互相難以統合、甚至彼此衝突的小團體。想要統合這些小團體，短期內會很困難，於是就容易引出某種高壓式的統治。靠高壓統治來維護異質社會的統合。
除了上面提出的論點以外，我還想嘗試提出另外一些我認為也很重要的理由。其中一個要點是，中國人習於被權力宰制的秩序形式。換言之，很多人缺少內在的共同規範，尤其在公領域事務上是如此。所以，要不要闖紅燈，常常取決於是否經常有警察出沒、開罰單。少了警察，闖紅燈可能就變得很常見的事情。人們其實不是不喜歡有秩序，而是對公共領域缺少輸誠、缺少參與感，也不信任他人會遵守法紀。所以，自己如果遵守法紀，往往會產生相對被剝奪的不平感覺：你們都不守法紀，為什麼我就要遵守？
當然，這裡面還有一種價值投入取向問題。中國人的價值投入取向，非常強烈地朝向家庭。所以，為了追求實現家庭價值，往往可以犧牲公共價值。這種偏好可能淹沒人們對秩序的偏好。也可以說，這是一種私與公之間的偏好取向（只是這裡的私未必是指個人）。而這種取向有可能會破壞公共秩序。
我們也還可以提出另外一個可能重要的理由。簡單說，中國社會是才從一種傳統秩序形態，向新的秩序形態轉變。新的形態還未確定成型，還待摸索。人們也就不自覺地依循舊習性來行動。在舊習性裡，公共規範從來很少被中國人內化。粗糙地說，公共規範大體必須依賴國家暴力來維護。而人們也是不甘不願地遵守這樣的規範。而只要國家暴力失去了權力憑藉，人們就可能放任自己在公共領域裡的行為。
話再說回來，中國人對秩序確實抱持崇拜態度，這種態度可能有很深層的理由。簡單說，因為人們恐懼混亂，而混亂很可能意味著危險，意味著可能讓人失去身家性命。這種恐懼感可能直接在潛意識裡作用，讓人不容易在意識層次裡感覺到它，也就很難對之進行理性檢視與抉擇。從而，對秩序的崇拜其實可能也帶有一定程度的盲目性：只要能讓我免於恐懼，我就願意擁護這樣的秩序。至於這樣的秩序是否最合理，最能夠維護人權，很多人就不那麼在意，甚至隨時可犧牲。
事情可能還有另外一個可討論的層面。中國人可能較缺乏積極對抗不合理事物的心態。這未必關乎勇氣、膽識，而比較可能是因為缺乏對某種抽象理念的堅持。以伊斯蘭教徒來說，他們有所謂聖戰士這種人，姑不論這種人的行徑是否合理，但是，他們有基於信仰而生的理念。當他們覺得理念受到嚴重威脅的時候，就可能會採取最決絕的行動來維護理念。中國人則比較可能試著去合理化現狀，以維持最起碼的生存狀態，特別是家族/家庭的生存。而現狀較容易被合理化，可能是因為缺少價值顯著高於它的理念。而且，私領域（特別是家庭價值）的事務常常被優先關照。家人互相之間的行動約束，往往就優先考慮家庭價值與相關行動原則。這對公共領域事務（特別是公共規範）走向合理化，不免形成沉重的阻礙。
上面的討論，是想要解釋為什麼說中國人有秩序崇拜取向，而近代中國卻常常顯現出缺乏秩序的狀態、為什麼會有所謂“一放就亂”之說。不是中國人喜歡亂，而大體是因為不知所從，缺乏公共規範概念，也不知道如何重建統合秩序，尤其是在快速變遷的異質社會裡。
但是，本文的一個討論主旨是想要指出，中國人的秩序崇拜取向也可能對中國社會走向民主化形成阻礙。一方面，秩序崇拜也可能促使中國人崇拜權力、崇拜快速建立秩序的能力。這包括採取鐵腕措施的做法。能夠果斷採取鐵腕措施而重建秩序的人，往往也能夠得到大家崇拜。反之，如果無法以鐵腕快速建立秩序，這種人很快就會被大家看輕，也就很難維持其領導地位。這種思維、這種價值取向，我以為很可能與傳統中國人的教養模式有關。傳統中國人也相信棒頭出孝子、不打不成器。嚴酷教養是許多中國人接受、甚至偏好的教養方式，其實可能也是建立家庭秩序的方式。反之，如果父母一方不能建立起子女在家庭中的紀律，就可能會被另外一方或其他長輩批評。打罵子女可能被認為是天經地義，而子女不守紀律則被認為是父母的嚴重缺失。推及政治事務，其實人們也是持類似的價值態度。統治者採取嚴刑峻法，不太會受到批評；但是，如果不能建立國家秩序，則往往變成是眾矢之的。所以，這種對嚴酷教養模式的偏好，無形中可能成為對專制體制的偏好或包容。
人們未必那麼喜歡嚴刑峻法，但是，集體秩序能否建立則是多數人共同的期待，並且由此推及對達到這種成果的手段的偏好，而許多人因此也寧願偏好嚴酷教養、偏好專制體制。因為許多人都覺得這是實際上最有效的建立秩序途徑。
