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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01/21 14:59:33瀏覽2672｜回應27｜推薦48 | |
就在我提出「理性主義宣言」（其實還只是個草案）的時候，有網友質疑我的主張其實等於是在提倡威權主義，因為我在討論中表示應該對蔣公的威權統治給予同情。
這位網友並沒有明確指出，是我所提出的理性主義主張邏輯上必然會導向威權主義，還是我的相關論點使我的理性主義實際上可能導向威權主義。
我當然不認為我的主張在邏輯上必然會導向威權主義。因為威權主義顯然就是我所謂的扭曲結構的一種，而且是主要的一種。作為不合理的結構，它本來就是理性主義應該要努力去消除的問題，而不會要導致這樣的結構。對於威權主義的問題，就是應該在平時就及早檢討、改進，而不宜等到問題已經嚴重惡化、積怨已深的時候才來怨恨、怒罵、攻擊。
那麼，我又為什麼要表示同情蔣公的威權統治呢？
首先，作為國家的統治者，蔣公的作為是在國家層次進行思考、抉擇與行動。如果蔣公是作為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細故狹怨而大肆殺戮，甚至是隨機殺人，這樣的人當然不值得同情，也無從肯定。但是，蔣公是國家領導者，他所面對的是國家的極度困難處境。
當日寇侵逼的時候，蔣公必須決定，上海、南京守不守？守如何，不守又如何？而且，他也清楚知道，不論守與不守，都會有犧牲，是大量中國人命、財產的犧牲，那麼，他究竟該怎麼抉擇？
日本軍隊要從河南西向，再南侵武漢行都，國軍這時候已經失去了大量精銳部隊，許多部隊也缺乏整補，無力防堵西向的日軍。怎麼辦？有人提出讓黃河決堤以阻日軍。這又會帶來大量中國人民的傷亡與財產損失，那麼，又要怎麼抉擇？蔣公等待與會將領與重臣的意見。但是沒人敢提出意見。最後蔣公表示：那就由我來承擔歷史的罪名吧。
面對中共的崛起，蔣公的抉擇是反共。中國人抱持反共的立場，蔣公並非第一人或第一批人。先前是國民黨「西山會議派」的一群人，包括林森、戴季陶等人在內，1925年間，他們在北京西山會議，決定反共立場。這與孫文的「聯俄容共」立場不同。而在1926年初國民黨二全大會中，以共黨為主的一群人卻做出了相反的決議，開除了西山會議派的多數人。蔣公開始的時候保持中立，而仍然留在國民黨內，作為有實權的幹部之一。但是，他顯然也從此刻起，開始走向明確反共的立場。緊接著，就爆發了中山艦事件。這件事至今真相難明。據陳立夫表示，蔣公在這個時刻曾經猶豫是否離開政壇，而終於被陳立夫苦勸回頭，留了下來。接下來的北伐，到了1927年4月，北伐軍打下南京、上海的時候，蔣公開始對共黨進行清洗、殺戮。
我並不認為這是個正確的抉擇。而這個不正確的抉擇部分可能出於對中共性質的誤認。或者，更深入說，是蔣公自己對當時中國社會的性質的認識有偏誤，以致於對中共的認識也有了偏誤。（我的意思是，他對當時中國社會中底層民眾的絕望困境未能充分認識，故對中共的激烈、決絕的作風也難以諒解。我認為中共是矯枉以過正，故雖然過激，卻也有可原諒之處。但是，確切的分寸何在，恐難有公論。）
清黨是否必賴殺戮？清黨過程是否殺戮過份？我偏向認為清黨的手法的確過於血腥。這應該算是蔣公的惡業之一。但是，我仍然要表示我的同情處（不是我認為沒有過錯）。一則，首先開始殺戮的，據我所知，是廣西桂軍。再則，稍後（約七月間），汪精衛所部的將領也開始殺戮共黨。也就是說，反共並非純出於蔣公個人的突兀意志，而是某一群人的共識。汪是同情共黨，並主張維持聯俄容共政策的領導，此時與蔣分在南京與武漢，兩相對峙。汪也因為將領開始反共，終於下野離漢出走。最重要的是，如果蔣公不用鐵腕清黨，可能根本無法成功清黨，那麼，之後的所謂國民黨，其實就是共產黨。所謂北伐，也就是共黨的北伐。從而，北伐後的中國很可能就是個共產中國。也就是說，蘇俄在1917年建立共產政權以後，又在約十年後扶植了一個共產中國，並形成一個籠罩歐亞大陸近半的共產勢力。。
