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立場上，我大體屬於泛藍的成員之一。在網路上與人做政治有關的討論時，這種立場似乎頗為尷尬，我甚至同時與三種人存在著不同程度的歧見。多年來，我與泛綠陣營有長期的對話，雙方常起爭議，特別是在討論關於統獨議題時。而在對於藍綠政治人物的評價上，彼此也有明顯的歧見。晚近，又有機會和大陸網友對話，歧見似乎更深，也常引起筆戰。此外，我偶而也會和一些同屬泛藍陣營的網友爭論。感覺上，晚近泛藍陣營似乎有裂解的趨勢。最主要的裂解，以台面上的政治人物為例，從連戰到馬英九，到王金平，不同的人在統獨相關的議題上，彼此似乎分屬不同光譜；而且，恐怕隨著近年中國大陸的崛起與統戰力道的逐步加強，泛藍內部的歧見似乎也正在深化。

當然，歧見並不完全只在統獨這個單一議題上，而同時可能牽扯到如民族主義 / 自由主義、全球化 / 區域化或經濟政策等其他議題。我認為許多歧見有著很深的根源，非三言兩語能夠化解。面對著這些歧見，我覺得我們必須堅持高度的耐性，與異議者進行理性的對話，同時堅持自尊並尊重、包容異議者的基本態度。

交代這些歧見，並提出可能的對話原則，並以此為基礎，尋求兩岸關係的最合理解決，這會是個有意義的工作，但也絕非易事，可能需要通過漫長的討論。容我逐次做出相關的討論。

首先，容我引述我與某位泛綠網友園先生（「園」係其暱稱的第一字）的討論，並通過討論試著從中尋找一些可能的共識性出路。

園先生在網路上引用台獨大老彭明敏先生的一篇評論龍應台女士「大江大海 1949 」一書的大文。我對彭文（其內容暫略）做出了如下的回應。

對於彭明敏先生的論述，我保持尊重，我願表示，我們應該對於當年本省人的傷痛，給予更多的同情的理解、體會。但是，我與他的主張和看法還是有一些基本的差異。
首先，我覺得彭先生似乎有點鴕鳥式地把自己的眼睛矇起來，只強調己群的傷痛，強調己群所憧憬的（國家認同）理想，而不太願意面對現實的情境。

中國大陸的存在意義，對彭先生來說，似乎等同於某個非洲國家。如果中國大陸有什麼悲情，那也等同於非洲某國家發生的災難一樣，換言之，我們可以只要在看新聞的那一刻感傷一下就過去了。

對於中國的傷痛或困難，彭先生可能不願意再多付出關心，因為他覺得那與他沒什麼大的相干。甚至他覺得中國是敵人，當然不需要付出特別的關心。對此，我也不能多說什麼。要不要付出關心，這種事難以由別人來強迫。但是，中國之於台灣，真的如同某個非洲國家之於台灣嗎？從主觀上、客觀上看，兩岸關係真的是如此嗎？

撇開外省人不說，也不說兩岸文化上千絲萬縷的關係，不說國際法上的束縛，所謂的本省人，真的能視中國為完全不相干的外國嗎？有人也許能做到，但是所有的本省人都這麼想嗎？戴國煇與陳映真先生好像就不是這麼想的，林義夫先生好像也不是。連戰呢？

猶太人失國二千五百多年，還努力要恢復以色列國。從中國大陸來到台灣的人，只要二、三百年就可以和祖國的關係完全割斷嗎？

當然，本省人也許可以說：中國太醜惡，所以我不要做中國人。但是，這恐怕也還是需要論證，需要建立與結論間更嚴謹的邏輯關係。而且，即使是這樣，我們恐怕還是得睜大眼睛，看清楚中國，嚴謹處理好兩岸互動的過程。而不是矇上自己眼睛，一味強調台灣國的美好，就真能享受美好的果實。

拒絕正視中國，忽略中國論述之必要與兩岸互動之重要，這可能是彭先生最大的失誤。

再則，彭先生強調，外省人的傷痛，本省人已經熟知，而「本省人的哀鳴嚎泣，外省人都不屑一聽、不屑一讀」。這個說法恐怕未盡公平。客觀的事實也許是，雙方對於對方的傷痛都是不夠關心的。每個族群都有「我群中心」的偏向，要很努力地去關心他群，都不容易。兩蔣時代，在教育中如果播下了「毒素」，播下對中國傷痛的格外關注，那多半不是「外省人」自身切身的傷痛，尤其不是如龍應台所描寫的那種 1949 的傷痛。「 1949 」的傷痛，很多人是不提的。那就像是身上尚未痊癒的傷疤，自己都不敢輕碰。而且，那裡面有許多是不足為外人道的故事。譬如說，將軍打了敗仗，退到台灣，他會津津樂道他的敗仗是怎麼打的嗎？來台灣的初期，許多人無處立錐，他會逢人就說自己怎麼在他人屋簷下仰人鼻息嗎？還有許多人身份不明，因為借用身份，他會把這些事到處示人嗎？

