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看到一段視頻節目“在野說”，這一集的標題是：“海南自貿港要完？2025封關或成空談，或成下個爛尾工程？”。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6zqUWe3JzQ&ab_channel=%E5%9C%A8%E9%87%8E%E8%AA%AA

主持人表示，海南自貿港，號稱自由貿易港口，但是，眼見著就要變成下一個爛尾工程，恐怕不久就可能爛尾。主持人問：為什麼人們不肯前往這個號稱自由貿易的港口投資、購物，而寧願跑到某些其他國家去投資、去購物？連中國人自己也寧願要捨近而求遠，以致讓這個自貿港發展停滯，甚至投資額、營業額也在近兩年間腰斬？他暗示，因為連中國人也不信任這個自貿港。

他舉例說，數據顯示，中國人似乎更願意前往日本購物，也不太願意在海南自貿港購物。很重要的一個問題是，雖然號稱是自貿港，但是這裡的資金流動卻頗受限制，因為害怕資金外流。但是，如此卻正好讓可能的投資者、購物者卻步。

我也相信這件事與缺乏“信任”的心理有關。因為許多潛在的投資者與消費者可能都對這所謂的“自由貿易”海港的信任度不足，所以讓這個自貿港的發展受到限制。事實上，缺乏信任已經阻礙了中國社會在許多方面的發展。只是這個缺乏信任的問題卻並不被鮮明地指出並檢討改進。反之，中國人往往傾向要避開這些討論，因為會傷害集體自尊，也傷害統治者的威信。

美國政治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其“信任”一書裡提到，相對於美國、日本、德國，中國社會的內部互信偏低，並且因此限制了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信任度低的問題，是被提出了，而且其實不是只有一個人這麼說，而是有多位國際知名的學者都這麼提出過。除了福山，至少還有社會學先驅韋伯(Max Weber)。另外，19世紀末的美國傳教士明恩溥、20世紀初的荷蘭人類學者De Groot也都曾經有類似的描述。但是，這個問題似乎是在某種集體自我防衛心理的作用下，特別是統治者的顧慮下，被強行抑制了，所以並沒有引起中國或華人社會內部廣泛、深刻的反省與檢討。

荷蘭學者De Groot對中國的研究，一般較少受到華人世界的注意。但是，他的一些看法也許值得在此稍加介紹。他批評中國人高度重視禮儀和表面形式，認為這導致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流於表面，而非建立在真正的信任和情感基礎之上。他還指出，中國社會中，關係往往具有功利性，人們更傾向於通過家庭、親戚或熟人網路來解決問題，而非依賴廣泛的社會信任。這種依賴熟人網路的行為模式在他看來是反映一種“普遍信任”的不足。

他觀察到，中國人對陌生人的警惕性較高，不願輕易信任外人。這種特質源于中國傳統社會的封閉性，以及對外部世界的不確定性帶來的不安。他認為，中國社會缺乏一種制度性信任（institutional trust），即基於公平和透明制度而產生的信任感。在他看來，中國的法律和社會規範更多是為了維護權力結構，而不是促進普遍信任。他提到，在商業活動中，合同和協議的約束力不足，更多依賴個人信用和私下的承諾。這導致了在經濟交易中信任的低效建立。

De Groot也對中國的官僚體系持批評態度，認為其腐敗現象和權力濫用使民眾對官方缺乏信任，這進一步削弱了整個社會的信任基礎。

De Groot作為一個歐洲人，在最初接觸中國方面的文獻時，其實是對中國文化高度推崇的，甚至認為中國可能提供歐洲文明困境的出路。但是，當他在清末真來到中國進行研究以後，卻大失所望，看法翻轉，甚至認為中國還是個半野蠻的國度。

De Groot也許還是不能免於歐洲中心主義的思維。但是，他對當時中國的一些批評性看法也許到今天還有參考意義。中國人/華人社會內部互信偏低，無論如何是個重要的議題，但是，這個問題迄今未在華人社會裡得到系統的討論。即使是中國大陸內部的一些菁英學者，似乎也對這種議題很抵觸。至於上面關於海南自貿港可能爛尾的報導，其實應該只是與華人社會內部互信低有關問題的一個不太重要的案例。

