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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2/05 09:39:00瀏覽418｜回應5｜推薦2 | |
倫敦某火車站裡，英國鋼琴師（Dr K）和某華人影視團體的摩擦，近日成為了受矚目的爭議事件。究竟孰是孰非，又是大家各執一詞。涉事的中國男子冷雪年當時要求鋼琴師刪除有中國人入鏡的視頻，並稱這是在依法維護自己的肖像權。稍後他斥責英國鋼琴師“種族歧視”（因為鋼琴師說中國人手持的國旗是共產黨旗）。接著他又咆哮要求鋼琴師"別碰她（Dont touch her）"，又指著那位女士（張寧女士？）說”你和她年紀不同“。而鋼琴師當時回應說：我沒有碰她，我是去碰那面旗子。雙方最後是由警方戒止了衝突，不歡而散。
關於肖像權，鋼琴師稱，這裡是公共場所，有攝影自由；他並且強調英國是自由國度（這可能是實際上引起冷男不滿的理由。只是冷男似乎後來用了另外並不妥當的理由爆發---意指鋼琴師欲騷擾另一涉事女子張寧）。
至於種族歧視說，其實更是奇怪。為什麼把國旗說成是共產黨旗就是種族歧視呢？是自認為被說成是“共產黨”就是帶有貶義嗎？
事後，另外一位涉事的團員劉夢穎女士在其主持的視頻節目中表示要還原事情經過。她特別強調指出國旗的尊嚴，是不可褻瀆的，並且表示冷男的憤怒咆哮就是為此（暗示為了維護國旗的尊嚴）。但是這和視頻中所看到的事實顯然有出入。冷男顯然是在保護張寧女士，而不是在談國旗（冷男中間還用手指比向張寧；另外，說”年紀不同“，顯然也不是在說國旗，而是指鋼琴師和張寧年紀差異大--似乎暗示鋼琴師為老不尊）。劉夢穎女士是不是有意要把爭議導向一個更能凸顯己方正義、形象高大的敘事，還是真認為事實如此，我不確定。劉女士目前據說正在準備控告Dr K。
以這件事來說，我其實認為冷男等小粉紅們恐怕是在國際間為中國製造了負面形象，而絕不是加分效果。但是，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做呢？一個簡單的解釋是他們行為的主要參考團體還是同溫層群體，也就是其他的中國人，特別是其他的小粉紅。他們要向其他的小粉紅證明自己的忠誠。至於行為的總體後果，恐怕太遙遠。嚴格來說，誰也不確定總體後果為何。我上面說這種行為會在國際間造成負面形象，這未必是小粉紅們在意的事情。因為我所說的“國際間”，在他們看來可能只是“西方帝國主義者”的觀點，而他們可能想“誰在乎這些人的觀點呢？”。
那位冷先生，其實在事件之初表現得很有禮貌，但是在被對方拒絕（拒絕刪除視頻，並否認對方有要求刪除視頻的法律依據）以後，顯然開始惱怒，於是忽然出現咆哮行為。這個情緒轉折有點突兀，而借題發揮的題目（關乎性騷擾？）似乎也不是很恰當。而他的真正惱怒點很可能還是對方提到了“共產黨”這個詞。重要的是，冷先生很可能很清楚：在現在一般的西方人心中，“共產黨”代表的意義是很負面的。而他先說這是“種族歧視”，但是，他大概立即意識到這個說法不妥，因為這無關“種族”。那究竟是什麼樣的歧視呢？對方是在暗示對共產黨有負面評價嗎？
我認為，那位Dr K先生確實對共產黨存有負面評價。只是，他並沒有表明，而冷先生雖然意會到了這一點，並且因此惱怒，卻也不願意點出來。於是他才喊出“Dont touch her”，也就是轉移了罵人的題目。這個事例其實只是最近一連串摩擦事件的一樁，西方社會與共產中國之間的心結，已經日趨明顯。
事實上，中國小粉紅們在國際間因為要表現”愛國“而與人發生衝突的事件近年頻傳。之前，有一群中國人在英國的塗鴉牆上以紅漆寫上中文大字，列出2012年中共中央所列出的12項社會主義核心價值。此舉也引起各界譁然。還有，在日本，有中國小粉紅去和日本餐廳店主爭議，要求取下所張貼的”中國人勿入“的字樣。結果，牌子取下了，卻換上”89“、”64“等針對中共表達不滿的字樣。
2019年，在澳洲昆士蘭大學裡，有中國留學生嗆聲香港女學生（女學生當時是在發傳單聲援當時香港的反送中抗爭行動），並質問她會不會說中文。旁邊有澳洲人問中國學生，是不是支持對維吾爾人的種族滅絕。中國留學生則回說那是他的自由。過程中，並有中國留學生用fuck嗆罵香港女生。而澳洲人則斥責中國留學生，表示他們是被洗腦了。
