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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10/12 20:18:29瀏覽837｜回應59｜推薦12 | |
網路上偶然又翻到一個其實已經看過的視頻，談到1949年時，許多學者、知識菁英拒絕了國民政府的去台邀請，而決定留在中國大陸。只是，他們之後的經歷卻都很淒慘，幾乎是無人能夠倖免。這類視頻節目，其實已經看過幾次了，但是，每次仍然讓人唏噓不已。
在國、共之間，人民究竟應該做怎麼樣的抉擇？尤其是回到1949年那個時候。
1949年的國民黨，已經是大廈將傾，風雨飄搖，隨時可以轟然倒下。不但如此，它之所以會如此快速地敗給了共產黨，其實已經反映了當時的人心。當時的多數人心恐怕已經背離了國民黨。背離的人心未必都向共產黨傾倒，但是，心向共產黨的人恐怕也確實不少。人心總量在天平上已經呈現明顯的傾斜。
人心向共產黨，也許又可大分為兩類。一種是傾心於共黨，甚至願意“為共產主義理想拋頭顱、灑熱血”。這種人當然很少，卻未必不能產生重大影響。想想看，陳布雷的女兒陳璉，曾任職於國民政府作戰廳的劉斐，和另外一位曾經的作戰廳廳長郭汝瑰，還有傅作義的女兒傅冬。僅僅是這幾個人，恐怕就讓國軍栽了好幾個大跟頭。
另外大概還有一種人，未必傾心於中共，甚至對中共也心存忌憚，但是，卻又對國民黨政府更加厭惡，乃至痛恨，因此覺得不妨試試接受中共的統治。不是聽說共產黨人都是很有理想性的一群嗎？說不准真能夠帶來美好新中國呢！看，他們打仗可不就很厲害，也許他們就是中國的真命天子呢！
後面這種人我估計在1940年代可能佔了很大的比例，甚至成為了最終決定國共內戰勝敗的主要槓桿因素。我曾經聽過一位軍中老長官敘述他參加國共內戰徐蚌會戰（淮海戰役）的經歷。在1948年的年終，新曆除夕的晚上，他們在經過前方苦戰後退到後方，找到一處民家，準備借宿民宅大院廊簷下，結果遭到峻拒。一群無處棲息的軍人，心底是無限淒涼、悲憤。事隔近30年後，老長官在對我們敘述這些往事時，當年那股濃厚的不平之氣卻兀自難以排遣。民宅主人當時還找了憲兵來處理這次事件，結果還引發他們連與憲兵排的緊張對峙場面。我懷疑，民宅居民對國軍的拒斥態度，也許不只是對軍人的一般性排斥，而可能有著選擇性。
總之，當時的民心向背，估計對國軍非常不利。甚至連國軍內部的人心，也未必向國民黨傾斜。所以，投共國軍一大串，大概讓共軍都一時不知道如何處置這樣的局面。
至於民心所向是不是就反映最智慧的抉擇，恐怕是另外一回事。
中共建政以後，陸續進行了所謂土改、鎮反、三反五反、肅反、反右、大躍進、四清、文革等運動。期間非正常死亡人數恐怕總計達五千萬。上面提到的那些學者、知識菁英，有些人被鬥爭致死，有些人是自殺身亡，也有些則是在被鬥爭之餘苟延殘喘地活了下來。沒有幾個人能夠全身而退。
上面提到的這些菁英人士，事後未必都會為了曾經的抉擇而後悔。人即使面對種種災難、困境，也很少會覺得這些和自己的抉擇、行動、想法有關。問題幾乎總是被認為出於外部不可控的因素。譬如他們可能會想：要不是有（美國）帝國主義勢力的侵擾，中國人就不必承受所有這些苦難。
其實，我自己至今也並不確知，如果當時的中國人民選擇支持國民黨政府，而抑制了共產黨的擴張，中國是否會發展得更好。當時的國民黨政府是有許多的弊病，是很讓人失望。失望之餘，還要大家繼續支持這樣的政府，也確實是強人所難。
不過，話說回來，當初那些“為共產主義理想拋頭顱、灑熱血”的青年們，如果今天還在世，他們又會作何感想？
共產主義的主要理想之一，是要追求平等，要讓無產階級大眾“翻身”，不再受苦、不再被剝奪。現在的中共實現了這些理想嗎？為什麼前總理李克強說，中國還有六億人月均所得只有約一千元人民幣？或者，一個較新的資料顯示，中國大陸最富有的三百餘萬人（佔總人口的千分之2.2）擁有的可投資財富卻佔全中國總額的103%？也就是說，所有其他人的總資產竟然是負數？這是平等理想的實現嗎？
共產黨也曾經嚴厲指責國民黨政府不民主。這一說法顯然也很能讓聽者動容，而對國民黨政府失望。但是，建政75年的中共已經走向了民主化嗎？不說實現了民主制，中共還有沒有在誠心宣揚民主制？還是一直在強調美國式民主制的各種弊端？乃至台灣民主制所展現的無望局面？
那些人曾經做了那樣的抉擇，回頭來看，抉擇是否正確呢？恐怕很多人至少會覺得迷惘吧？當然，會像章詒和女士那樣，寫出“往事並不如煙”這種強烈批判性文字的人當是絕對的少數。章的出身背景也許已大致決定了她通過反省而產生逆反心理的可能性。絕大多數人恐怕不會有如此的反省深度（即使章本人的反省深度也可能有局限）。