我以為，中國人/華人對專制體制的擁抱或容忍，背後也可能和彼此互信低落有關。因為不信任他人，不信任大眾，所以認為必須依賴專制體制來維護集體秩序。有句帶戲謔口吻的順口溜是說：“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這被認為是中國政治的怪圈，讓中國政治始終難以長足開展，並且限制了中國社會的整體進步。而這個所謂的“怪圈”，其實說到底也就是缺乏互信問題的結果。說“一放就亂”，也許是反映實際的情況，卻也可能是統治者的主觀顧慮。而且，由於疑忌太深，不容許絲毫風險，因此也壓抑了可能有的積極自發表現空間。

反過來說，政治高壓本身其實恰是導致人民可能“造反”、“叛亂”的成因。民主化的華人社會很可能不需要有這種顧慮。台灣的民主化經驗就並沒有帶來社會混亂。這就可能提供一部分的支持證據。再看看移民海外的華人，在先進國家裡的表現也往往是各個移民族群裡最守紀律的一群。所謂一放就亂，是過慮，也是對維繫統治權的自我合理化理由；而會爆發問題往往正是被高壓統治本身所造成。

以台灣為例，不但沒有在政治民主化、社會自由化的進程中出現什麼嚴重的社會混亂，反之，台灣實際上因為民主化而減少了內部的革命危機。想想看，如果當初蔣家像北韓金家那樣盡一切可能繼續掌握統治權，不讓在野勢力有絲毫機會執政，那隨著國民黨漸漸失去對軍隊的完整控制力以後，台灣人民可能會做出什麼樣的反應？會不會要採取暴力革命的行動？而台灣會因此陷入什麼樣的混亂情況？中共會不會早已經趁機拿下台灣？我完全相信，是民主化救了台灣。

“一放就亂”之說，當然也還是可能反映了某種實際可能情況，不過，那意味著前期的高壓統治已經帶來了累積的不良後果，人心蓄積著深重的不滿、仇恨，待機爆發。只要統治者的管控力量一旦變得薄弱，暴亂就可能發生。而要改變這種悲劇處境，應該不是加強專制體制的控制，而是漸進地放鬆控制，提供更多人更多的發展機會。唯有減少蓄積的不滿，才可以免於一放就亂的窘境。蔣經國統治末期的開放作為，很可能救了後續的國民黨，不至於面臨像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那樣的命運。

重要的是，作為管理階層的人（在專制體制下，我會說是統治者/統治群；而在非專制體制下，可能較適合說是管理階層的人），要相信人民不會無謂地喜歡作亂。多數人民其實更願意遵守秩序、享受整體秩序帶給大家的生活保障。就好像大多數移居國外的華人，都很遵守當地的法律，而表現為守法、守紀的良好公民。但是，專制統治者往往偏向不相信人民會由衷守法守紀。

反過來說，人民其實也需要對管理者賦予更多的信任。缺少人民的信任，政府也就很難有大作為。當然，這是從管理效率、集體績效的考慮來說的需要。我以為，傳統中國社會中，統治者很少發起大規模建設事業（軍事、國防或許稍有例外）。部分原因應該就與人民不信任統治者有關。因為不信任，所以抵制或故意怠惰，然後導致事業失敗。像商鞅變法這種事，必須依賴暴力作為後盾；而且，秦朝之速亡，很可能就是反映廣大人民對變法的不滿。而這種失敗事例越多，統治者也就越發不敢於輕率動員從事建設。

而從人民實際承受的專制統治的壓迫與剝奪程度來說，我們可能很難苛求人民去信任他們的專制統治群體。就此而言，我也傾向認為，相對於西方民主國家的人民，中國人民其實很可能更不信任本國的統治群體。如果表面上中國人民好像更願意服從他們的（專制）統治者，這種服從很可能只是表象。這也說明了，中國的統治者為什麼總是必須採取各種激烈、不人道手段去維護其統治權。

