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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6/18 06:06:51瀏覽126｜回應0｜推薦4 | |
| Excerpt：周芬伶的《情典的生成：張學與紅學》 雖然張學或紅學對我來說太過專業，但本書提到薩伊德的「晚期風格」並引述評論張愛玲後期的自傳小說，倒是頗感興趣，以下摘要分享。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903860 情典的生成：張學與紅學 作者：周芬伶 出版社：印刻 出版日期：2021/09/30 以張愛玲為核心，上溯兩百年前《紅樓夢》的情癡幻愛，下推現代文學中創傷、疾病、流亡離散的女性書寫脈絡，深度分析張愛玲一生不斷變體轉譯的自傳書寫與古典小說的互文交織，她彌合古典與現代的分裂，追溯傳統，將之現代化，而愛情這亙古不衰的主題，正是她把握的關鍵，愛情是她最大的訴說，也是她自身的代名詞。 【Excerpt】 〈生活性與空間性〉 [前言] 二十一世紀初，離張愛玲過世十年之後，由宋以朗經手出版了張愛玲從一九五〇年末期到七〇年末期的重要著作，依年代順序是英文版《易經》在前而中文版《小團圓》之改寫在後，說明張在美國所作的文學創作努力並未交白卷。一九五九年張將滿四十歲，而母親剛過世，她想以自己家族的故事進攻美國市場，就像當年她以〈金鎖記〉奠定文學地位，這在她離開大陸前仍在進行電影改編的作品，可能是她最滿意的作品，之後一再改寫為英文小說《Pink Tears》與中文小說《怨女》；另一方面她進行自傳小說的大部頭書寫，拋棄了前期小說的戲劇性、香港時期的政治性，轉而朝向自我審視的夾縫書寫，這些小說難讀寫，大多具有影射意義，有優有劣，有人拿它與《孽海花》相比，令人想到薩伊德的「晚期風格」所言：「在他們的晚年作品中並非表現得成熟與圓融，反而表現得更孤僻，更不守常規，展現了精神上的自我放逐，一種刻意不具建設性的、逆行的創造。」另外，書中人物與母親關係為小說的主軸，其中重大的轉折點發生在香港，她在香港大學因成績優異得到自信，她的上進與母親的墮落為重要對比與衝突點，從此母女切斷臍帶，並以雷峰塔倒塌作為象徵，在這場親情災難中她成為她自己。本文從她的後期的自傳小說討論其晚期風格，說明它們的文學意義並強調香港這座城市的關鍵性。 …… [一種晚期風格——主客交融的書寫] 薩伊德運用阿多諾的「晚期」論點，接連對貝多芬、理查．施特勞斯（Richard Strauss）、莫札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尚．熱內（Jean Genet）、古爾德（Gleen Gould）等人進行討論，描繪出一幅嚴謹而深刻的「晚期圖像」——不僅在音樂、文學、電影上，只要可以統攝為「藝術」的項目，在觸及「死亡」這個無從逃避的主題時，都應發展出屬於個人的、富含辯證性格的「晚期風格」。薩伊德同樣觀察到另一種「晚期」面貌： 我們在某些晚期作品裡會遇到某種被公認的年齡概念和智慧，那些晚期作品反映了一種特殊的成熟性，反映了一種經常按照對日常現實的奇蹟般的轉換而表達出來的新的和解精神與安寧。 那是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威爾第（Giuseppe Verdi）的晚年作品，「洋溢著一種復甦了的、幾乎是年輕人的活力，它證明了一種對藝術創造和力量的尊崇」。薩伊德謂之「聰明的順從」。 他們的晚期風格，不僅不是和諧與解決，而是冥頑與難解，更是未解決的矛盾，在他們的晚年作品中並非表現得成熟與圓融，反而表現得更孤僻，更不守常規，展現了精神上的自我放逐，一種刻意不具建設性的、逆行的創造。 