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24/05/03 06:15:23瀏覽151｜回應0｜推薦7 | |
| Excerpt：范銘如《文學地理》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413491 書名：文學地理 作者：范銘如 出版社：麥田 出版日期：2008/09/05 內容簡介 《文學地理：台灣小說的空間閱讀》將新空間理論應用在台灣文學批評，試圖為向來處於複雜的空間政治和地緣政治中的台灣文學，解讀出更多元深刻的面向。 【Excerpt】 〈京派·吳爾芙·台灣首航〉 我曾在戰時讀了吳爾芙的一篇文章叫做《一間屬於自己的房子》（A Room of Ones Own），心裡感觸得很，因為當時住在四川西邊最偏僻的地方，每天出門就面對的是死尸、難民，烏煙瘴氣的，自殺也沒有勇氣，我就寫信問吳爾芙，如果她在我的處境下，有何辦法？ ——凌叔華 我常常想，我寫小説，無意中有沒有多少受了凌叔華作品的影響？ ——林海音 楔子 一九三八年，中日戰爭開打的初期，凌叔華（一九〇〇—一九九〇）——這位以《花之寺》、《女人》、《小哥兒倆》等小說揚名二、三〇年代中國文壇，甫自《武漢日報》文藝版主編台上退位的京派女作家——在閱讀了吳爾芙（Virginia Woolf）出版未滿十年的《自己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wn）以後，竟然像個小女孩似衝動地寫信給吳爾芙請求指點迷津。當時正擔憂歐戰爆發在即並為個人健康所苦的吳爾芙，竟然也立刻回信，還建議凌叔華用英文書寫個人傳記。因為根據她自身的經驗，「痛苦煩悶的唯一解脫就是工作」了。吳爾芙不但表示願意幫凌叔華修改文章，還熱情地寄給她一些有助於寫作的英文小說。就在吳爾芙的鼓勵與指導下，已經成就自己最好的中文小說創作的凌叔華，開始像個新手般陸陸續續將寫好的文章寄給她，直至一九四一年吳爾芙自殺身亡。一九四七年凌叔華舉家移居倫敦，偶然結識吳爾芙生前的「閨中密友」一一薩克威爾．威斯特（Vita Sackville-West）；在威斯特的協助下，凌叔華與吳爾芙的先生取得聯繫，並找出當年她寄給吳爾芙的原稿，最後更由吳氏夫婦成立的知名出版社結集為《古韻》（The Ancient Melodies）（一九五三）一書出版。凌叔華對吳爾芙的感念不僅使她將《古韻》題獻給吳爾芙與威斯特，直到暮年接受訪談時還深以作為吳爾芙的文學弟子為榮。 …… ……吳爾芙對於西方讀者固然深具影響力，凌叔華身為小說家和編輯的資深文化人影響力豈容小覷？一九六一年張秀亞在《現代文學》雜誌上撰文介紹吳爾芙，七三年正式翻譯出《自己的房間》，由林海音的《純文學》出版社印行。這個譯介吳爾芙的過程看似偶然，其實卻大有關聯，因為張秀亞和林海音各自受過凌叔華作品直接或間接的啟迪，以及往來過從。兩位「凌迷」除了傳承凌叔華的若干京派文學特色，更感染了凌叔華對《自己的房間》的鍾愛，將之首度譯介給台灣讀者。可以說，《自己的房間》是搭配著凌氏京派航向台灣。本文將先分別比較林海音與張秀亞的文本裡，到底移植了什麼京派及女性文學的特質；最後再探究，這兩者被引介到台灣文壇之後產生什麼變化，以及促使此轉化的可能理由。 …… 三、解讀吳爾芙 綜合上述幾條支線進行一下幾位作家的交叉比對。凌叔華和吳爾芙都是文藻華美，即使寫實敘事常會散逸出濃郁的抒情氣味，時見出人意表的幽默慧黠或委婉卻深刻的諷寓，對於女性的處境心理皆有細膩劉切的描寫與關注。但不同於吳爾芙的布羅姆斯伯里菁英趣味與實驗創新技法，凌叔華的京派小說對於地域方物民情的著墨較多。林海音兼俱凌、吳相似之處和凌氏京派特徵，然而遣詞較白話直率，描寫北京時鄉俗敘述甚於凌叔華，描寫台灣時則否。