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會生病；生病若諱疾忌醫，只會拖垮自己。社會亦然。把社會視作一種具有自我修復能力的「大有機體」固然方便理解，但別忘了：社會的病灶常被面子、權力與同溫層遮蔽，比個人的疼痛更不容易被承認與處理。於是，只要有人說「我們社會有病」，常見反應不是啟動檢查與治療，而是反擊診斷者：「你才有問題！」真正的問題因此被否認、被轉嫁、被埋藏，直到一次更大的崩潰把它掀開。

人願意面對生理的疾病，可能需要克服一些諱疾忌醫的主觀阻礙；而社會願意面對社會的疾病或問題，更需要克服阻礙，才可能達成共識，採取積極解決行動。在社會這種集體層次上，形成共識不易，社會成員更容易互相指摘，以異己者為問題所在，而忽視對「結構」的關注與問題意識。

一、為什麼缺少對社會的病識感？

在心理層面上，人的第一反應常常是自我防衛。否認、投射、合理化，都是減輕不舒服的本能反應。個體尚且如此，對群體往往更甚。一旦牽涉「我們」的體面與光榮，羞恥感會轉為敵意，批評者被視為叛徒而非體檢醫師。

在社會層面上，同溫層與演算法往往強化了「選擇性看到」。人們相信自己所見為真，難以接受相反證據；動機性推理讓立場先行、證據後補。於是社會輿論不但「眾說紛紜」，還彼此封閉。

人容易相信自己「看到」了真相，但是，人的看到其實是高度選擇性的。人從有限的資訊來推斷整個事情的問題性質。但是，人往往忽略自己的「推論」，而認為自己說的完全是「事實」。對社會現象，我們幾乎永遠是瞎子摸象，但是，很多時候，我們未必自覺自己知識的有限性、選擇性與推論性。

嚴格說來，我們對社會問題的認識中，還涉及「詮釋」的過程。通過詮釋，我們把零散的事實訊息組織成因果連貫、是非分明的故事。但是，我們也往往忽略這個詮釋過程的主觀性，甚至忽視了有詮釋過程涉入。

總之，如果我們對問題性質做出定性，我們很相信自己做的這種定性，而不太會看見這個認定其實有主觀偏見涉入。有時候，我們受到外部因素的影響，我們也未必會意識到。

我們不妨想像，文革期間的那些紅衛兵，當他們在群眾運動中鬥爭反革命分子的時候，他們很可能慷慨激昂，甚至覺得自己大義凜然，而不太會覺得「我們」可能冤枉對方，可能做出並不公平的判斷；「我們」的激情憤慨其實可能是被引導而形成的。

在五四運動中，有火燒趙家樓的事件。後來才發現，燒錯了房子。問題是，群眾的情緒被引導朝向某個方向，大家當下就認定了事情就是這樣的。

維持對社會問題的敏感性，需要大家關心公共事務，也要建立理性溝通的習性。通過理性溝通，產生理性共識，這種共識才更可能接近客觀認識。如果大家冷漠、不關心，或者被群眾激情引導，或者是同溫層互相取暖式的認識問題，就容易誤導對問題的認識，也容易出現不當的問題反應。

在這裡，專制體制和理性溝通習性是極不相容的兩件事。專制統治者往往藉由噤聲與威嚇來「止痛」，而副作用是把病灶推進體內、終致累積成大病、絕症。民主體制容許吵鬧與揭瘡疤，療程更長、也可能顯得更難看，但這正是建立病識感、積累修復力的必要代價。

二、誰是社會的「醫師」？

理論上，社會科學家、調查記者、獨立機構、公共知識分子都在做「診斷」。但不同於臨床醫療，這些診斷的可驗證性與權威共識較弱，容易被「我也有一套」的民間常識抵銷。

我並不準備呼籲大家以社會科學家與公共知識分子等的意見為尊。我希望的是，大家互相尊重，也包括尊重自己。但是，所謂尊重自己，不是要把自己的意見視為圭臬，或者把某個權威意見視為圭臬。理性溝通仍然有個操作的程序。大家應該盡量了解這些程序，依循這些程序。