愛的教育、民主體制，對許多資深父母、資深公民來說，顯得太渺遠、理想而不實際。他們於是聰明地放棄了這種“幻想”。什麼愛的教育？“、”什麼民主體制？“他們可能會大聲說：少做夢！幹實事！
鄧小平就“幹了實事”，而受到相當普遍的推崇。即使他主導了六四鎮壓，人們仍然願意諒解他。甚至於我們可以聽到越來越多的人們批評當年的民運人士，認為他們幼稚或過於理想化。更惡劣的批評則是說他們是受到境外邪惡勢力的蠱惑。尤其在看到90年代蘇東波變局中歐洲共產黨的快速衰落、消亡，很多中國人更慶幸中共的“穩健”、睿智的處置手段。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則被許多人認為促使中國走向了千古盛世。
依照這裡的理論框架，鄧小平的“功業”中包含了維護中國的秩序，這也是很重要的一環。人們對事情的整個反應，其實再度反映出中國人對秩序的重視：鄧小平雖然鎮壓了參與抗爭運動的人士，卻穩住了大局。只是，中國人這種對秩序的重視，很可能導致了對民主化的相對疑慮、輕忽的態度。
於是，民主體制在中國社會就一直是一種渺遠的事物。
當然，六四鎮壓終究也引起一些人的強烈不滿。現在一些海外民運人士或異議分子，很多都是因為對六四鎮壓行動的不滿而成為異議分子，甚至因此流亡海外。他們中很多人成為長期追求中國民主化運動的人士。他們對於改革開放所帶來的“盛世”有著很不同的看法。不過，這種力量相對於中國大陸的保守勢力而言，似乎只是極少數，很難撼動中共的統治，或者真正促成中國朝向民主化改變。不過，近期中國大陸又出現了大量的異議分子，部分有可能是受到前期民運人士的感召。而且，這些新興異議分子似乎更有活力與膽識，也似乎更有輿論影響力。這些人正在追求新的、認為更合理的文明秩序。只是，恐怕有更多人拒斥這種新秩序，而且很可能認為異議份子們是在破壞既有秩序或甚至是在背離正義，所以對他們嗤之以鼻。他們究竟能夠為中國帶來什麼樣的改變，還有待繼續觀察。
台灣在一定程度上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這顯然不是哪幾個人的意圖的結果，而是許多複雜因素共同造成的結果。其中，美國的影響力顯然具有極度重要的角色。不過，兩蔣作為威權統治者，願意和平退讓，幫助成就民主化，很可能也極具重要意義。因為兩蔣完全可能成為”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民主化擋路者。
但是，台灣的民主化現狀卻遇到兩個最大的危機。一個是綠營政府似乎過於自信，快速腐化而不甚自覺；他們的視野、胸襟也顯得狹窄、小器。而這也讓敵對陣營找到攻擊口實。另外一個更重大的危機與此有關，但是很可能還受到境外因素、中共的影響。在野勢力在持續批評執政政權的同時，也強烈批評民主化，而有意無意地肯定對岸的專制體制。
台灣的民主實踐現狀有沒有問題？當然有。特別是藍綠對立的局面，本身就讓人憂心，並且也因此讓人質疑民主化的作用。但是，在野勢力傾向極度否定台灣的現狀，好像台灣已經病入膏肓、無可救藥。但是，其實除了中共的威脅趨於極大化的問題外，台灣社會應該還是生機暢旺，在許多全球競爭排名上，都是逐步推前。何嘗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但是，類似的唱衰聲音卻非常大聲。何以如此？莫非有境外勢力在暗中操作？我估計是當然有。不過，必須承認，許多人（顯然以前期泛藍人士居多）是自動發聲，站在這樣的立場說話。他們的思維已經有定式，他們認真以為民主台灣有嚴重問題，而專制的中國大陸則相對美好，值得去親近，去與之統一。我身邊就不乏這種人，包括我的親友在內。台灣民主化的實踐，也被這些人認為是破壞了既有秩序，甚至是背離了正義，從而覺得是不可忍。
我以為，這種思維、這種價值態度亟需被認真檢討。否則，台灣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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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政治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