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曾說：“在我們這個時代，最敢於發聲疾呼，最有戰鬥力的是魯迅。他用筆作刀槍，向敵人進攻。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也是偉大的思想家、偉大的革命家。” 他稱頌魯迅是“文化革命的主將”。毛在1940年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中提到：“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周恩來也曾多次提到魯迅的重要地位，尤其是對中國年輕一代的精神啟發。他在1949年魯迅誕辰70週年紀念會上的講話中說：“魯迅先生的文章，對我們青年人，尤其是二三十年代的青年，起了不可估量的啟發作用。他的每一篇作品，都像是一面旗幟，指引著我們奮鬥的方向。他用筆與敵人作鬥爭，他是中國文化革命的偉大旗手。”

中共早期主要領導人之一的瞿秋白也高度推崇魯迅，他在多篇文章中表達了對魯迅的敬仰。其中較為著名的有《魯迅先生的精神》一文，該文寫於1936年魯迅去世後。他在文中寫道：“魯迅先生不是文人，魯迅先生是戰士。他的每一句話都像匕首、投槍，射向敵人，無情地暴露敵人的靈魂。他的精神力量，使得千千萬萬的青年們從黑暗中抬起頭來，看到光明，並且拿起了自己的武器。”

其實，魯迅的文字並不是每個中國人都很能夠接受。台灣早前有位蘇雪林教授就一直在批駁魯迅的文章。她認為魯迅的文章過於誇大中國國民性的陰暗面，而缺乏對中國社會問題的實質解決方案。她認為魯迅描寫的中國人形象扭曲且丑化，偏好用憤怒和絕望的語調來激化讀者的情緒，容易導致國人對自身的自信心喪失。另外，她也認為魯迅性格孤傲，憤世嫉俗，尖酸刻薄；而後期魯迅又過於靠攏中共，其作品成為服務於極端的政治革命的工具。

究竟應該怎麼樣評價魯迅，這其實並不是我的討論主題。但是，魯迅的批判，以及他提出批判見解後所得到的回應，這些卻是值得細加審視的現象。

我想強調，魯迅“批判”中國人、中國社會，並不是要詛咒中國。他終究還是心懷中國，希望中國能夠有好的未來。但是，有兩點值得特別點出。一則是雖然他的批判確實也得到一些人的肯定，卻也引發很多人的不滿與反駁。反駁的意見也常常是說他醜化中國。換言之，一些人不願意相信中國是他說的那麼不堪。但是，其實重點不是他說話的精準度，而是中國是不是存在他提到的那些問題。如果中國確實存在那些問題，那麼，重要的是去尋求改進，而不是反駁他的說法。即使他的說法有些太尖銳或過當，其實也值得同情。說矯枉過正，問題是不過正又往往不能矯枉。

當然，也許有人又會說，魯迅的批判沒有問題，問題是現在的中國已經不是當初的中國，現在的中國已經不需要被批判，現在的中國已經是：“厲害了，我的國！”。再要批判中國，那就是在詛咒中國，就是滿滿的惡意。事情是不是應該這樣看呢？

我當然不認為現在的中國已經不需要再被批判。中國大陸此刻仍然是專制體制，甚至還在走向獨裁、極權狀態。而中國大陸與西方世界正在走向敵對，並且受到各種抵制與制裁。中國的經濟也遭遇到40年來最嚴峻的狀態，前景很難看好。問題重重，但是，專制政權卻越發要壓抑問題，不讓顯現。

反省中國，我試著指出中國社會的一些問題。其中一個重點是這是一個龐大而盤根錯節、有長久文化積澱的社會網絡，這樣的網絡，其實多數時候是一種羈絆的力量，讓社會的改革特別困難；而且，我群中心意識、群體的自我防衛心理也都特別強大（註一）。所以，很難接受批判，也很難誠懇面對自己的錯誤。只有在經歷了外力帶來的嚴重挫敗以後，中國社會才會產生較強烈的改革意願。但是，這種改革卻又往往過激。因為溫和的改革努力往往被強大的保守勢力所封殺、遏阻。

中國20世紀的共產主義運動，就是一場過激的改革行動。造成的傷害，長久難以平復。而更重要的是，中國並沒有擺脫專制體制，反而因為共產黨本身的特性而成倍增加了極權傾向。

專制、極權體制的問題，在今日竟然還需要再進行冗長、重複的辯論，這反映的是中國的專制體制的“制度基因”非常深厚。當然，也可以說是那個龐大的社會網絡的束縛力道成為了專制體制的護法。總之，許多人真是由衷相信這種體制較優越；或者，雖然未必較優越，卻較適合中國社會。（這裡面，我認為其實有思維邏輯混亂的問題，甚至也隱藏著深層的恐懼心理。不過，我的論點顯然難以說服這些人。）

辯論專制體制的弊病，還需要繼續進行。這種功夫必須得下，不能嫌麻煩。不過，此處姑且不再贅述。一個眼前就必須面對的急迫問題是，中國大陸眼前已經到了非常危險的時刻。接下來中國大陸如果發生什麼動盪局面，我不會覺得意外。我不是要幸災樂禍，而是真覺得憂心。麻煩的是，很多大陸人，特別是那些粉紅、五毛，顯然完全不相信有這種可能，他們反而會強調此刻的西方世界才要陷入大災難呢。我無力說服他們，只能說那大家就等著看吧。如果中國大陸真陷入了大動盪，我希望那些現在還在努力為中國的專制體制辯護的人們能夠痛切檢討，不要再找各種自我辯護的理由。

回到我為文的初衷，我想指出：批判，是為了預防，為了及早進行改革。等到災難臨到眼前，怕就來不及因應了。把批判視為詛咒，是自我防衛心理作祟。過度的自我防衛心理，對群體並沒有好處，反而會因為諱疾忌醫而延誤改革。智者不為！

註一：

中國人自我防衛心理特別強大，背後可能與“愛面子”的心理有關，也和一種深層的身份認同取向與自我概念有關。中國相對於西方，中國人較偏重“人與人的關係”，而基督教世界的人則較偏重“人與神的關係”。兩者的這種文化偏好有所不同。對中國人來說，神存在與否及其與人的關係為何，不甚重要。相對於西方人，中國人更強調人倫關係，這是決定人的自我身份認同的關鍵因素。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人因為相對較重視“人與神的關係”，所以對“面子”的重視程度相對較弱。而中國人則較缺少這種帶來“超越”態度的支撐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