比當代中國更極端的例子之一大概是北韓。表面所見，北韓人民也表現出對統治者的極度服從與崇敬。但是，這完全可能是一種假象。北韓人民的這種服從姿態，很可能在統治者露出力量破綻時瞬間崩塌。所有的專制統治者都可能面臨類似的危機。所以，專制體制國家往往會越來越傾向極權統治。像改革開放這種政策路線，比較可能是在十年浩劫這種大悲劇之後才有可能出現；或者是原來的統治政權解體以後。

我們不宜過度強調屬於人民一方對統治者的不信任問題。人民終究還是其自身福祉的最佳判斷者。即使統治者（自以為是地）推出“利民”政策，其實也還是很危險的。而如果統治者又強迫人民接受這樣的政策路線，可能進一步造成更嚴重的問題。1950、60年代之交的“大躍進”路線，很可能就是一個極度悲劇的案例，結果造成了數千萬人飢餓而死。而且，這樣的大悲劇，事後卻竟然沒有什麼深刻的檢討結果。“七千人會議”固然是在檢討大躍進悲劇，卻只在爭吵後導出後續的文革大浩劫，而見不到對大躍進的深刻、認真、理性檢討的書面意見，可供後世參考）。這種不檢討悲劇成因的情況，反映的主要還是統治者一方的片面利益考慮。

不過，人民一方對統治者的不信任，未必完全是由於當時統治者的不當作為所導致，而可能是一種更深沉的、先存的、對所有統治者的不信任習性。中國人很可能積累了數千年的慘痛經驗，而幾乎先天地不信任統治者。但同樣是基於慘痛經驗，使他們也不太會積極去對抗統治者。他們偏向消極服從統治者。如此，統治者也很難動員這些人民去從事積極建設。理論上，統治者其實也可能推出英明的新措施，卻因為人民的心態落伍，或者上面說的一般性的不信任心理而導致政策執行失敗。總之，最後的結果是，整個中國固然歷史悠久，卻缺少累積的建設成果。

有人在網路上貼出百年前的老照片，而且是拿當時的北京與紐約做對比。不免讓人看了很感慨。其實，百餘年前，李鴻章往訪美國，特別是紐約，也是感慨無限。簡單說，從照片中看不出累積數千年文明的優越處。號稱是數千年的文明，但是因為缺少互信，於是總是傾向“零和”，而難有累積性的成果。常常陷入悲劇循環中，難以跳脫，也難以逼出更深邃的智慧；而讓悲劇之後，往往也還是悲劇。

“零和”，不能累積建設成果，我以為是在普遍缺乏互信的不良社會基礎上大家的一種急切自我防衛心理的結果。因為要自我防衛，所以無心尋找真正“超越”之路。在衝突或疑懼中，人們只有抓住最近便的防守武器，選擇最有利、可能也最投機的立場，而難以站在更高處審視現象，看透問題的更深層。

此刻的中國大陸人民信任作為統治者的中共嗎？我的答案大體是否定的。雖然我們也看到一些五毛、粉紅人士在為中共搖旗吶喊，但是，這就好像89民運時的大陸民主呼聲，一時間看起來很有聲勢，不旋踵就可能成為泡沫。支持中共的人數比例在顯性層面上被放大了；而且，即使是這些人，在不同的情境下，想法也可能改變，中共如果失去了對訊息的控制力，很多人的想法是有可能會大幅改變的。其實，台灣在民主化的過程中，很多人的想法也跟著改變。類似的教訓其實很多。

我其實還有一個比較大膽的想法，我認為兩岸之間的敵對關係，背後其實也有缺乏互信的因素在起作用。這其實也是廣義華人社會“內部”的低度信任狀態。當然，這種缺乏互信也並非都是無根的妄想。重要的是，華人世界裡的成員們似乎也很少針對性地努力去改善這種低互信的問題狀態。

專制體制下的中國社會，充斥著高壓、扭曲且封閉的訊息，以及缺少互信的廣大人群。這樣的中國，縱使在某個特定期間內、基於較特定的一些原因，有較顯著的進步，這種進步也很快會遇到天花板。更誠懇的態度與更高度的互信，才是讓中國社會脫胎換骨的基礎條件。想要用完成統一大業這樣的偉業，來凝聚人心、鼓舞積極動力，最後很可能是雞飛蛋打，又見“零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