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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4/26 05:42:54瀏覽140｜回應0｜推薦8 | |
| Excerpt：《站在人這邊：米沃什五十年文選》 我在此。這三個字包含了可以說的一切——你以這三個字開始，又回到這三個字。(I AM HERE. Those three words contain all that can be said you begin with those words and you return to them.) 此表示在這個地球上，在這塊大陸上而不是別處，在這個城市而不是別處，在這個我稱為屬於我的時代，這個世紀，這一年。我沒有被賦予其他地點，沒有被賦予其他時間，我以觸摸書桌來保護自己，使自己不去感覺肉體是短暫的。雖然這一切都非常基本，但生命的科學畢竟是依賴對基本真理的逐漸發現。 …… 此時此刻，當我把這些話寫在紙上，無數其他人也在做同樣的事，而我們這些用色彩明亮的封套包著的書，將被加入那一大堆其姓名和書名湮沒和消失的書中。無疑，也是在此時此刻，有個人正站在一家書店，面對眼前那些輝煌而徒勞的野心，作出他的決定——倒不如沉默。這片言隻語，如果被真正地掂量，將抵得上一生的著作。然而，此時，此刻，我有勇氣說話，一種次等的勇氣，而不是盲目。也許它是我的固執，固執於追求那個句子。也許它是我一貫的無畏、性情、命運，或尋找新的逃避。不管怎樣，我的慰藉與其說是在於我被感召去扮演的角色，不如說是在於那個馬賽克似的偉大整體，它由各種人的努力的碎片構成，不管努力是否成功。我在此——而每一個人也都在某個“此”的位置上——我們唯一可做的事，是試圖彼此溝通。（1969） ——米沃什，〈我的意圖〉(MY INTENTION) 我不確定是什麼原因讓自己找到米沃什的作品卻又一再遠離。 或許是那過於自律、正向思考的微言大義，總是需要更多的時間才能完全消化吧。 試著理解這一篇摘要分享的〈反對不能理解的詩歌〉。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CN11626221 站在人這邊：米沃什五十年文選 作者：切斯瓦夫‧米沃什 出版社：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03/01 【Excerpt】 〈反對不能理解的詩歌〉( AGAINST INCOMPREHENSIBLE POETRY) …… 文學和藝術已變成與基督教分開了。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早在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們發現古代詩人和哲學家，從而觸發他們捍衛理性法則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在十九世紀的科學世界觀出現之後，這個過程便急劇地加速。與此同時，或者更準確地說，由於同樣的原因，詩歌進入了這樣一個領域，那裡有關人生意義的問題找不到答案，那裡心靈必須努力應付意義的缺席。在這個脈絡中，最具代表性的當代詩人是撒母耳‧貝克特。 這並不意味著我們的世紀沒有產生受宗教啟發的詩歌傑作，賴納‧馬里亞‧里爾克的《杜伊諾哀歌》就是一個例子。然而，宗教靈感並不一定意味著基督教靈感；有些例外，包括其作者以某個基督教教會的成員說話的長詩——譬如保羅‧克洛岱爾的《頌歌》或 T. S. 艾略特的《四個四重奏》。明顯不過的是，它們必須克服一種重要抵抗，既要抵抗公眾的知識習慣，又要抵抗詩歌中所有被認為是現代的東西。 但這現代性是什麼呢？今天，後現代主義與現代主義形成對立；然而，其目標似乎是否認明顯的延續性。我們需要回到那樣一個時期，也即家庭尊奉傳統信仰，而詩人則感到自己從家庭解放出來，並把家庭歸入一個類別，並給它一個不是十分光彩的名稱：資產階級、市儈等等，儘管他的意思無非是說，他們是不關心知識問題的普通人類。這種情況持續到今天。 仍然有很多家庭重視根植於宗教的價值觀，還有不少國家的教堂是滿座的。與此同時，相信文學和藝術的人選擇一個有點兒邊緣的立場，也許是某種截然不同的宗教秩序，有自己一套基本的原則。這些原則不必被有意識地接受，因為它們是現代文學和藝術的形式所固有的。很多詩人甚至不知道他們對法國象徵主義的進一步發展所作的貢獻的程度，因為法國象徵主義在十九世紀為反叛、孤立的詩人精心制定了行為模式。 什麼原則？首先，賀拉斯對人群的厭惡被恢復了：“我厭惡庸眾”——也可以翻譯成“我厭惡褻瀆的群眾”。詩和每一件藝術作品，因而也是人類心靈和人類雙手創造的作品，都獲得一個優越的地位，都被視為神聖的，與褻瀆的截然相反。它們的創造者因此獲得等同於牧師的尊嚴。這是所有類型的形式實驗的基礎，或者說，所有“不能理解的詩歌”的實驗的基礎。我們也許可以說，詩歌愈是不能理解，就愈好，因為它使詩人隔絕錯誤的讀者。 其次，我們普遍認為自己一無所知，但據說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樣子創造的，而人墮落了，於是乎在人的歷史的某個時刻，人通過聖子的化身得到救贖。地球上的生命的進化不允許我們在人與其他哺乳動物之間劃清界限。歷史不是上帝的意圖的逐漸實現，善與惡並不擁有形而上學的基礎。人只有在藝術中才超越自己。 …… 似乎我們都是目擊者，目擊這個以“現代性”為名的包含各種理念的複合物的解體，而在這個意義上“後現代主義”一詞是適用的。