張秀亞雖然與凌、吳的關係較為直接密切，但既沒有承繼兩人的性別關懷，亦稀釋了京派的地方性，反倒是擇取凌、吳的辭章與抒情意境，萃煉出精醇淡雅的張氏美文。 既然林海音與張秀亞各自沿襲凌叔華作品特色，而且一個以創作和出版、一個以創作和翻譯，各自具有文壇的影響力，理應可以將之傳播，並在台灣生根。然而，為什麼京派文學與女性文學的重要內涵並未被五、六〇年代的台灣藝文界接受？京派文學徒存華文麗藻，而女性寫手眾多但沒有形成重大的流派？ 第一個問題似乎比較容易解答。京派文學的寫實內容除了需要深入了解地區景觀風俗民生，還要求精準地掌握住當地使用的獨特方言俚語。這對林、張兩位移居台灣不久的作家而言並非易事，尚需等到下一個世代的本土作家黃春明、王禎和才能寫出台派的鄉土小說。當其符旨被迫切除時，京派的特質自然只剩下符徵本身——精緻的文字美學。因此，林海音的京味只在她書寫北京時才得以盡情展現，張秀亞則鮮少繼續敘事。簡而言之，水土不服是京派文學無法移植的主因，即使凌叔華在一九七○年造訪台灣亦無法引起迴響，不像也只來台一次的張愛玲和其海派文學卻能被商業化、都市化的台灣社會接受一般。 關於女性意識的不得彰顯，當代的女性主義者大概都歸因於彼時女性運動之尚未起步。鄭至慧在《自己的房間》二〇〇〇年中譯本再版序中，特別強調張秀亞原序中忽略的性別議題，並且加以解釋：「本書的第一個中譯本首版於一九七三年（張秀亞譯，『純文學出版社』出版），其實稱得上與世界潮流同步，並不算晚。只不過當時台灣女權運動剛剛起步，一般人對吳爾芙建立女性文化的呼籲或許還少有共鳴」。幾年前筆者與鄭至慧的看法並無二致。我與我的女性主義姊妹們一樣深信，我們這些接受第二波婦運教育的新女性比起舊時代的婦女更「進步」，「解放」，自然更加「正確」。毫無警覺這種邏輯信念也許正是樂觀的進化論和「啟蒙」（Enlightenment）迷思。但是我的自信在我開始研究早期女性作品時逐漸產生動搖，當我接觸較多資深女作家時，更訝異於她們在言談舉止中流露出強烈的女性自主意識；強行將「缺乏性別意識」這頂帽子扣上戰後第一批女作家頭上，只是顯露後生晚輩們的魯莽無知。因此重讀張秀亞解讀《自己的房間》的序文時，對於其中女性主義「消失」的原因實需格外謹慎推敲。性別議題固然不常出現在張秀亞的文本中，卻是林海音文學的一大重點，但林海音解讀吳氏時並不特別提及。在林海音談及《自己的房間》時，只說張秀亞也有一間這樣的房間，「這間屋子對張秀亞來說，不但是實際的，也是心靈的。」連在談到吳爾芙鼓勵凌叔華寫作時，「在形式和意蘊上寫得很貼近中國，生活、房子、家具，凡你喜歡的，寫得愈細愈好。」林海音驚喜地認為，這種書寫「自己切身熟悉的事物」的認知跟她一向對小說寫作的原則不謀而合。張、林之側重吳爾芙文字技巧與文學理念而略提女性議題的態度並非特例，如果我們再佐照另一位同時期重要的散文暨翻譯名家沉櫻的閱讀。 自二〇年代後期開始，沉櫻即陸續以《喜筵之後》、《夜闌》以及《某少女》等一系列描寫女性對婚姻戀愛幻滅小說豔驚中國現代文壇，並且被賀玉波列為與冰心、凌叔華、蘇雪林、盧隱、馮沅君等並駕的傑出女作家。沉櫻擅寫現代女性生活的各式題材，〈女性〉、〈欲）、〈生涯〉捕捉女性熱戀時的心理以及進入現代婚姻家庭模式後進退兩難的困境；〈愛情的開始〉、〈喜筵之後〉更是藉由描寫男女遊戲愛情的爾虞我詐，尖銳地揭示現代社會結構裡失衡的兩性關係。如此備受期待的小說新銳，在來台之後不但沒有在文壇真空時趁勢鵠起，反而低調地轉事散文寫作及翻譯，更從此絕口不提遷台前的小說創作，連多年的至交文友劉枋、姚宜瑛亦無緣得見。甚至到晚年決定出版作品集，都只肯印行來台後的散文創作。根據林海音透露，「沉櫻開始寫作才二十出頭，那時她是復旦大學的學生。寫的都是短篇小說，頗引起當時大作家們的注意，但是她自己卻不喜歡那時期的寫作，在台灣絕少提起。她曾寫信給朋友說，她「深悔少作」，「因為那些作品都是幼稚的，模仿的，祇能算是歷史資料而已。」