如果我們下個結論說中國不宜走共產主義的道路，那麼，蔣公的反共、清黨就有其不得不然的正面意義。當然，這個前提是否成立，至少對我而言多少還是個問號。但是，畢竟我還是不贊同共產主義制度，所以我也無從由此認定蔣公在反共抉擇上犯下了重大的錯誤。
蔣公的反共是否與其個人權力野心有關？這也是我無從確定的一件事。我其實偏向認為有關（部分是為了個人權力欲而反共），但是，終究無從確定。而且，我認為每個人都有權力欲，而即使是權力欲強，也可能表現有積極意義的行動。就像拿破崙說，軍人如果不想當將軍，就不是好軍人。好軍人的意思當然是指能貢獻軍隊，甚至國家。也就是說，有權力欲者也可能貢獻全體。那麼，我們就很難單純因為蔣公的權力欲而否定評價他。
抗戰後的國共內戰又是一次重大抉擇，爆發原因又可能與蔣公個人權力欲有關。不過，同樣的，該不該發起反共戰爭仍然是個天人交戰的抉擇。如果當時國軍快速弭平中共的「叛亂」，建立穩固的政權，那麼，當時的反共戰爭就可能是個正確抉擇。但既是戰爭失敗，是非就會因此逆轉。
我以為，中國社會的傳統結構其實與共產主義是背道而馳。從某種程度來說，共產主義的意識型態幾乎是要革掉傳統中國社會結構的命。所以，我大膽推論，長遠來看，共產主義會在未來中國歷史上被定位為一股歷史逆流。而從這樣的標準出發，蔣公的反共事業將會受到肯定評價。
蔣公來台灣，接著有所謂白色恐怖。現在，這一段歷史使蔣公成了台灣民眾（特別是本省綠營民眾）厭惡、仇視的對象。那些白色恐怖的受害者現在都成了英雄、烈士。
但是，我們也可以看一件相關的事件。前不久，中共為其派遣來台的殉難烈士立碑，碑上名單據稱列了一千五百位烈士。也就是說，當初白色恐怖時期國府所殺戮的對象的確包含來台策反、赤化台灣的中共特工，人數非少。如果這些人的行動成功，就意味著台灣也早已經成為共產中國的一部分。
問題在於，如果是這樣的結果，台灣民眾做何感想？這是大家所要的嗎？如果不是，要如何才能成功避免？
我當然不能說白色恐怖時期的殺戮是應該的。但是，面對中共當年積極赤化台灣的作為，有什麼方法能有效避免台灣淪共？（看大陸拍攝的「潛伏」一片，或可想見，真要能抓出共諜，豈是易事，在講究人權的原則下，難度豈不更高？）
今天有許多人從人權、人道的角度批判蔣公。但重要的是考慮時空環境條件。在大敵當前的時候，太講究人權原則的操作有可能導致全體覆滅的危機，而某種違反人權的作為卻可能拯救全體。考慮到這種可能性，我們就很難簡單結論說，被稱為「白色恐怖」的肅清政策必然是嚴重錯誤的政策。
作為一般百姓，我們沒理由去隨意殺害人命，而我們也樂得以自己的「善良」來批判作為領導者的血腥手腕。但是，那可能是因為我們不必為集體的生命財產負起責任。所以，這樣的正義批判可能太廉價。蔣公可能有罪，但是，若以為我們對蔣公的批判當然是正義的、公允的，恐怕想法太膚淺。再說，現在這個時候來批判蔣公，能彰顯我們的道德勇氣嗎？戒嚴時期敢於批判蔣公的人的確是鳳毛麟角，但是現在我們還需要有道德勇氣才敢於批判蔣公嗎？
理性態度絕不會輕率主張血腥、暴力，而且會希望預先化解可能促成血腥、暴力悲劇的扭曲社會條件。但是，在悲劇已經發生之後，理性態度也不會鼓吹仇恨、報復，而更傾向提倡理解與原諒。因為仇恨可能將是下一階段衝突、暴力的根源。當然，諒解既有的威權作為，絕不等於提倡未來的威權主義。認為兩者間有必然的因果，這種邏輯是有問題的。反之，我認為唯有理性才是我們集體解困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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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政治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