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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10/27 20:00:49瀏覽616｜回應5｜推薦8 | |
在我多次批判中共專制體制的討論中，我試著指出：專制體制固然也能夠促成某種程度的社會整合（專制體制得以出現，很可能就是因為社會有最起碼的整合需求，所以專制體制作為一種政治制度遂得以應運而生）。但是，這種較傾向高壓式的社會整合模式終究是一種較低度的社會整合，遜於民主制下的、較寬容、較自由的社會整合模式。高壓式社會整合的結果，社會成員比較容易出現疏離感，整體社會的互信程度較低。總體來說，人民的幸福感也較遜。從而，民主制下的社會整合可以說是一種較文明的社會整合模式。所以，民主制也可以說是一種最重要的文明象徵。
有一位長期在網路上有交流的朋友W，則提出了如下的提問。由於我覺得她的提問很有代表性，相關的思維會產生深遠的實際影響，所以，這裡試著做出我的回應。
W問：“民主制度的國家整合會比極權國家好嗎？還是更散亂呢？”（這裡，“極權”國家也許改成“專制體制”國家較適切。極權國家的問題顯然較專制體制國家要更嚴重、更極端。很少專制體制國家會自詡是極權國家；只是，專制體制國家顯然更容易走向極權，尤其在意識到國家面臨危機的時刻。）
W又說：“如果國家整合需要人民的向心力的話，是不是口服心也服比較好一點呢？民主制度可以把衝突檯面化，但好像不一定能讓全部的人心服口服。美國政黨鬥爭嚴重，但對自己的國家向心力卻很強。中華民國的國家認同卻不能像美國一樣，經常處於錯亂狀態！是因為失去大部份領土的關係嗎？照理來說，失去國家向心力的國家應該很快就結束了，但中華民國以這種特殊的狀態在臺澎金馬存在了很久呢！雖然散亂，又沒有向心力，卻還是存在著。我覺得很特別。”
W的考慮大概是說，民主制下，整合問題似乎更容易檯面化，並且因此導致社會混亂。專制體制則較能夠避免這種問題。（台灣則因為國家的特殊處境，在民主制下可能也更容易導致社會陷入錯亂狀態。）
以下是我試著做出的回應。
上面所提出的這個問題，我相信很多人都有類似的質疑，其實我也有。而很多人可能會因此得到一種答案，就是：民主、專制體制，說不上究竟誰好誰壞，所以，民主制也不必嘲笑專制體制；專制體制未必遜於民主制，甚至可能優於民主制。
在近幾年的台灣，質疑民主制的聲浪並不少見，而且不絕如縷。具體來說，也就是涉及如下的問題：我們究竟應該要怎麼來評價中共的統治模式，特別是比較兩岸現有的政治體制，究竟孰優孰劣？
我的答案是很明確的，我當然認定台灣現有的民主體制優於中共在中國大陸實施的專制統治。但是，如果我想說服更多的人，特別是一些認為中共的統治模式優於台灣的民主制的朋友們，我不免覺得自己資質不夠，論理乏力。不過，我還是想勉力為之。
我試著從兩個不同角度來切入這個議題。首先是我作為社會學訓練背景的人所喜歡強調的一點：集體不同於個人的特質；集體對個人有巨大的強制力。最簡單的一種具體描述是：在集體壓力強大的社會/國家裡，最高權力者的一個“善意”指令，對底層人民來說可能是一個無可承擔、無從推卸的沉重壓力。以中國大陸在1950年代末期所實施的人民公社制度來說，它很可能就是起源於毛澤東的某種個人善意，他希望透過人民公社制度來快速實現人民豐衣足食的理想（一種高度計劃性的生產方式，以及集體共享的消費模式）。但是，人民公社制度實施的結果卻是導致了幾千萬人的飢餓死亡。從這裡，我們就可以體會到：上面的善意，對底層人民來說，可能是不可理解而又沉重的重負。重要的是，下層（包括幹部）不能因應情境而對上意做出調整、做出自主裁決，而只能層層向下加碼施壓。
再以幾位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合寫的“Why nations fail?”一書的說法為準，就“包容性”與“攫取性”兩種不同制度來說，包容性制度（包括經濟與政治兩個不同層面）通常最後總是會勝出（短期間或許有例外）。當然，這本書主要是就經濟成果作為討論主題，而比較不是針對社會整合面向。他們大體論證了包容性比攫取性制度更有利於長期經濟成長。但是，社會整合與經濟成長，兩者其實幾乎是一體兩面，互為表裡，因為互為因果。
一個經濟較充裕的社會，它所表現出來的人際關係會如何呢？相比於匱乏社會來說，何者的人際關係會更和諧呢？這大體符合衣食足而後知榮辱的說法。也就是說，生活充裕的人民，較願意遵守社會規範。從而，社會也就比較容易有秩序；人與人之間也會有較高的互信（彼此相信互動對方會依循社會規範採取行動）。