沉櫻所以決絕地與過去決裂，甚至捨棄優異的小說成果，選擇完全不同的文學身分重新在台灣出發，據筆者臆測，也許是想斬斷過往一段傷痛至極的婚姻記憶；不願回顧年少「作為」，以致連帶地否定年少「作品」。儘管如此，曾經書寫過許多探討兩性角力小說、本身又經歷婚戀挫敗的沉櫻，在回函給同樣遭丈夫背叛、同樣是靠教書與寫作養家的單親母親、鄰居兼摯友的張秀亞時，竟也對《自己的房間》裡大書特書的物質環境與女性創作隻字未提。跟林海音、張秀亞有志一同地，沉櫻讚賞吳爾芙的藝術造詣：「那本“A Room of One’s Own”不用說是詩情哲理並茂的傑作，由你譯出，再合適沒有。」這箇中原委，難道真只是女性意識的渾沌，亦或是別有衷曲？ 本文因此想提出另一種大膽的推測：女性主義在解讀《自己的房間》時一再消匿，並非因為五、六〇年代的女作家們「沒有」，反而是因為她們已然「具有」女性意識，所以毋庸再議。就林海音、張秀亞、沉櫻以及同輩女作家當時的物質基礎來看，她們多是接受過高等教育的職業婦女，有著獨立的經濟收入，即使沒有一年五百英鎊；女性文友們往來唱和、相互鼓勵、切磋藝文，即使缺乏私有的書房，至少擁有公開的創作空間。女性具有教育權、選舉權、工作權與財產權，《自己的房間》裡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訴求對五、六〇年代女性文人來說已初步完成，至少在表面上。因此，她們並不需要再大聲疾呼女性的基本生存權利。但如果據此斷言，翻譯《自己的房間》純粹只是藝術性的欣賞，卻也過度簡化了翻譯的社會性效益。 韋努蒂（Lawrence Venuti）在分析翻譯的文化功能中一再強調，翻譯不只是再現異域文化，同時也是建構本土主體的手段。「翻譯是一個不可避免的歸化過程，其間，異域文本被打上使本土特定群體易於理解的語言和文化價值的印記。這一打上印記的過程，貫徹了翻譯的生產、流通及接受的每一個環節。」習因此，異域文學的價值與詮釋往往脫離了其原始脈絡，轉而遵從本土習見之美學標準。我們以為閱讀翻譯作品是藉此認識異國文化，這可能只是自我鏡像的誤認： 翻譯通過為「映照」或自我認識過程創造條件來塑造本土主體。……這一過程基本上是自戀性的：讀者認同於一個由翻譯投射出來的理想，通常是在本土文化中已占有權威地位並且主導著其他文化群體準則的那些準則。……因此讀者的自我認識也是一種誤認：本土印記被當作了異域文本，本土主流的標準被認作是讀者自己的標準，某一群體的準則被認為是本土文化裡所有群體的準則。 換句話說，翻譯不只是引渡外國文化的橋梁，更是經由「他山之石」的助陣、推動本國某種潮流的媒介。翻譯常常用來配合某些本土語言與文化的發展建設，尤其是與攸關特定社會集團、階級與民族的文化身分的塑造。在此種狀況下，「譯本往往是高度文學性的，意在催化一場新的文學運動」。 韋努蒂的說法提供我們一個思考的轉向。翻譯和詮釋的意義往往是源於內部文化的需要。既然五、六〇年代的女作家們已經擁有基礎的社會權益，她們渴望爭取的會不會是更形而上、更抽象的東西？可不可能翻譯吳爾芙的重點，不在於社會運動而在於文學運動？不在於《自己的房間》的前半部而在於後半部「 亦即是探討女性書寫的部分？ …… 搬來吳爾芙的《自己的房間》，張秀亞為自己的美文與女性書寫特質合理化；請出吳爾芙與凌叔華的寫作心傳，林海音為「寫身邊瑣事」找到正當性。吳、凌的女性議題除了是林海音筆下的「社會問題」，已經進一步衍伸為林海音、張秀亞共同關心的「女性書寫」議題。張秀亞並沒有忽略女性訴求，而是將優先次序從物質條件調整成書寫的論辯。翻譯、出版《自己的房間》，林海音、張秀亞為戰後蓬勃的女性作家與書寫特徵尋找出一個更具理論化、國際化的奥援。 …… |
|
| ( 知識學習｜隨堂筆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