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女士在最近的一段視頻（如下面附近）中討論到政治抑鬱的議題。她提到現在的很多中國知識人有政治抑鬱的問題，包括她自己在內。抑鬱的原因包括：恐懼（來自人身被傷害或受到社會排斥）與身份的瓦解（遭遇政治巨變時，人為自己建構的意義與價值瓦解，人掉入重構自身意義的困境中，覺得不再是自己的主人，覺得無力感、虛無感、有身份焦慮）。

安女士嘗試在宗教中尋求救贖，但似乎並不成功。一神教太多約束，會帶來痛苦；而希臘式的多神教則又太悲觀。而在閱讀人文類書籍，特別是卡繆的文字裡，她意識到，可以把自我從現實中抽離出來，並且體會到人活著就是一種反抗。這似乎讓她有了較積極的心態。

我非常佩服安女士的智慧與勇氣！不過，在她這期的討論裡，可能有幾點可再多斟酌。一則，猶太裔美國學者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之所以被社會排斥，不只是作為猶太人被壓迫，可能還包括被猶太人群體的排斥。這可能主要是因為她在討論納粹軍官艾希曼(Otto Adolf Eichmann)的書裡，似乎對猶太人本身的表現有所批評（換言之，猶太人的苦難部分要歸咎於猶太人自身），而對艾希曼的批評又可能被認為太輕描淡寫。漢娜鄂蘭顯然寧願孤獨，而拒絕向群體妥協。這種勇氣非一般凡人可比。只是，我們究竟要不要學習這種榜樣呢？

另外，安女士對規範約束顯然有反感。認為這會給人帶來痛苦。但是，社會學者涂爾幹會強調，規範約束對人來說有保障幸福的作用。這種說法乍聽好像有點矛盾，規範既然限制人，就會讓人因為不得自由而痛苦，怎麼又會成為幸福的保障呢？這涉及到對欲望無節制的自由會給人帶來無邊痛苦這一點。涂爾幹的說法似乎不太受歡迎，不過，還是可能有道理，值得關注檢討。無論如何，規範是社會生活中必要的部分，而既然如此，問題應該是討論我們究竟要什麼樣的規範，什麼樣的規範最能帶來共同幸福，而又約束最少。

另外，關於宗教信仰與抑鬱症的關係，很可能不宜籠統審視某個宗教。宗教的內涵其實是非常多元的。同樣是基督新教，為什麼會發展出幾乎無數多的不同教派，就是因為各自有不同的領悟與強調。籠統宣稱說基督教或基督新教無助於解決人的抑鬱問題，有可能不是夠謹慎的思考，也對其中某些重要的啟示也不盡公平，很可能也太快就放棄了可能找到心靈出路的途徑。

另外還有一點，是我比較猶豫究竟要不要談、要使用什麼樣的觀點來談的問題。其實，我不免還是認為安女士可能還是太天真了些。好比說，她似乎認為（中國的）問題是在近一年多裡發生的。但是，從我的觀點來說，問題根子早已經存在，主要只是看什麼時候爆發而已。而且，會不會這時候改良主義已經失效了，而必須將中共直接作為對立面來看待；如果只是想在體制內提供改良建言，是不是只能夠一次次讓自己失望、絕望，覺得善惡顛倒了；說不定還要付出遠大於此的其他代價。坦白說，對此我並沒有最後的答案。我希望事情還沒有到這個程度，但是我也並不樂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6fEhkXSa3k&ab_channel=%E5%AE%89%E4%BA%89%E9%B8%A3