1949年時的中國人，大體其實應該都聽過關於共產黨的種種事蹟。問題是大家願意選擇相信的事蹟可能有很大的差異。就好像胡適和他小兒子胡思杜對共產黨的認識（或想像）就可能天差地別。所以，胡適決定隨國民政府來台灣，而胡思杜卻堅持留在了大陸。最後，胡思杜在1957年反右運動時期，在遭到批鬥後自殺身亡。
1949年時的胡思杜已經是個成年人，是有自己思想、見識的青年人。也因此，他才會違背父親的意願，留在了大陸。他後來還曾經為文批判自己的父親。這充分表示他有自己對事情的看法、判斷，應該也包括他對國、共兩黨是非、優劣的判斷。他的看法與父親未必完全相反，但卻在關鍵處有重大分歧，以致於會做出相反的抉擇。只是，最後自殺時的他，大概覺得後悔了。也或者，他並沒有後悔自己當年的選擇，只是再也無法承受共產黨加諸於他身上的壓迫。無論如何，共產黨的鬥爭無底線，大概是他始料未及的。
大陸人民如何看待中共的統治，他們的看法又如何影響中共統治的可持續性，這些姑且不去理會。但是，台灣民眾要如何看待中共的統治，這可能是影響兩岸關係及台灣未來禍福的關鍵問題。
台灣現在還是綠營執政，這或許可以被推論為多數台灣人對中共的統治持負面評價。但是，我們也不難看到，現在有很多台灣人其實對中共具有好感。這種“好感”也許有許多不同的程度。譬如馬英九先生最近就表示他仍然反共。換言之，他的兩岸和平主張並不是出於對中共統治的肯定評價，而比較是出於認為兩岸關係必須維持和平的考慮。
持這類想法者的問題可能在於：中共的行事可能沒有底線，或者底線遠遠超過他們所能想像。這也許就好像1949年時許多中國人對共產黨的想像那樣。
"大家都是中國人，兩岸一家親，何必起干戈"，這種想法可能在台灣泛藍陣營裡頗為常見。進而，還有些人非常肯定中共的進步，甚至有人（可能包括已經移民海外的、曾經的台灣人）宣稱現在的中國是千古盛世，甚至是中國有史以來最文明昌盛的時代。退一步說，就算中共很專制、不民主，經濟也未必那麼好，那又怎麼樣？難道台灣就很好？台灣的民主制就沒有缺點？
在“和為貴”的價值觀影響下，以及“天下烏鴉一般黑”的評價邏輯，兩岸沒有道理要兵戎相向，為什麼不維持和平、彼此互利？台灣為什麼要去挑釁對方？要掀起戰爭？
到底是誰在挑釁、誰率先惹事？這對很多人來說都不是值得再多加思考的問題，都有當然的認定。而有些人是認定：挑釁者當然是台灣，當然是台灣的獨派。
我很難在這裡充公正，說他們的評價標準有問題，他們看事情的視角有偏差。麻煩的是我們缺少一種普遍共認的度量衡標準。就算我強烈認為上面這些人的視角偏差，但是，他們也同樣會認為是我的角度偏差。至於哪一方的人數多，不知道。就算知道，那又如何？誰說人多就正確呢？又誰敢說，人少才正確呢？
不過，姑且撇開台灣內部究竟應該怎麼評價中共的統治這個議題。此刻，中共恐怕已經陷入了一個嚴峻的危機狀態。當中共逐漸放棄了原來對共產主義理想的堅持，而改以民族主義作為號召，以經濟成長、基礎建設作為統治正當性的張本，卻又陷入嚴峻的經濟危機時，其統治正當性也就受到了極大的考驗。中共能不能平順渡過此刻這個難關，很難說。如果過不去，那可能就暫時不需要台灣人再進行上述的困難抉擇了。
不過，真正的困難抉擇恐怕還是會繼續困擾台灣民眾。英國被是否脫歐的抉擇所困擾。台灣在一定程度上也面對著類似的抉擇困擾。這種困擾，實際上已經超乎對共產主義路線的趨避選擇，而是一種廣泛的、恆常的地緣政治上的選擇考慮。
如果拿英國和歐陸的法、德、西、奧、俄、義等國的發展差異來看，英國似乎得利於其地緣上的相對隔離狀態。這種隔離性，很可能使英國可免於被繁複的社會網絡牽絆，而阻礙其政治進步，乃至於社會各方面的進步。
近代中國相對於日本的發展，似乎也有類似的邏輯。日本進步較快，而中國進步較慢。中國似乎常常在想要推動某種改革的時候，就會出現來自廣泛、複雜社會網絡的某種阻力，而使進步被拖慢，乃至有退無進。改革遲滯又時而導致更激進的改革行動，而後果卻可能是更糟。簡單說，太龐雜的社會，其社會網絡太複雜，利益太多糾結，任何統治勢力都很難充分地掌握局面，順利引導改革。
所以，台灣不管是從上述的網絡複雜性與地緣政治因素的考慮，還是對中共統治良寙的評價考慮，台灣似乎都應該與中國大陸保持距離，以利改革、進步。
當然，大陸近年極力對台灣施壓，要逼台灣順從中共，而與大陸統一。在此時刻，台灣人民究竟應該如何抉擇呢？這次的抉擇，也會像1949年的那次抉擇一樣帶來迥然不同的禍福命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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