而薩伊德巴勒斯坦人／美國學者的身分，使他洞穿那些乍看之下乖戾、離經叛道且不合時宜的晚年作品，揭露其永不妥協的莊嚴本真。無疑地，薩伊德為這一類型的晚期風格著迷，並以極其博學的關懷視角，串起各領域大師級的晚期風格，開啟了古今藝術心靈經由細膩的觀察與深刻的理解進行溝通的可能。 從薩伊德的觀點來看張愛玲的五〇年代至九〇年代的作品，可以解釋為什麼它們看來如此怪異與退遲的現象，然而屬於張的晚期風格是不妥協和不與人溝通的偏執： 張愛玲屬於哪一種晚期風格呢？也許不適用於其中任何一點。今天我得到一點啟發，也許我們可以把張愛玲的晚期風格定位為某一種自閉式的自省風格。自閉式就是她真的和塵世隔離了，厭倦其他人。她很不喜歡美國人，崇拜她的人，她也不見得喜歡。自省的方面就是，她把自己的過去，反覆地把它寫出來，思考，甚至於自言自語。（李歐梵：〈停不了的張力〉） 李認為她的「晚期風格」不適合用任何一種來解釋，強調它是「自閉式的自省風格」，這一點我雖同意，但我覺得它並不孤絕，至少是與古典小說同行，她寫這些小說時正研究《紅樓夢》與《海上花列傳》，並試著取法於它們，陳子善認為類似《孽海花》，我覺得精神上相通，形式中有新創，並非那麼沉舊與封閉，尤其寫到九莉自己的愛情，是新穎且真切，真的是「掏心掏肺」，且與她任何一本不同。薩伊德說：「在藝術史裡，晚期風格是災難。」通過製造災難，通過把自己變成一場災難，藝術家實現了自己在美學上的自由。 傳記，轉譯，改寫，正是她的「晚期風格」，正如薩伊德提出的「晚期風格」，「晚」（lateness）並非指「暮年」（senility），薩伊德認為「晚」，在阿多諾的著作裡可視作「遲晚」或「不適時」，甚至有點「不合時宜」（untimely）的意思，暗含作品與當下時間及時尚風格不協調甚至矛盾的風格特質，這亦引申出「晚」的另一層意義：被標籤作「晚期風格」的作品，其實亦比同時代作品在「前衛」程度上更「早熟」一些，例如貝多芬的晚期作品，以及荀白克（Arnold Schoenberg）那些以不和諧及晦澀著稱的十二音列作品。 張的自傳書寫晚於西方的普魯斯特《追憶逝水年華》，卻早於一九五一年出版的《麥田捕手》，同樣叛逆與超時代，而不被讀者接受，成為禁書，說明五〇年代的美國出版界與讀者的保守性。 張愛玲的自傳小說與沙林傑《麥田捕手》同樣是一部少女（少年）成長小說，在他憤世嫉俗的言語中，表達他對現實社會的不滿，作者多次使用「虛偽」來形容他周遭的人、事、物，可看出他對成人世界的不屑和睥睨。「我一直在想像著有許多小孩子在一片偌大的麥田裡玩著種種遊戲。有上千的小孩子，同時又沒有人在旁邊——我是指除了我以外沒有大人。而且我還是站在一個危崖的邊上，我所要做的是，我得抓住每一個跑向這危崖邊去的小孩子，我是說如果他們不知道這是懸崖而跑了過來的話，我就從一個地方出來抓住他們。這就是我成天想做的工作，我只是想做一個麥田裡面的捕捉者而已。」而張愛玲的自傳書寫橫貫她的寫作生涯超過半世紀，她對自己來自的家族年王文興的《家變》，才正式上場，張愛玲從四〇年代即以反母道父道為出發，〈私語〉較含蓄，〈金鎖記〉則較經典且激烈，其時已隱含她對母道的質疑；之後越寫越叛逆、越明顯，五〇年代最為激烈，以《雷峰塔》、《易經》為代表，她筆下的邪惡母親比〈金鎖記〉中的七巧有過之無不及，不管是反覆譯寫的《怨女》或自傳書寫皆以此為主題。這種離經叛道的表現，可以薩伊德的「晚期風格」論之。 與當下時間及時尚風格不協調甚至矛盾的風格特質，亦比同時代作品在「前衛」程度上「早熟」，」跟同時期的移民作家相比，她的寫作不一定是前衛的，甚至有點後退或不合時宜，她的書寫不斷重複，關於重複書寫在美學上的意義，王德威說：「重複是張愛玲寫作的本命」。 但也不必美化重複，它是文病與心病交融的情結；重複的另一意義也許是「膠著」與「頑抗」，當她在中文世界評價極高的作品，在英文世界一再被退稿，這令她感到困惑與挫折，於是一再改寫、譯寫，最後濃縮到只有幾頁。