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常常會帶給人，很多回想。看完了「餘生」這個電影，百感交集。至少有數十年間，我們和那些霧社事件劫後餘生的原住民生活在同一個空間。但是他們的苦痛，在民主化之前，被葬送在無邊的陰暗世界裏。

從「餘生」裏我們不僅看到聽到他們悲苦的歷史。我們也看到了這些悲苦歷史烙在他們身上的痕跡。

差不多出現在影片上的原住民都有三·四個名字。他們自己的族名,日本殖民時代的日本名字，中華民國時代的漢人名字。日本殖民地政府·中華民國政府都要越俎代庖，替他們取名字。

同時原住民的存在價值，並非以他們自己的文化觀來定值，而是以政府的價值觀來評價。被命名為花岡一郎與二郎的原住民,在霧社事件發生的當初,被日本當局,當作首謀，被媒體批評為忘恩負義。結果一個剖腹,一個吊頸。但是到了中華民國時，反而被看成是抗日英雄,一郎被請入忠烈祠。

國家不但介入了他們生命的命名，生死的價值，連他們生存的空間，也成了標示國家恩德的空間。清流的名字一變再變，成了所謂的「仁愛鄉」。似乎是在標示著國家的大仁大愛。

台灣的歷史還在演變中，統一獨立吵個不停。影片的最後，尋根的三個原住民父子，在先祖的發祥地所說的「不管是大中國也好，大台灣也好，這裡是我們的發祥地」，一直縈繞在耳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