實際上，近代的中國經歷了長期患難，每個中國（大陸）人都經歷了各種的磨難。相對於中國（大陸）人，日據時期的台灣人反而少了這些磨難經歷。 1949 年的動盪，其實不是一年、一時的困頓，而是一個長期困頓將終時的最高音。

彭先生真的很清楚知道外省人的傷痛嗎？還是他以為他知道得已經很充足了？

沒錯，來台灣的外省人整體而言曾經得到政府政策上的優惠待遇。但是，這些優惠政策是可以調整的，也已經有了大幅度的調整。而且，當初，多數外省人都經歷過出生入死的過程，才來到台灣。他們中有許多人的家人或他們自己，都曾為台灣的不被共產化而奉獻心力，甚至生命。前述的那些不公平優惠，可以被檢討，但應該不是一種原罪式的、無可饒恕的惡。

國府在台灣，初期採取嚴峻的控制，讓許多人受到痛苦。本省人固然深受其害，但是，外省人又何嘗不然？也許，外省人在心理上更願意接受國府的統治（因為那是他們的選擇），而本省人則並非自願。但是，終極而言，又有誰是自願接受「暴政」統治的呢？本省人無從選擇，外省人的選擇也一樣不多。在當時緊張的反共氛圍下，過當的作為，有其發生條件。

也許，外省人中有較高的比例參與到「暴政」之中，這部分是值得檢討、算帳。但是，要算這種帳，最好是採顯微手術式的算法，不能直接採用本省、外省的簡單二分法來處理。這個帳可以繼續算下去呀。

跳開這些恩恩怨怨，回到現實面，全體台灣人，必須面對眼前的新局面：如何對兩岸關係？這是無可逃避的問題。然而，彭先生好像並沒有這樣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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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出以上的回應後，園先生回應說：我想欄主忽略到一個重要問題。欄主說：「 近代的中國經歷了長期患難，每個中國（大陸）人都經歷了各種的磨難。相對於中國（大陸）人，日據時期的台灣人反而少了這些磨難經歷。 」這種說法，事實上對我的父執輩是不公平的。本人的父執輩的日本時代經驗是不好的，他們面對的是歧視台灣人的日本統治，日本戰敗後，面對的是同樣歧視台灣人的外省人統治。而我們所受的教育又是講中國地理和歷史的教育。台灣的本省人被迫去讀台灣人所未曾經歷的中華民國史。但是歷史教育中，日本時代的歷史卻隻字未提。雖然現在比較有增加內容，但比率仍然過少。許多外省人後代，甚至本省人後代對日本時代的歷史都不清楚。到底身為台灣人，是學蔣介石北伐，中日抗戰比較重要？還是學台灣的烏山頭水庫誰蓋的，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是誰比較重要？

對此，我寫了一篇「同是天涯淪落人！」回應。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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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意並不是說日據時期台灣人過得很好，但是比起當時中國大陸一般人來說，台灣社會至少維持了比較長時間的安定與經濟成長。

1949 年以前的中國，除了內、外戰連年，還有許多地方性的小亂事。我父母親住在湖北省北部，靠近木蘭山（現在是風景區，早期曾是共黨的游擊基地），約從民國 17 、 18 年起，共產黨就不斷在地方打游擊。我父母親的家族因為是地主、是地方仕紳，從此都不得安生。我母親 8 、 9 歲之齡，被共產黨逼著跟著老祖母到處討飯，他人且不得收容這對老幼婦女。稍後，日本軍來了，又不時得要跑日本軍（日本軍隊下鄉，民眾就得躲到山裡去，以免被搶、被姦，或被殺）。可說一直到來台灣以後，他們才能免於日日像驚弓之鳥那樣過活。（不過初到台灣，並不是立即就能獲得安頓，也經過好一番折騰。）

中國人有句話說：寧為太平犬，不做亂世人。 20 世紀初的中國人，恰恰就是亂世人，日據時的台灣人雖然也不幸，但是比起戰亂中的大陸中國人，處境似乎還是要好一些。

比較誰的日子過得更苦些，這實在不是值得辯論的話題，因為無可驕人處。大家何妨更多些互相的同情、理解。同是天涯淪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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