她對自己的作品有著極頑固的信心，認為總有被接受的一天。 另外，移民作家在文化上出現「退遲」的現象也許是正常的自我防衛，當僑居者處於「賤斥」的位置，依克里斯多娃的理論，自我客體化的結果，是回憶不斷閃現，他不斷回到過去，只為追求靈光的閃現，當主體與他者分裂，他者形成頑強的卑賤物： 苦痛、恐怖、死亡、共謀的譏諷、卑賤、害怕……。這深淵，悠悠訴說著在自我和他者在全無和全有——之間的奇異裂縫。 移民者是「自動的他者」，為驅逐他者（卑賤物）而不斷抹除、遮蔽，父母親情在這裡變成卑賤物的投射，而以厭惡、反感的面貌出現，因此不斷回到過去，意謂著抹除過去，在遺忘與雷電的兩極樣相激，真正的真相是沒有真相，只有空洞與分裂。以此說明張愛玲的中、晚期自傳書寫，當可說明她有重複之必要，退遲之必要。 再者，她的自傳三部曲與《瑰寶》之類的作品大不同，她著重自己（主體）的突圍，且朝主客交融的方向努力，著重空間、交通工具、生活性、方言性的描寫，寫活了許多人物，還有香港。雖然題材重複，文類已從散文擴大為數十萬字的長篇小說，寫法一再改變，從四○年代的抒情，到六○年代的批判，以兒少視角描寫的家史、國史，帶著濃厚的神話與傳奇色彩，至七○年代轉向夾縫文章與意識流，以愛情為重心，手法一再改變，可說她盡畢生之力都在處理她自身及家族故事，且一九七六年完成《小團圓》之後並未發，不僅如此，這三部曲都在身後才面世，可見她真心不想迎合時勢。 在放下《小團圓》的同時，她遵照宋淇的意見改寫〈色，戒〉，完全符合冷戰敘事的諜報小說，卻因此引發漢奸的討論，可說吃力不討好，然在二十一世紀初被李安改編為電影，這是一種文化的反撲嗎？以一個東方女性視角，在華人好萊塢導演的鏡頭下，再度回顧冷戰，女性的反擊雖失敗，她作為一個符號被創造，但最後還是被抹除，只留下空白。所以並非重複那麼簡單，而是自我封印、自我禁令，因宋淇要她避開「漢奸妻」這頂大帽子，這也是冷戰下的思維，或是「國共戰爭」下的思維，令一部作品封存，這在文學史上是件大事。 如《紅樓夢》的未完，或卡夫卡的自我封存，這都是文學史上的災難。 然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後霸權的凝視依然存在，作者再度寫活上海與香港這兩座城市，還作了很多考察，並畫了上海靜安寺附近地圖，這是作者長期生活且熟悉的區塊，這是王佳芝設計殺人卻被殺的地點，象徵著被割裂的女體與主體。 女體死亡，城市依然存活，她一再重返。 …… [結語] 初到美國的張愛玲，為生活寫了許多劇本，也翻譯許多反共小說，這些都沒有影響她在小說技藝上的追求，尤其在小說上，她先是多少跟隨時勢或冷戰的敘事策略，之後碰到挫折，繞了很大的彎，取法中國古典小說，而完熟她自己的晚期風格，可以說「細密的生活質地」與「人性的金石聲」是她兩大小說美學要求，這時她從上海走到香港，這個她文學的啟蒙地，更是現代文明之都，上海已回不去了。她寫的〈色，戒〉已非當時她所愛的上海，而是諜影重重的人性殺戮場，《同學少年都不賤》寫失落的上海；〈浮花浪蕊〉寫逃離上海與香港；《雷峰塔》、《易經》寫家族史，香港在其中占很大的部分；《小團圓》寫愛情，香港感覺比例變少，然更為關鍵，它是一切恩怨情仇的起源。她筆下的香港，特具風俗性、生活性、方言化，這個作品不為任何人寫，只為她自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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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知識學習｜隨堂筆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