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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01/08 15:06:49瀏覽469｜回應2｜推薦3 | |
有本書，書名叫“西方憑什麼？”（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 2010/2015）。書中，作者摩里士（Ian Morris）探討了歷史發展中的各種模式和動力，並且提到一種“周邊後發優勢”的概念。這個概念指的是：位於某一中心文明的邊緣地區，雖然起初處於相對劣勢，但可以通過吸收和改進中心的技術、制度和文化而獲得相對優勢。
書中提到的“周邊後發優勢”事例，譬如：羅馬作為希臘的周邊國家，先是希臘文明在文化、哲學和政治制度上高度發達（但是在軍事和組織效率方面逐漸衰弱）。而羅馬位於希臘文明的邊緣，通過學習希臘文化和軍事技術，發展出更強大的軍事體系和行政管理能力，最終在地中海地區取代了希臘文明的地位。
再如，英國與歐陸。英國在歐洲中世紀時較為邊緣，但通過吸收歐洲大陸的技術（如火器、印刷術）和思想（如啟蒙運動的理念），在工業革命時期超越歐洲大陸，成為全球的經濟和軍事強國。
摩里士也提到，中國的早期文明發源于黃河流域，但後期以長江流域為核心的經濟區逐漸崛起，得益於南方的自然資源和後發優勢。
歷史上可以使用“周邊後發優勢”來解釋的事例很多。再舉例來說，如日本與中國：日本長期位於中國文化圈的邊緣，但在明治維新期間吸收了中國及西方的技術、制度和思想，成功轉型為現代化國家，並在19世紀末超越中國。美國與歐洲：美國在18世紀還是歐洲的殖民地，經濟和文化上較為落後。但獨立後通過吸收歐洲的科技和制度，結合豐富的自然資源，在19世紀末成為世界強國。俄國與西歐：彼得大帝時期，俄羅斯位於歐洲文明的邊緣，通過向西歐學習軍事技術和行政管理方法，現代化了其國家機構，並在18世紀崛起為歐洲強國。北歐國家與歐洲大陸：北歐國家（如瑞典、挪威）曾經是歐洲大陸的邊緣地區，但通過工業化和社會制度的革新（如福利國家制度），成為現代化和社會發展領先的地區。
“周邊後發優勢”理論可以解釋文明轉移的動力，可以解釋為何一些邊緣地區在歷史上後來居上，尤其是通過吸收先進中心的技術和知識進行發展。這個理論強調了技術擴散的作用：中心文明的技術和制度在傳播過程中往往被改進，而邊緣地區可能因其更少的歷史包袱（註一），更靈活地採用這些創新。而這個理論也能夠體現歷史的動態性：強調歷史中的變化性和非線性，說明文明中心並非永恆不變，而是會隨著時間和環境變化而轉移。
也許我可以歸納這種周邊後發優勢的一個核心特質，就是周邊地區的“可選擇性”，他們既能汲取先進文明的文明元素，又因為較少社會網絡的羈絆，所以有較大的選擇空間，可以擇優汰劣，從事最有利的改革，因而進步較快速。
我們可以想像，譬如在17世紀以前的澳洲，很可能只有最原始的土著部落，文明水準是相對低的。15世紀以前的美洲，雖然已經不是原始土著，其文明水準也大概是處於近乎停滯的狀態。他們的文明進步的限制條件在於他們的文明孤立狀態，距離更先進的文明過於遙遠，難以吸取更先進文明的技術與思想。
但是，反過來說，置身在先進文明腹地的社會，卻可能被其社會網絡牽絆，難以保持彈性、因應情境做出改變。這種網絡的牽絆力道，當然會受到網絡內部互信程度的影響。互信越低，網絡的牽絆力道就越大，而互助、互援的力道卻很有限。但是，網絡本身的龐大、繁複程度就已經會構成一種強大的約束力，使得改變的意願受到壓抑，改變行動的效果也往往變得很微弱。當社會網絡發展得過於龐雜、繁複的時候，牽一髮就會動全身，而牽一髮卻也因此可能有千鈞之重。要推動任何大規模的積極改變行動都非常困難，最後，只好整個網絡盡量保持靜態，傾向採取消極縫補、抱殘守缺、固步自封，甚至閉關鎖國的做法最安全。“舊路因循”(path dependence)的機制顯然起著一定程度的作用，使社會網絡總是朝向保守路線展現影響力。即使已經面對困難問題，也還是諱疾忌醫，甚至自我欺哄。
