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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02/23 15:35:19瀏覽44｜回應3｜推薦0 | |
藍田先生持續跟帖對我提出質問，我試著將他的質疑整理成以下幾點：為何關心中國無人村，而不談台灣遭遇的經濟壓力？是否將中共極權歸咎於「中國文化有病」，等同種族歧視？為何不去大陸網站發文？是否藉反共為台獨站台？台獨是否反民主？ 以下我試著做個綜合性的回應。 一、討論一個問題，不等於否定其他問題 我寫中國無人村，是在討論一種制度與人口流動結構的現象。 至於台灣是否面臨美國對等關稅壓力？當然可以討論。但討論A，不等於必須同時討論B，否則就是「雙重標準」。 這種論法其實是一種常見的轉移策略——只要你批評某個制度，就必須同時批評另一個制度，否則就是立場不純。 但公共討論不是這樣運作的。一個人可以今天談中國鄉村空洞化，明天談台灣產業政策，後天談美國保護主義。 議題分開討論，是理性討論的基本原則。 二、文化分析 ≠ 種族歧視 這是核心問題。 我從未說「中國人天生有問題」。事實上，我幾次明確指出，中國人的問題，是社會文化結構的問題，而不是什麼天性、根性之類的問題。 我討論的是：某些歷史形成的權力結構、某些長期積累的政治文化習性、某些制度與社會互動模式。這與說「某民族低能」完全不同。 藍田先生引用《槍炮、病菌與鋼鐵》作為反例。但事實上，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並沒有否認文化因素的作用。他反對的是種族生物決定論，而不是否定制度與文化差異。 地理條件可以影響發展路徑。但地理不能解釋：為何同樣地理條件下會出現不同政治制度、為何同一文明圈中會有不同治理模式、為何某些社會可以逐步制度轉型，而某些社會高度集中權力 把所有問題歸因於地理或「美國菁英封鎖」，其實是一種外部歸因神話。 它的好處是：問題永遠來自外部。它的代價是：內部制度與文化因素永遠不必檢討。這正是我所批判的「制度不可見化」。 三、「文化有病」與「病識感」的真正含義 當我談文化病識感，不是說中國人有病，而首先是在嘗試指出「結構性」的問題，以及人們對問題是否肯面對並承認。每個社會都可能形成某些不利於自由與責任分配的結構習性，譬如：德國曾有軍國主義文化；日本曾有軍國體制；蘇聯曾有高度集權政治文化。這些分析都不是對種族「根性」的意見。 文化可以反思、可以修正、可以轉型。如果文化不能被討論，那才是真正的宿命論。 真正的種族歧視，是說某民族具有某種「根性」，無法改變。而我恰恰相信可以改變，而做出批判就是為了尋求改變。 四、為何不去大陸網站發文？ 這個問題其實很簡單。我嘗試過，但是我的文章無法通過審查，無法貼出。而我也不願意削足適履，改變說法，以迎合對方。 在言論受限的環境裡，討論制度問題，本身就存在門檻。 這不是我「不敢」，而是制度本身不允許。如果連這一點都否認，那麼「言論是否自由」的問題已經不言自明。 至於我在台灣發文是否會影響大陸？歷史證明思想並不受邊界限制。資訊會流動，只是速度不同。 五、台獨是否反民主？ 民主的核心不是國家名稱，而是：主權是否由人民決定；政府是否可被選舉與更替；言論是否可自由討論。如果台灣人民透過選舉決定未來方向，那本身就是民主程序。 可以反對台獨，但不能說「只要支持某種政治選項就是反民主」。 民主允許不同政治主張競爭，否則民主就變成預設立場。 六、關於「西方菁英操控世界」的敘事 把問題歸因於西方菁英操控、科技封鎖、國際壓迫，確實可以解釋一部分現象。 但若把它當作總解釋，那麼：內部貪腐如何解釋？權力過度集中如何解釋？言論審查如何解釋？政策錯配如何解釋？ 外部因素存在，但不能成為內部責任的替代品，否則任何失敗都可以推給外部。 七、關於「你是不是拿反共做幌子」 這是一種動機指控。公共討論應該討論論點，而不是動機。即使我主張台灣應該維持主體性，也不影響我對中國制度問題的分析是否合理。動機不能替代論證。 八、最後回到原點 我討論無人村，是在討論：人口流動、鄉村空洞化、制度誘因、社會資源配置。而我關注的問題成因是社區意識、社區凝聚力、市民社會的有無。 如果有人不同意我的分析，歡迎針對機制提出反證。但若轉向：你為何不談別的？你是不是歧視？你是不是拿它做幌子？那麼討論就從制度層次退回到情緒層次。 我願意討論地理因素，也願意討論國際結構，但我不會因此停止討論內部制度問題。 因為真正成熟的社會，不害怕自我檢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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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政治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