詩歌已不知怎的變得更謙卑，也許是因為對藝術作品的永恆和永久性的信仰已經受到削弱，而這當然是對“庸眾”的鄙視的基礎。換句話說，詩歌已不再孤單地望著自身，而是開始轉向外部。在美國，如果詩歌觀察當今人在這個科學技術文明階段的處境，連同其缺乏價值基礎，連同其在愛和家庭的紐帶中尋找溫暖和善，連同其對於無常和死亡的懼怕，它就會使我感興趣。我還從中覺察到高高在上的孤立的傳統，從而覺察到形式複雜性的傳統，後者源於懼怕來自封閉的社會環境的友好判斷。這甚至表現在遣詞造句中：無數為普通人所難以理解的措辭，哪怕是想像自己是精英的一部分的讀者也得偷偷跑去查百科全書；還有，眾多對當下知識份子中流行的理論和奇思妙想的指涉。也許大眾文化的粗俗本身繼續迫使少數人在一個常規符號系統中尋求庇護；在過去，波希米亞常常尋求庇護，以逃避資產階級和市儈，但在這場精英與不夠高雅者之間的爭論中，站在“人類大家庭”這一邊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 …… 在古代中國和日本，主體與客體不是被理解為對立的範疇，而是同一的。這很可能就是帶著深深的敬意描寫我們周圍環境、花草、樹木、風景的根源，因為我們可以看見的事物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我們自己的一部分，但僅僅由於事物是它們自身並保持它們的真如——借用禪宗的一個用語。在這種詩歌中，宏觀世界反映在每一個具體細節中，如同太陽在一滴露水裡。 東亞詩歌的榜樣，還啟發我去別處尋找類似于我在東亞詩歌中找到的優點。如同在參觀了遙遠國家的美術館之後我們回到本國的美術館，並以新眼光來看待它們，同樣地，歐洲和美國詩歌也向我揭示了一股特別的趨勢，而以前我對它並沒有給予足夠的注意。我開始挑選各種語言中因為尊重客體而不是主體而使我喜歡的詩，並萌生了編輯一部詩選的念頭，這些詩既符合我的要求，又顛覆了詩歌是不可避免地晦澀和難懂的這一普遍看法。 開始時，我傾向於搜集不同時代的樣本，但最終我僅限於搜集按時間先後順序接近於我們時代的詩。令人意料不到的是，在頗大程度上，起決定作用的竟然是作詩法。我觀察到，傳統押韻詩把注意力引向其聲音結構，而犧牲（無可否認，在較大或較小程度上）意象。只有擺脫固定格律，它才能專注於意象。在談論挑選東亞詩歌時，讓我承認自己有些微的不真實：原文遵守嚴格的法則、所允許的音節數目等等，但不用說，我們只能讀到接近的譯文，因為它們的韻律結構是無法被發現的，所以我們重視它們是根據它們意象的表達力。這些詩已經進入“自由詩”的正典，我受他們的影響太深了，不能在我的搜集中忽略它們。 因此，得益於我在多種語言中的閱讀，我一直都在準備一部極其變化無常的現代詩選，它反對現代詩的主要趨勢：反對大量的藝術隱喻和不受口語意義約束的語言構造。我尋找詩行的純粹、樸實和簡明。例如沃爾特‧惠特曼這首短詩所展示的： 在平坦道路上那個訓練有素的奔跑者奔跑著， 他精瘦而肌肉發達，雙腿強健， 他衣衫細薄，他奔跑時向前傾斜， 雙拳輕攥，雙臂稍稍抬起。 (On a flat road runs the well-traind runner, He is lean and sinewy with muscular legs, He is thinly clothed, he leans forward as he runs, With lightly closed fists and arms partially rais’d) （《奔跑者》）(The Runner) 西方詩歌近期已經在主觀性的小道上走得如此遠，以致不再承認客體的法則。它甚至似乎是在宣稱一切存在的事物都是感覺，根本沒有客觀世界。在這種情況下，你想說什麼都可以，因為已經完全失控了。但是禪宗詩人建議我們從松樹瞭解松樹，從竹瞭解竹，而這是一種完全不同的觀點。 有些詩聽從這種建議，轉向客體，即使客體並不一定同意作者的觀點。有時候，同一位詩人會寫一些讚成的詩和一些反對的詩。所有的現代詩都被內部矛盾和誘惑撕裂了。 沃爾特‧惠特曼在一首少為人知的未完成的詩中說： 我是現實的詩人 我說大地不是一個回聲 人也不是幻影…… (I am the poet of reality I say the earth is not an echo Nor man an apparition. . .) （《我是詩人》）(I am the poet) 以這種方式編選的詩，會使我們相信它與神秘的沉思有關，儘管詩中所描寫的題材是世界本身。而鑒於世界在詩中常常被理解為上帝的身體，也許我會被稱為泛神論者。這將是正確的，如果對物質世界的虔誠態度與一種斯多葛式接受物質世界那無所不包的、獨特的存在的態度攜手共進，如同在盧克萊修的作品中。然而我想，人類命運的悲劇不允許這樣平靜地接受宇宙那壯麗、自足的結構，而對苦難不聞不問。基於這個理由，我很難同意佛教的解決方案。唉，我們的基本經驗是雙重的：心靈與肉體、自由與必然性、惡與善，當然還有世界與上帝。這與我們對痛苦和死亡的抗議是一樣的。在我所選的詩中，我不尋求逃避恐懼，反而是要證明恐懼和敬畏可以在我們身上同時存在。 (Poetry selected in this manner may lead one to believe that it is related to mystical contemplation, although the subject matter honored in it is the world itself. And since the world is often understood in it as the body of the Divinity, perhaps I will be called a pantheist. That would be the truth if a pious attitude toward the physical world had to go hand in hand with a Stoical acceptance of its all-encompassing, unique existence, as in Lucretius. I think, however, that the tragedy of human fate does not permit such a calm acceptance of the splendid, self-sufficient structure of the universe, indifferent to suffering. For this very reason it would be difficult for me to assent to the Buddhist solution. Alas, our fundamental experience is duality: mind and body, freedom and necessity, evil and good, and certainly world and God. It is the same with our protest against pain and death. In the poetry I select I am not seeking an escape from dread but rather proof that dread and reverence can exist within us simultaneously) 我編選這本詩集的意圖，超越了文學領域。普通人所感所思都很多，但他們無法研究哲學，並且不管怎樣，哲學能給予他們的並不多。事實上，嚴肅的問題通過創造性的作品抵達我們，而創造性的作品表面上似乎只是把藝術技巧作為其目標，儘管它們裝滿了每一個人向自己提出的各種問題。也許，正是在這裡，在供精英閱讀的詩歌的圍牆裡，一道門打開了，把詩歌引向所有人。如果我這捍衛詩歌、反對狹窄和枯竭的嘗試被視為眾多可以做到的嘗試之一，我將會感到很滿足。 (My intentions in putting together this anthology extended beyond the realm of literature. Average people feel and think a great deal, but they cannot study philosophy, which would not offer them much in any case. In truth, serious problems reach us by means of creative works, which on the surface appear to have only artistry as their aim, even though they are freighted with questions that everyone poses to himself. And it is here, perhaps, that in the wall surrounding poetry for the elect a gate opens up, leading to poetry for all. I will be satisfied if my attempt at defending poetry against narrowing and dessication will be recognized as one of many attempts that can be made.) （1990） * "Against Incomprehensible Poetry.” Translated for this Volume by Madeline G. Levine. Originally planned as the introduction to Miloszs anthology, A Book of Luminous Things (Orlando, Fla. : Harcourt Brace, 1996), this essay was delivered as a lecture (in Polish) at the Jagiellonian University in Cracow on May 10,1990, and published for the first time under the title "Przeciw poezji niezrozumiałej" in the Catholic weekly Tygodnik Powszechny (1990, no. 21). Also published in Eseje, edited by Marek Zaleski (Warsaw: Swiat Ksiażki,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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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知識學習｜隨堂筆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