在這一系列的爭議事件中，即使每次都是中國小粉紅佔到當時爭議的上風，從一般外界的觀點來看，中國人在國際間所留下的印象恐怕是負面的。而會發生這一系列爭議事件，顯然已經不是特定個人的性格、心態的問題，而是某種具典型意義的群體心態與群體壓力所導致的行動。
中共善於煽動群眾情緒、發動群眾運動，特別是在中共發展的前期與建政之初。中共的這種傳統，雖然在改革開放期間比較消停，卻至今未完全消失。特別是在習近平執政任內，搞戰狼外交、民族偉大復興、清零政策、脫貧攻堅、從嚴治黨...，其實也都具有群眾運動的性質。
群眾情緒的激發，通常依賴一些簡單有力的口號，譬如“建設新中國”、“窮人要翻身”、“破舊立新”、“批林批孔”、“中國人民萬歲”、“打倒帝國主義”、“超英趕美”、“放衛星”...，當然也包括“自由”、“平等”、“民主”等。只不過，有些口號用過以後似乎就丟棄了，特別是像後面這三者在中共建政以後就很少再提。晚近更常聽見的口號比較多是和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相關，譬如“厲害了，我的國”。
無論如何，這些口號在呼喊的當下是很能夠激勵、號召人心的，能夠讓群眾產生熱情，願意擁抱由這種思想引導的群體，也可以說是同溫層。
不過，參與群眾運動的成員並不只是有熱情，他們也承受到群眾壓力，這種壓力，可能被意識到，也可能不被意識到。越是想要特立獨行，拒絕跟隨群眾的聲音與腳步，甚至與之對抗，就越可能受到群眾的嚴厲懲罰，也越可能因此而意識到群眾壓力的存在。反之，當事人就可能比較不會意識到群眾壓力的存在。不過，不意識到群眾壓力並不意味著壓力不存在，它只是比較隱性的存在。一旦當事人被認為有違背群眾意志或主流意見的行動時，壓力立即會展現、顯化。當事人也可能是隱然感知壓力的存在，而下意識地就順從了壓力。也許，在順從行動的當下，當事人會覺得欣喜或釋然，因為消除了壓力威脅，從而增加了安全感。安全感是人心中最基本的需求。
中共在群眾運動中進行的一些公審、揪鬥活動，就是一種群體的懲罰。受群眾懲罰的個人往往會恐懼、會非常缺乏安全感，而也可能會失去自我價值感，於是只好順從群眾；又或者失去與群眾對抗或分道揚鑣的勇氣與意志。
壓力與熱情是群眾性質的一體兩面，往往是同時對其中的個人起作用，而影響效果也會因此越發顯著。
積極表現“愛國”行為，很可能就是群眾熱情與壓力共同影響下的產物。中國小粉紅表現的“愛國”行為很可能就是在這種情境下的動作。很重要的是，他們的主要行為參考團體是對自己產生壓力的那個群眾，也就是其他的中國人，特別是小粉紅。至於外國人的感受，相對來說比較不重要。他們甚至可能會認為，能夠激怒、羞辱到對方，才正合我群之意。
想來，在清末義和拳亂時，那些義和拳成員的心態也接近於此。當然，拳匪們只是行為更激烈，更無知，不知道事情的好歹。現在的小粉紅們，特別是那些在國外行為引起爭議的小粉紅，通常已經是大學生或更高階的知識分子。說他們無知可能並不適當。他們知道守法、用法，甚至拿法律為憑藉來進行攻擊。不過，他們的心態很可能也經過長期的洗禮，以致於比較不會反省敵意本身的問題性；而且在計算總體的利弊得失時也可能有不同的衡準。
在社會科學裡，有所謂“被訓練出來的失能”，小粉紅們也許不是失能，而是被訓練、被要求而鍛煉出來一組價值觀，以及人我之間的敵友關係的認定模式；可能還包括某種帶有自我催眠效果的辯論邏輯。“意識形態”大體就是這種“能力”的常見說法。他們學到一整套的說詞來說服自己相信自己基於“愛國”而展現的敵意或攻擊言行是對的、是應該的、是值得被肯定的。“資本主義的罪惡”、“帝國主義的罪惡”...等就可以合理化一切的敵意或攻擊行動；而所謂“普世價值”則只不過是這些罪惡勢力的飾詞。
在改革開放政策時期，中共對外國，特別是西方國家，態度較友善。但是，從中美貿易戰爭以來，中共與西方國家的關係再度趨於緊張；新冠疫情與俄烏戰爭...等事件又加劇了彼此的敵意。小粉紅們則以具體行為來反映這種敵對關係，並且用這些行為來取得群體的支持與肯定；或者說是在時不時發生的對外衝突中選擇可獲得所屬群體認可的立場和與之相適應的動作。