專家、學者其實往往就是最遵循認識程序的一群。學術的倫理就已經在要求他們遵循認識程序。這些程序很可能會要求把診斷轉為可檢驗的主張、明確的指標與透明的方法，讓不同立場的專家與公民可以交叉審視。

三、台灣的特殊處境：診斷與認知戰

上面的討論其實是想為兩岸之間的議題做鋪陳。當前台灣，處於一個最特殊的時刻。狄更斯「雙城記」的開頭語所謂最好的時代與最壞的時代，正可用來描述台灣當前的處境：台灣可能面對最凶險的命運；但同時，台灣卻也正在大步走向一種光明的道路上。

此刻的台灣已經是個高度開放的社會，有全民健保這個讓人欣羨的醫療服務體系，也有全球名列前茅的平均個人所得水準，還有全球排名在前的幸福度指數。但是，台灣同時又面臨中共的持續武統威嚇與系統性的對台認知作戰：民族主義牌、恐戰牌、厭美牌、反綠牌、恨日牌……這些敘事常以「台灣有病」、「台灣危亡」為話術入口。以「台灣司法已死」為例，這是一個極度嚴厲的診斷，就該以可操作的證據（如審理期間、定讞率、撤銷率、冤案救濟、國際可比指標）來討論，而非只憑單一案例或情緒性標籤。是否受外部話術影響，重點仍在：我們是否用足夠嚴謹與比例原則做自我檢查。

四、民主與專制：療效的長期比較

現在有很多人對台灣的民主制很失望，甚至直接誇讚中共的體制。只是，這樣的評斷公平嗎？這是一種客觀、適切的疾病診斷嗎？

民主像是多次小手術與長期復健：吵、慢、痛，但保留神經，恢復功能。專制像強力止痛與壓抑症狀：短期看似神效，長期卻積累壞死風險。從包容／榨取制度的視角來看，能讓多數人參與、允許試錯與創新的制度，較能帶來持久繁榮；榨取性的權力結構則將風險與成本外部化，最終以更大的系統性危機償還。

對台灣而言，不需向極權讓步的理由，不僅是價值選擇，更是制度自我修復力與風險管理的理性判斷。

五、回到「病識感」

病識感不是自我詆毀，而是療癒的開始。它應該也包含承認「我可能看錯」，所以宜養成記錄與校正的習慣；應該鼓勵內部唱反調者的「冷水權」，把逆風意見納入會議流程。

我可以理解許多人對現狀的焦慮，也願意尊重異議者的擔憂與批評。但是我認為台灣走的大方向是對的，重要的是：台灣沒有必要向極權讓步。（當然，我承認，我的判斷終究也可能錯。因此，我願意邀請所有不同立場的朋友，把不舒服留在桌面上：讓我們以診斷代替辱罵，以可驗證的事證代替情緒性的攻擊。）

我的問題批評常常是朝向中共、中國大陸社會，因為我認為社會之所以走上極權之路，就是對深層社會問題的反應，而它本身也造成進一步的問題，包括對台灣可能產生的傷害。

我從台灣看中國大陸，可能被認為是我的立場本來就有問題。但是，從台灣看大陸，其實也可能是利多。因為容易理解，也因為有一定的距離。我究竟是否佔據這種認識上的利多，讀者可以暫時抱持中性立場，而不必逕行否定。

總之，我批評中國大陸社會，終極來說，不是出於惡意，而是善意。我想呼籲提醒中國人的病識感。這當然不是主張無病呻吟，而是真正的形成病識感，然後積極去尋求改革、治療。當中國社會成員願意承認「痛」，願意做檢查、做復健，中國社會的病識感就會被養成；而一個具有病識感的中國社會，才可能在反覆的受傷與修復之間，變得更健康、更有韌性。

所以，重要的問題是：中國人願不願意接受「會診」，而不是動不動就打擊異議者，或是把批評中國社會者視為敵人？

一個人病了，需要醫師。一個社會有問題、生病了，更需要有人敢批評、敢說真話，也需要大家去正視這些批評意見。大家應該珍惜這些「社會醫生」，而不是把他們當成麻煩、當成疾病本身。

因為拒絕會診、拒絕治療，最後受害的不是某個人，而是整個中國社會。

社會要健康，需要不同觀點的理性交流。否則，中國人只會集體自我麻醉，最後付出更慘痛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