處身在東亞大陸腹地的中國，就可能是因為受到龐大、沉重的社會網絡牽絆而難以改革、創新的例子。中國很可能最早就發現了黑火藥（據說是在唐宋之交時），但是，其後幾百年，中國對火砲的改進卻遠不如西方，甚至也不如更晚進的日本。中國也可能是最早發明活字版印刷的國度，但是在印刷術的後續發展上卻又再度落後於西方。我們也不妨想像一下，在康梁變法之際，一些文武官員跑去苦求太后復出以阻擋變法的故事。宋朝的新舊黨爭其實也充分反映了中國社會中保守勢力的強大作用。既得利益集團常常想像出類似“亡國亡天下”的恐懼，而不太自覺其真正的恐懼其實是關乎喪失我群利益。
反之，與中國社會處境不同的日本則比較沒有那麼沉重的社會網絡牽絆，其社會網絡對改革、進步的束縛力量很可能比中國社會要小得多，因此在現代化過程中得益，進步較快。明治維新雖然也遭遇到一定程度的抵制，但是，現代化的改革路線仍然很快就成為大勢所趨，不久就晉級成為了東亞新興強國。
相對於隔海的英國，歐陸各國的文明進境也可能較受到網絡牽絆力量的束縛。以16世紀西班牙為例，斯時的西班牙，國力鼎盛，王室與全歐各國幾乎都有聯繫，甚至一人身兼數國之君主。但是，這很可能也同時形成一種巨大的網絡牽絆力量，讓西班牙一直走保守、專制路線，不久後就盛極而衰。
反之，英國作為歐陸的周邊國家，一方面汲取歐陸文明的元素，卻又排除了教廷的過度控制，也抵拒了西班牙與法國等大國嘗試施加的政治影響力，遂能逐漸崛起，而在19世紀時成為全世界的領頭羊。
“周邊後發優勢”的理論頗有解釋力，可以用來說明許多影響歷史發展遲速的成因問題。當然，它也必然還留下許多的疑問。簡單說，那些周邊國家的內在特質，同樣也會影響其發展遲速。譬如我們不難想像，在地中海南邊與東邊的那些國家，理論上也是位在歐洲文明的周邊，但是，他們似乎並未展現周邊後發優勢，成為比歐洲文明更優越的文明。再說，非洲還有下撒哈拉地區，當北非發展出迦太基等文明時，下撒哈拉地區的國度又為什麼沒有展現周邊後發優勢呢？再更宏觀地來說，在走向全球化的時代，是不是所有的落後國家都應該已經具備展現周邊後發優勢的基本條件，但是，事實顯然並非如此，許多落後國家仍然長期落後。為什麼會這樣呢？
撇開上面最後的疑問，“周邊後發優勢”的概念是不是適合用在今天的台灣社會呢？台灣是不是可以作為中國文明、乃至日本文明的周邊而展現其後發優勢呢？我認為答案是肯定的，而且，我們其實已經看到了這樣的效果。今天台灣的發展，已經展現了其相對於中國大陸的一些優勢。而重要的是，會能展現這種優勢，可能是因為汲取了中國文明、日本、西方文明等多個來源的養分，從而獲得在發展上的某些優勢。
如果台灣始終是在中國政權的完全控制之下，台灣很可能得不到這樣的發展成果，而比較會是中國大網絡內部的一個小部分，充其量是在各省份中排名較前的一個，而無從成為可以在某些技術層面、制度層面與整個中國一別苗頭的獨立單位。
此刻的台灣，再度面臨一個關鍵時刻：是再度回到中國這個大網絡之內，還是應該繼續保持其相對獨立性，以便繼續享受這裡說的某些周邊優勢？
對上面的問題，我沒有絕對的答案，但是，依據前面的討論，我偏向認為，台灣若能保持其作為周邊、相對獨立的地位，對台灣的發展是較有利的。特別是，我認為民主、人權是超越功利價值的應然，而考慮到中國大陸至今仍然是專制體制的國度，台灣也很需要保持其相對獨立的地位才比較能夠享有這裡說的應然價值。
當然，台灣要享受這種相對獨立的地位，很可能會面臨較大的風險，也就是來自中國大陸的強迫統一的風險。而且，有趣的是，決定要不要承擔風險的抉擇本身，也會受到來自中國大陸的網絡的影響。那麼，台灣要不要在這種網絡影響下做出決定呢？
註一： 摩里士的周邊後發優勢理論，強調的是“歷史包袱”造成了發展束縛，而我比較強調“社會網絡”的束縛。這兩者並不互斥，但也不完全相同。這可能是社會學背景與歷史學背景不同造成的強調點的不同。社會網絡的作用比較是指當下的各種社會關係的作用。這種關係當然還是深受歷史因素的影響。不過，狹義的歷史包袱，比較容易聯想到的是過去時間所形成的（關係）狀態的作用，而對當下的關係狀態倒可能相對忽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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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政治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