不過，我估計，中西方之間的這種摩擦、衝突，越來越走向儀式化，也就是說，小粉紅們的行為其實更多是集體價值與群眾壓力的體現，而較少由衷的個人仇恨意識。小粉紅們更多是為了獻上對集體的忠誠，而表現對西方人的敵意。可以說，這是一種獻忠儀式，而不是內心真有什麼深仇大恨。以倫敦的這個事件來說，其中的張寧女士好像已經是英國籍；而劉女士有外國男友；冷先生在照片中則和那位劉女士的外國男友狀甚親暱。這些都反映出，他們個人可能對英國、對西方並沒有什麼深仇大恨。他們的意識形態可能引導他們對抽象的西方人（具體來說，就是彼此沒有發展出私人關係的西方人）仍然抱持敵意；而如果發生了實際的衝突，也要選擇站在可獲得群體認可的立場。也可能有些更激烈的人則積極表現對外人的敵意，以反襯自己的愛國。總之，這是在對自己所屬的群體表現儀式性的忠誠。
雖然我認為有些摩擦、衝突其實比較是儀式性的獻忠行為，但是，這並不表示中西方之間的衝突並不嚴重。我們也許可以發現，當年納粹對猶太人的仇恨，部分也許是來自成員們的實際生活經驗，但是更多應該是源於宣傳。而這樣形成的仇恨卻已經足以釀成屠殺的大悲劇（其中很多人可能是對悲劇的發生睜隻眼閉隻眼，但是有少數人則積極採取攻擊行動。而這對悲劇成形就已經足夠）。
會凝聚出集體共同的仇恨對象，部分是因為有些人會把自身的不幸與痛苦的原因轉嫁給群體所仇恨的對象。他們可能真的心存強烈的仇恨，只是仇恨的具體對象卻是被引導出來的。納粹可以仇恨猶太人，中國人也可以仇恨西方帝國主義，並且把自身的痛苦歸責於對方。
這裡也許還有一種組織機構的效果值得注意。在個人主義式自由主義的社會裡，仇恨也可能被不公平地聚焦於特定對象，譬如少部分白人可能會把自己的痛苦歸咎於黑人，以致於針對黑人實施攻擊。不過，在個人主義式自由主義的社會裡，這種情緒引導的效果會比較有限。反之，好像納粹那樣的權力集中、對成員嚴格控制型的組織，情緒引導可能會比較有效果。就如前面所說，因為它比較能夠藉著群眾來施壓於成員個人。而現在的中共似乎也有類似的組織性格。
我們或許可以再分析一下權力集中型組織的另外一種相關效果。當最高層的領導人發出一項命令或指示以後，壓力可能會向下逐級累增。在中共“大躍進”時期，會出現所謂“畝產萬斤”的荒謬故事，很可能是因為最高領導人毛澤東提出了“放衛星”的號召，然後各級幹部會向下施加壓力，要求實現放衛星的目標。而這種壓力會逐級遞增，到了底層就變成一種無可抗拒卻又荒謬、不可行的目標。底下的人在沉重壓力下就只好真放出了衛星，也就是宣稱已經讓生產力實現突破性的增長，包括畝產萬斤這樣的生產“成果”。
現在研究者們已經明確知道當初是怎麼通過造假來達到這種畝產萬斤的“成果”的。但問題是，當初似乎把它看成是事實成果，而讓大家一時歡欣鼓舞，很可能因此進一步促成了更多的造假，也釀成了更嚴重的飢荒與死亡。
本文所要分析的主題則是中國民眾面對外國人（特別是西方人或與西方靠近的其他國家的民眾）的態度問題。中共領導人可能期望藉著仇恨外國人以消減人民對統治者、統治群的不滿情緒。但是，這種情緒本身卻可能導致與外國的實際摩擦、衝突。這卻又可能會讓中共頭疼。而且，民眾的仇恨情緒也有可能失控，無法由中共收發自如地操控，仇恨情緒可能隨著群體的壓力而累進，以致超過領導人預期想要的程度，也可能導致並不想要的對外關係嚴重惡化的問題。而面對這樣的危機，中共政府會怎麼處理那些表現獻忠儀式的民眾？很難說。
清末義和拳之亂，雖然清朝政府一度鼓勵義和拳運動，但是最後，義和拳還是遭到政府的鎮壓。當然，暴亂也引來八國聯軍之役，為中國又添悲劇。也就是說，即使群眾運動是受到政府鼓勵的，參與者是不是一定會得到獎勵，還是竟然被懲罰，很難預言。再以文革紅衛兵的角色為例，當初鬥爭劉少奇的那些紅衛兵頭頭們，如蒯大富等人，後來紛紛遭到判刑入獄。他們鬥爭劉少奇，難道不是得到上意首肯的嗎？重要的是，如果造成對整體的傷害，而且嚴重到難以承受，行動就可能出現反彈效果，那些率先捲入衝突的行動者就可能成為犧牲品。
今天中國大陸的國際處境估計是非常惡劣，那些可能造成處境更惡劣的獻忠儀式可能會成為衝突臨界點上的關鍵行動。對他們個人而言，是福是禍，固然難測；其增加集體危機這一點恐怕是很難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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