充裕社會裡的人際關係會比較和諧。這可說是對這幾位經濟學者推論的進一步運用。事實上，那些包容性社會之所以會經濟成功，很可能主要是因為普遍較少的疏離感、較多的互相信賴。這是包容性制度首先達到的結果；而經濟成果則是因此產生的進一步結果。而多互信、少疏離已經是一種較美好的社會狀態。美國政治學者福山在“信任”一書裡，已經對此作出了系統的論述。
當然，上述的這種比較只是一種不同社會間整體性的差異。也就是說，即使是在攫取性社會裡，其中也有些次群體可能享有優裕的經濟條件，也可能表現出良好的次群體內部的互信，以及較高的社會投入(commitment)。
反之，在包容性社會裡，也同樣可能出現疏離感很強、信任度很低的次群體或個人。一方面，包容性社會只是相對的狀態，並不等於完美社會。它仍然會存在這樣、那樣的各種缺失；而且，即使社會大體沒有什麼明顯的缺失，也可能因為不同時期的經濟起伏波動，或次群體本身的經濟條件改變，而出現所謂“相對匱乏”(relative deprivation)的問題。而身在其中的人，除了因為相對匱乏而感覺痛苦、產生不滿之外，他們很難拿不同體制下更匱乏的社會處境來對照，做出客觀比較。他們甚至可能會將自身的這種相對匱乏狀態歸咎於民主制本身。人們通常只看到自己的痛苦處境，並且做出很直覺式的因果推論。再者，民主制的包容性可能使異端、異己言論容易出現並進入我們的視野中。這有可能會讓人覺得不舒服，甚至產生危機感。
台灣目前很可能就處於這種狀態。部分綠營人士的某些國家、文化認同與價值觀，顯然不同於泛藍人士，對泛藍人士來說，這種異己聲音甚至可能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泛藍人士可能覺得這是關乎國家命脈的大問題。相對於此，中共的專制體制問題顯得並不那麼嚴重，是可以接受的，甚至也有人認為中共的統治優於台灣的政治現狀。對此，我高度不以為然。民主主義先於民族主義。這是我的基本價值立場。部分泛藍人士對綠營的極度不滿，卻是從民族主義優先來考慮的。
有句話是“人在福中不知福”。那些包容性社會裡的人，雖然很可能已經享受到較多互信、較少疏離的總體生活狀態，卻仍然有他們的苦惱，乃至憤怒。就好像台灣民眾中，不少人對台灣社會非常不滿意，甚至覺得台灣已經快完蛋了。（這個完蛋實際上比較不是指外在因素、中共的因素，而是指台灣內部的政治問題）。注意，這其實不是客觀、公平的評價，但是，這種人也很篤信自己的感覺，而對現狀覺得難以忍受。難以忍受的原因，我認為主要是來自“相對匱乏感”，來自藍營人士在台灣的前後處境的改變，也就是國民黨統治時期與綠營執政時期的前後改變。
問題是，這種次群體處境改變的問題可能在意識上被泛化為全體的不滿，或者被詮釋成是違背民族大義的問題。
舉個更極端的例子。阿拉伯國家的西化浪潮，可能會讓阿拉伯國家裡的男性地位遭遇威脅。但是，這種危機被泛化為阿拉伯文化或國家的存亡問題。從而，就覺得是可忍孰不可忍，於是必須誓死對抗這種西化浪潮。
當然，西化浪潮確實可能會傷害阿拉伯傳統文化，也可能損及其國家主權的獨立地位。但是，直接對抗這種浪潮的結果，很可能就是今天看到的景象：持續落後，還可能動盪不安。真要維護文化、國家，很可能可以採取非常不同的途徑。而重要的是認清所要維護的事物究竟是什麼，以及如何才能夠達到最小傷害與最大整體利益。人們可能在無意間成為維護“文化專斷”的工具（註一），卻傷害整體可能的文明進步。
中共的專制體制，確實能為廣大中國人帶來最大福祉嗎？台灣真的已經發展落後，甚至不如中國大陸嗎？這是我們大家現在面對的嚴重質疑。而我以為，很快大家就可以看到具體而明確的階段性結果。大家不妨拭目以待！
註一：
“文化專斷”（cultural arbitrary）是一個社會學（特別是教育社會學）上的概念。如果依照我自己的理解，它意味著一種文化狀態：某種支配階級的文化被壟斷性地加諸社會全體成員。換言之，其他弱勢群體的次文化，則相對被壓抑、被忽視、被揚棄。這很可能是一種並不符合開放、民主社會應然性質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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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政治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